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回到我家所在地的密歇根州底特律机场的时候,3个儿子和我的母亲在出港口外站成一排迎接我,每个人的手中都捧着一束鲜红的玫瑰花。他们是在告诉我(儿子的妈妈、母亲的女儿),家人是我永恒不变的爱和支持。
　　 我,一个50岁的女人,甘愿为了美丽的梦想而去承担这人生最大的风险;我,一个50岁的女人,因为自信梦想一定实现,终于用30年的努力换来这身令人心仪的空姐服。
　　(丁丁摘自文学博客网)




父亲教我构想




　　一天,几位商人来拜访我,说:“殿下,我们本想向令尊提一个重要的想法,但碍于面子,未能启齿。令尊对您喜爱有加,请您转告令尊,我们现有的拉希德港已够用,国家现在不景气,迪拜目前无力再建令尊意欲建造的更大的阿里山港。”
　　 那天黎明时,我前往阿里山,发现父亲正坐在一座小山丘上,察看下一个项目的地点。我鼓起勇气把商人们的想法转告给他,父亲却一言不发,只是低头摆弄手中的烟斗。等他办完事情后,我们乘车返回迪拜。他如往常一样把腿搁在车门旁放松,然后说:“听着,孩子,我刚才没答复你,是因为不想让工程师听到。告诉你,我建造这座港口,是因为会有那么一天,你们再想建造它也无能为力。”
　　 在父亲之前,从未有人想到兴建这个项目。父亲的构想确实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一只眼睛穿过“过去”的大门,另一只眼睛穿过“未来”的大门。今天,你只要站在迪拜世界金融大厦前放眼远望,便会看到这种令人惊奇的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景象。这壮观的场面让迪拜和中东看到了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了迪拜和中东。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关于迪拜的构想,然而,他们更应该谈论本身就是一个“构想”的迪拜。构想是基础,而今天的迪拜已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反过来说,只要构想不成为现实,历史就不会关注构想及构想者。父亲创造了历史,因为他落实构想,开创了迪拜史上从未有过的建设与贸易热潮。
　　 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一点,那就是去征服不可能的事情。第一件不可能之事是联合酋长国的成立,第二件就是阿里山项目。它的建设只用了两年时间,在1979年绝对是超前的。相对于小小的迪拜,这几乎是个神话般的项目,起初没有哪家咨询机构会认为它能带来经济效益。要是我对投资商说:“正如你们所见,此地位置偏远,没有水,没有树,没有人烟。现在我要在此建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港口。”投资商会同意拿出数十亿美元来吗?他们肯定会说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人们通常把港口建在海边,父亲却要把大海引入港口,通过挖掘水道让船只停泊在里面的码头。许多人批评父亲,预言这个项目会以失败告终。然而父亲别具慧眼,不顾一切加以落实,终于在一片荒地上建起这座伟大的港口,推动了迪拜的发展。
　　 我不想一一列举父亲在建设阿联酋过程中,完成的一项项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想说,他在我见识的各种人物中,最擅长克服困难,将构想化为现实,让阿联酋达到今天这样的崇高地位。他永远是我的榜样。
　　(一尘摘自《可乐》2010年3月)




伯南克的袜子




　　在2002年被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之前,伯南克主要从事学术工作,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17年,2005年6月,伯南克开始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还是在2005年初的时候,伯南克在美国经济协会年会上有一个讲话,讲话中他提到了自己从教学到从政的转型。
　　 他说,现在工作不利的一面就是要着正装上班,而特意穿着不舒服的衣服上班只是为了向公众表明你是非常严肃负责任的官员。他曾经建议联储官员应该穿着夏威夷衬衫、百慕大短裤以显示其对公众负责,现在看来那只是学者的玩笑,当不得真。撇开着装,伯南克一脸的花白络腮胡子和格林斯潘满脸的褶子一样,其实就是美联储的招牌,或者说一个明确的信号显示———“这家伙看起来很稳重。”如果长得一副像曼昆(哈佛大学教授)那样的娃娃脸(曼昆自己说的),总统是不会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的。
　　 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有一次伯南克在白宫中向布什总统汇报情况。布什注意到他一身黑西服却穿着一双淡褐色的袜子,忍不住说:“你在哪儿买的这些袜子?它们和你的衣服很不协调。”伯南克本着学者的诚实与不卑不亢,直接给他顶回去:“我是在GAP(美国服装连锁店)买的,7块钱3双。”在整个45分钟的汇报期间,总统几次提到他的袜子。
　　 后来,以伯南克为首的整个经济团队都穿起了褐色的袜子,他们甚至动员副总统切尼也穿上。
　　 于是,当这个经济团队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又一起出现的时候,布什发现这帮家伙都穿的是褐色袜子。这显然是在向自己挑衅嘛!布什冷冷地说:“啊!你们真是太有意思啦!”然后转向切尼,“副总统先生,你怎么看这帮穿着褐色袜子的家伙?”切尼略抬了抬脚,示意自己穿的也是褐色袜子。
　　 “我晕!……”我相信布什总统当时是这样反应的。
　　 学者总会有一些个性,只要不影响大局,有个性应该是好事。在中国,也有不少学者从政,但不知道有谁能像伯南克那样穿“有个性”的袜子。
　　 其实,问题的关键还不是这些官员的袜子是否有个性,而是他们的观点、想法是否有个性。
　　(吴顺国摘自《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5辑)




姚明:你打到了我的痛处




　　在过去的8年中,我曾经3次采访到姚明,第一次是2002年,那时他刚刚参加NBA选秀成功,即将离开中国,当时的心情忐忑不安,甚至走到了海关,都有回头的冲动。那时他对NBA不了解,对美国也不了解,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第二次采访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当时他带领中国队全力拼搏,特别是在与立陶宛,西班牙等几个场次的比赛中,得到了国人的认可,他提出的口号是:“把中国队扛在我们的肩上。”第三次也就是最近,他带着脚伤,一瘸一拐地来到了采访现场。
　　 8年中的3次采访,我看到了姚明成长的一种轨迹,也正体现着中国篮球的发展和变化。可以归纳为5个:
　　 第一是成长,2002年姚明刚刚22岁,是个身体单薄的大个儿,还有一些稚嫩的感觉。8年后,他已经是一个壮实的坚强的NBA中锋了,当然这几个月的休养,让他的体重有所增加。
　　 第二个变化就是身份的改变,8年前,他是作为NBA选秀球员进入美国,后来成为火箭队的主力,在2009年他入股了上海男子篮球队,成了俱乐部的股东,从个人的球星,成了姚老板。
　　 第三是财富的变化,他每年有7600万美元的年薪,再加上各种商业代言,这种财富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传统的中国父母教育姚明要把赚来的钱,非常谨慎地打理,都存在银行里。姚明的确遵循了父母的教诲,据说他在火箭队里买的车不是最炫最贵的。给家里人买房子都会进行非常谨慎的投资,但是在2009年他做出了进入NBA之后最大的一笔支出,那就是购买上海男篮。
　　 第四个变化,就是姚明的情感之变,在2002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8年间,他恋爱,结婚,在2010年7月他将会成为一个父亲,在1980年姚明出生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小豆腐块的文章,说他将是上海篮球的希望,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也都是篮球运动员,现在媒体也期望姚明的孩子也能成为一个中国篮球的运动员。姚明对此只能笑一笑,他觉得一个人还没出生命运就注定了,这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幸好他自己很喜欢篮球,但是他不希望限制他孩子未来的选择。
　　 第五个变化,就是思想的变化,姚明是一个有头脑的运动员,他善于为自己规划人生,他明白运动员的生涯总是有限的,他希望通过购买上海男篮,为自己未来构建一个更好的平台。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几天,他刚刚出席了一个盛大的体育人物的颁奖典礼,在舞台上运动员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人们的掌声,但是在这之后呢,姚明和他的几位朋友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他熟悉的运动员非常悲凉,比如几位和他一起从小打球的球员,因为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也没有必要的职业培训,所以退役之后只能做一些保安、看大门等工作,每月的收入千余元,生活相当窘迫,他觉得和颁奖典礼的辉煌相比是一种巨大的反差,甚至是一种讽刺,所以他在带领上海男篮的时候,所聘请的课外辅导员,是一些老师学者和社会各界的人士,带着球员参观博物馆,去看大剧院,去了解各种职业和学习的可能性,其实就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只是封闭式的训练,希望他们更多地了解现实的世界,学会一些生存的能力,他希望把他的球队打造成一个快乐的球队,他非常愿意为这些金字塔底部的运动员们,创造一些出路。
　　 为什么姚明说我问到了他的痛处呢,当他想把在NBA学习到的先进的管理,带入上海男篮的时候,他遭遇到人情社会和契约社会给他带来的巨大冲击。他必须告诉他曾经的教练“下课”。要和自己很熟悉的朋友说“请找你的经纪人来和我们的管理团队谈你的合同”,这样的谈判和选择,在中国的人情社会往往会被认为是不讲情面,让人下不来台,甚至是重钱不重义。每到这时,他都感到很痛苦。幸好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成功地引进了美国的教练,朋友也留在了男篮。但是姚明仍要面对CBA体制不够健全,经营模式还处于亏损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姚老板的日子并不好过。
　　 说到姚明8年来的5个巨大的转变,我很欣赏他,8年来他走得都相当稳健,而且在巨大的财富和名气面前,他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平常心,这是很难得的。2010年是他的而立之年,也将是他将成为父亲的一年,还要经营着自己的球队,还要再回到NBA去打球,所以他的担子真是不轻,从一个大男孩到一个男人,可能就是需要这样一种承担责任和去改变世界的勇气。
　　(如夏摘自新浪网作者博客)




权力毒药




　　都说他是一个好人,整天笑呵呵的,待人接物也和善,同事们都喜欢与他打交道。
　　 公司搞竞聘,百分之一百的群众票将他推选到部长的职位。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的性格大变。
　　 最传奇的一次事件是,在他搬入部长办公室的第二天,楼层的保洁阿姨掩面从他的办公室流泪而出。“圈内”流传的版本是,阿姨在打扫办公室时,不小心弄翻了他的茶水,他突然情绪失控,在办公室狂躁着叫骂。旁边打字室里的小姑娘也听到从部长办公室传出来的“共鸣”声,可见当时这位新上任的部长多么生气。
　　 周五部室要开例会,副部长送上一份营销计划书,他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方案不错,但有几个地方需要完善。他开始说怎样进行“完善”,说着说着,情绪开始激动起来,声音越来越快,越来越急,手指不停地在桌面上敲击着,频率越来越快,越来越响。本来只是一个需要改善的方案,但只过了几分钟,这个方案已经变得一无是处了。大家坐在那里,开始莫名其妙。
　　 这样一个好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的人。
　　 有位喜读二月河小说的同事,他分析认为,所有皇帝在没有成为皇帝时,都是温驯的羔羊。一旦黄袍加身,就会喜怒无常,变成一个情绪化的人,这就是权力的副作用。如果没有修行,没有一股超然的静气,人的情绪就会被权力挟持,变成一头狂兽四处突奔,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
　　 我有一位在公司里跑营销的朋友,他一到周日晚,就会失眠。因为他一想到明天要开公司营销例会,就再也睡不着了。以前总经理在例会上黑着脸不停指责人的镜头,一一在脑海里浮现。朋友在这家公司待了两年,终于受不了周一的那个“骂人会”而离职。而让人悲哀的是,那位总经理后来得了胃癌,终年42岁,正是风华正茂干事业的时候。朋友其实十分了解那位老总,他的那种“狂躁”也是在当了老总以后才出现的。他有着远大的理想,想把公司做到行业最大,他的工作压力巨大,但是他没有好好控制他的情绪、他的身体,生活任由坏情绪控制着,终于将自己推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浙江的金义集团曾经闻名全国。1992年,集团董事长陈金义曾因拍得上海黄浦区6家国有、集体商店而名噪一时。2000年,他以8000万美元的身家位列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35位。2003年,陈金义决定主业转型,停止已成气候的饮料业投资,主攻被称为“水变油”的重油乳化。据说正是这个项目的盲目决策把一个明星企业拖下了水。
　　 陈金义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项目?在决策过程中,公司里的高管为什么没有阻止?金义集团一位高管说,集团管理层不停地更换,很多优秀的博士、海归人员在金义集团没待多久就黯然离开,“他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必须要听他的话的人”。
　　 陈金义成为公司无上的领导者后,他需要的是“必须要听他的话的人”,这可以让人想象他在公司里已经没有了必要的清醒,他的决策就难免带有情绪化。生活中可以有“性情中人”,但是在商海中,你有多少“性情”,就可能有多少失败和伤害。
　　 权力就像一味药,它可以医治许多“疾患”,但药总是有副作用的,长期服用,就会损坏自己的五脏六腑,最为直接的伤害就是会让自己的七情六欲失控,处于权力的癫狂之中,没有人能阻止你,也没有人能规劝你,你如果不知道自我清毒,最终权力会成为一种慢性毒药,然后无可救药。
　　(李斌摘自《城市快报》2010年2月2日)





［有智斯有成］
松开攥紧的双手




　　葛丽泰·嘉宝是20世纪的一名好莱坞影星。她以扮演荡妇而蜚声影坛。当时,媒体这么评价她,“她的脸是人类进化的终极”。就连希特勒也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她的头上笼罩着太多太多的光环: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排名第5位……
　　 然而,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嘉宝却作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永别银幕!消息一出,全美搅起了轩然大波。成千上万的影迷举着她的海报,拥堵在其公寓门口,企图把她留住。米高梅公司更是急得团团转,他们唯恐失去嘉宝这棵摇钱树,于是将其片酬翻了10番。然而,嘉宝是吞下秤砣铁了心。此后,她果真就没再接过任何片约。从此,生性孤僻的她孑然一身,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几十年来,她每天都这么重复着:上午戴上墨镜去购物;午休一小时后,再上街溜达一圈;晚上则面对着电视机。每逢下雨天,她就会穿上雨衣,戴着航空帽,像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在雨中优哉游哉地散步。据说,这是她平生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而究其不再拍电影的原因,普遍的说法是:为了所谓的票房,嘉宝不得不在米高梅公司的操纵下,扮演令自己厌恶的荡妇形象。这让她原本崇尚自由的心灵遭到极大的压抑。所以,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1990年,嘉宝悄然离世。十多年后,一个名叫赫勒奇·梅耶的年轻企业家疯狂迷恋上了嘉宝。他不惜一切代价收集了她所有的影片。每当黑白胶片转动起来时,梅耶都在想,嘉宝离去的理由肯定没那么简单,因为以她当时的影响力,足以要求导演让自己扮演任何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