它追赶过羚羊,赶上了它,留下来守着它。很明显,羚羊被射中了,小狗在那儿看着,可是你们没去把羚羊捡回来。结果在夜里,那些坏家伙———狼去了,它们把羚羊吃了,把小狗也咬死了……它们把羚羊的骨头差不多都吃光了,可是只吃了小狗的肝,看来,它们只喜欢它的肝……”
　　 小小的、丑陋的、看来畸形然而又聪明可爱的古菇克就这样遇难了。正像众多谦虚、不漂亮、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人(我们从第一眼往往不能珍视他们)一样,古菇克也拥有一颗勇敢、忠诚的心。
　　(黑子摘自《外国散文经典》)





［成功之钥］
我是中国争论最多的导演




　　我是从来不去参与论战、对打、对骂的,这让我多年来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也因为这颗平常心,我才敢拍《三枪》这部贺岁片,敢把姿态放得这么低,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我不是辜负大家的期望,换句话说,我拍另外一部片子一样会被大家讨论,想说的人总是要说话的,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跟十几年前不一样。
　　 以《红高粱》为例,那时最尖锐的讨论就是我“贩卖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给外国人看”,这样说了我十几年。为那句话,我委屈地说了30遍,在各种场合反复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觉得人家是冤枉我。我愤愤不平,是因为我听到外国人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谁走到2000个外国人跟前,拿着话筒跟他们对话,会听到他们一个个谈的都是对这部电影的感受。我参加电影节很多次,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各个国家,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说,都是咱们自己这样说。我说,你们是替人家瞎操心。
　　 我记得那时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20年,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吗?”现在的确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对吧?到今天它就是个滞后的话题。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需要通过一部电影去反映。中国要跟国际社会接轨,会越来越透明,还存在着靠张艺谋的一部电影把某些阴暗面揭露出来吗?
　　 这不是我说了多少遍就能改正的,也不是给张艺谋平反了,说错怪张艺谋了,就能解决的,而是我们学会了用正常的创作角度来看问题。到2000年以后,谁会再说《红高粱》贩卖中国的落后愚昧?
　　 这么透明的社会,中国有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包括我们的地震灾害———我们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开放。还是这个道理,我认为现在谈论这部电影的事,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这样的讨论你再过十年来看,大家还津津乐道不?对任何一部电影的导演,不管你说他是傻蛋,还是伟大,要十年之后再来看。创作有它自己的艺术规律,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这才是创作。
　　 对《英雄》的批评集中在“为暴君和集权辩护”,甚至认为影片展示的是“法西斯美学”。评论家王彬彬不能认同《英雄》将代表集权和残暴的秦始皇描写成忍辱负重的英雄。
　　 现在很多关于《三枪》的讨论,其实都不是针对电影本身。它引发争论的原因其实是知识分子站在一个高度上谈,附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普通人站在另外一个高度谈,每个人又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角度。我觉得,这都是电影创作外的东西。
　　 你还记得2000年雅典奥运会上的“中国八分钟”吗?回来以后一片骂声,多少人都说千万不要交给张艺谋,张艺谋会把咱们的形象弄完蛋的。多少知识分子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凡是我能够查到的评论,凡是我认识的外国人的评论,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很好的评价,都说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时挺高,这个说,那个说,说得很多很多,惊动了上层,所以才有了一个决定:全球招标奥运总导演。后来全球竞标,我就参加竞标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还是不敢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想的,人家外国人看开幕式,就是看一个文艺表演。
　　 关于《三枪》的许多讨论,我注意到了,我不认为是就电影来讨论的。我开始就说要拍一个贺岁片,让大家高兴高兴。我在电影院也看到,南北的观众在影院笑了不下30次。
　　 很多观众都这么跟我说:“张导演,其实这是个文艺片,不是商业片。”上海一个观众跟我说:“你把前面三分之一拿掉,后面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片。”观众是看得很明白的,但这个问题在“首都文艺界”那个圈子里是说不清的。
　　 我说很多人不懂电影,为什么?电影是一定要分类型来谈的,这个话题可以把许多人说的外行话分出来。全世界都这样,电影就是艺术类和商业类。
　　 在参加艺术电影节时,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放《我的父亲母亲》,电影音乐响了一点,评委们都不喜欢,说这样有一点煽情,有一点偏商业性。当时,巩俐是主席。评完奖之后,她私下跟我说:“导演,你的音乐要是没有那么响,会好一些。就是音乐有一点好莱坞的样子,不然有可能拿金奖的。”
　　 我们中国是不分电影类型的,要求所有的演员、所有的作品承担全面性的适应。确实,我这次是姿态放得很低地去拍一个所谓的搞笑电影的,因为我没有拍过这类电影。老百姓喜欢看贺岁片,这对导演来说是一个锻炼。这个作品能拍到什么程度,我也有数。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导演锻炼是不可以的,大家会很愤怒,认为这是对观众的危害等等。像这样的批评,已经不是在谈电影了。
　　 我已经五十而知天命了,还说什么呢?我稍微有一点脆弱、稍微有一点委屈,这些人就把我打趴下,找不到北,也拍不成电影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希望中国会有很好的影评界。电影产业没有影评人这个阶层,是特别不正常的。好就好在还有网络,有大家的很多发言,不再像原来集中在某些媒体的话语权当中。所以今天你看到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发言,畅所欲言所带来的那种激烈的对抗性,都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这种现象可能在我身上会持续很长时间。也许到我老了,拍不动了,我可以回头很自豪地说:“我是在中国争议最多的导演。我的作品不敢拿艺术定高低,但是为我的作品而写的字、说的话,估计是第一的。”
　　(玉冰心摘自《南方周末》)




“退学网”创始人的退学生活




　　退学的时候,洪峰原本是想去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
　　 才在大学读了两年,他就厌倦了。在大连海事大学读航海技术专业时,他几乎一眼就看得见自己以后的日子。那是一种被安排好的生活:在国际航线往返,从水手、三副、二副、大副,最终做到船长。
　　 多数时间,他将与缆绳和水鸟做伴,站在甲板上看落日在海水中折射出黄昏的波澜。但这个年轻人觉得:“那是一种看起来挺男人,其实却没有一点想象余地的生活。”
　　 就连在校园里,他做的事情也与专业没有一点关系。作为文学社的小组长、团委报纸的编辑,他整日躲在图书馆里看诗集,并且连续几门功课不及格。
　　 熬到大二那年,没有和老师、父母、同学说一个字,他只留下了一张字条:“我实在不适应这个学校,我得自己去寻条活路了。”然后,洪峰悄悄离开学校,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他的背包里只塞了一本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起初的生活充满幻想。因为被北京大学的诗歌节吸引,洪峰来到北京,并为了维持生计,走进了餐馆打工。
　　 最开始,他做服务员,但没过多久,领班就提出:“你还是去后堂洗盘子吧。”他这才知道,尽管“端盘子”不需要学历,却需要一条干净的裤子。而他那条仅有的卡其色牛仔裤已经脏到了影响饭店“卫生标准”的程度。
　　 因为没钱买新裤子,他只好和大妈们一起蹲在水槽前洗一个月的盘子。
　　 “打工,旅行,再打工,再旅行”———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状态。他甚至还有股文艺青年的执著劲,计划着要一个人徒步走遍整个中国。他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Roma”,就是流浪汉的意思。
　　 这样游荡的日子过了两年,他才开始有勇气面对退学的自己。这个追求独特的青年,开始尝试过“正常生活”。
　　 他的第一项事业,是利用当网管时自学的编程知识,创造了“中国退学网”,并积聚了一大帮退学的人,他们互相称为“退友”。
　　 现在,这个网站已经有了17000多名会员。很多人希望退学网“应该对推动中国教育改革起作用”。但他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冲动。这个过来人宣称,自己只是给“退友”提供一些过来人的经验,而不是标榜“退学成功论”。
　　 事实上,这个与韩寒一起被冠以“中国教育制度的外逃者”称谓的小伙子发现,当最初的浪漫开始散去,退学后的他,还是希望过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在退学网结识的“退友们”,一开始往往很激进,但“大家年龄大一点后,就会觉得退学是件很无聊的事情”。
　　 那些曾经热心的退友开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创业或打工。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正轨”靠拢。这一次,他选择事业的标准不再是特立独行。因为从退学生活中收获良多,他决心重新回到教育这一行。
　　 他心中的教育圣殿,是魏玛王朝时期的包豪斯学院。他决心把“从最基本的动手能力开始”的理念激活。两年前,他带着这样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到北京一所民办高校,希望“把一些退学的学生送到这个学校里,用我的教育理念去教育他们,做一个教育实验”。
　　 学校的校长立即接纳了他。不过照他的话说,自己“实验”没做成,反倒被“收编”了。与之前设想的不同,他被分配负责该学校的品牌推广项目。他成为一名普通的老师,过起一种朝九晚五的“靠谱”生活,把自己的第一目的定为“拿一份固定工资”。
　　 他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经历。每天,曾经的叛逆者会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按时来上班。过去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他的发型。他留了个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爆炸头。
　　 但他的大部分学生根本不知道谁是鲍勃·迪伦。他们看着这个看上去有点怪的老师,经常能联想到另一个人:“嗨!爱因斯坦!”
　　(月汐摘自《中国青年报》)




我知道光在哪里




　　做人艺的演员,其实是挺幸运的。人艺的前辈都很真实、很平常,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出门不用戴眼镜遮上眼睛,不装着也不掖着。我想像他们一样,自在坦然地活着。
　　 除了舞台上演戏,我慢慢有了电影电视剧的角色。人们习惯将你的角色和生活中的你联系起来,而我觉得,要想演好下一个角色,就得从上一个角色中退出,回到自己。要做到艺术角色的归零。当然,要说角色对我不产生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演弘一法师在灵隐寺剃度那场戏,头发一点点落下时,我流了泪,不仅是在体会弘一的心境,也是在体会我自己。站在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我也曾问过自己:我会这样吗?现在,让我回答,我说不会。因为我始终是个演员。
　　广告与公益
　　 作为演员,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碰到好时候了。当年我们的父辈,专于一艺,只能做一件事情,而现在,我们能干八件事情。我也是在这样的机遇中,进入了商业层面,挣钱比父辈多多了。因为你是知名演员了,人家需要用你的形象来推广品牌,还有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你只要花点精力,出席活动,这事儿就成了,你有了舞台之外的社会功能。这是事情好的一面。
　　 我第一次接广告,拍的是日本的NEC电器,他们看了电视剧《英雄无悔》,就选择了我。第一次去银行取10万元钱,我心里怦怦直跳,见钱眼开,又不禁心虚,怕有人打劫。
　　 拍广告多了,也会激发你的艺术思维,我自己就常被创意精彩的广告感染。现在我还对我早期拍的红酒广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故事广告,通过一瓶红酒传达对爱的思念。
　　 有段时间,很多人批评我也商业化了。有一个观众还把我的一个广告形象从报纸上剪贴下来寄给我,在旁边写上:不要脸,哈巴狗,人家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当然很震动,观众希望我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以后,我选广告就很谨慎,信息化时代,太多地方希望你做吆喝的形象,但我已经知道深浅了。一件事你参与进来,就要为它负责任。这责负不了,就别揽。
　　 至于做公益活动,我坦白地说,做公益对演员来说,有名又有利。看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讲贾宝玉正邪二气,他说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正邪二气。我想自己也如是,虽然现在外面对我的赞誉很多,爱心大使啦、好演员啦,那怎么解释我身上的邪气?那我只能说,我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的善良与美好,我隐藏着丑陋与罪恶。我能藏着不被人看见,那是我的修养。我不是不会骂人,也不是不会偷盗,我也会伤害人,可是我能控制住。我也有隐私,对作为一个人所面对的人生课题,包括人性丑恶的一面,我怎么能不知晓?
　　最后的告别
　　 有一年我去南非,在野生动物园,车子遇到几十头象排着队在草原上走。又看到一头老象距离远远地跟在后面,在车道上迎面而来。一窗之隔,它的眼睛低垂着从车边走过了,四条腿着地,每踏一步我都有震感。我知道,老象在离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离开象群慢慢走,最后连遗骸都找不着。还有老子,骑着青牛,出关而逝。最后的告别都应是这样的,慢慢歇息———属于你的会议结束了,属于你的酒席也散了,该放弃的就放弃……
　　 作为演员,我们离不开掌声,我们感恩于这些喝彩,让你还有动力继续吃苦受累,但是也绝不能只为喝彩做事。人生最终还是:“满船空载月明归。”不属于你的,希求不来;属于你的赞美,你退了,人家茶余饭后也许会聊聊你。戏剧艺术是我的月,名利是几颗星,不过如此。
　　(刘文娟摘自《我知道光在哪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你不知道这辈子能够走多远




　　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俞老师,你当初想到过自己能够把新东方做这么大吗?我的回答是:如果当初我知道新东方会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一定吓晕过去了。我当初做新东方,仅仅是为了生存。新东方的第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我怎么敢想象有一天它会成为一个年培训学生达一百多万人的教育集团呢?如今,回头看去,自己也有大吃一惊的感觉,很多自己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人们做事情大概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走向何方,一辈子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比如,有些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伟大的音乐家、画家、科学家或政治家,他们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终极理想而奋斗。而第二种人可能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能够做成什么事情,他们唯一坚定的信念就是知道自己必须往前走,未来一定要比今天更美好。
　　 我大概属于第二种人。一个农村孩子很难去设想自己的终极理想,能够吃饱就算万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向往土地之外的生活,梦想自己能够像城里人一样走进大学读书。所以我生命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第一年高考失利,我紧接着考了第二年;第二年高考失利,我紧接着考了第三年;前两年连普通大专院校都进不去,第三年却意外地被北京大学录取。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人生会有意外的惊喜发生,而这一惊喜又是和我持续不断的努力密切相关的。
　　 抱着这种态度,我一直努力到今天。在一场严重的肺结核之后,我意外地变成了一个乐观的人,因为我知道了生命的脆弱,所以更加珍惜每一缕阳光;在联系出国屡次无望的情况下,我意外地收获了新东方学校,拥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在经过了很多的生死考验后,我意外地把新东方变成了美国纽交所的一家上市公司;在经过无数次的蜕变和洗礼后,我意外地把自己从一个书呆子教书匠变成了管理着八千员工的还不算太糟糕的企业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