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她讨厌死亡。在那些密闭的病房里,在父亲近3个月的生死挣扎中,她已经见证过死亡。死亡是可怕的,可如今她每天都得面对。这是她的职业。
　　 本来她的哥哥拉吉夫长大后要成为一位医生的。这是她父亲多年来的夙愿:儿子当医生,女儿做教师。
　　 要是拉吉夫真能实现父母的夙愿,萨普拉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前程了。
　　 这时,盖在尸体上的白布突然被揭开了。
　　 “多么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有人叹息道。萨普拉随即朝尸体脸上望去,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发黑。要不是阿米特及时扶住,萨普拉早就瘫倒在地了。
　　 “萨普拉,别紧张。”阿米特用手轻轻地扶着她,安慰道。这时,肚里的一股酸液又一次涌进她的嘴里。她急忙跑出解剖室,冲向洗手间,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怎么啦?”回到解剖室,人们好奇地问。
　　 “没什么。”她低声应道。看到人们满脸的疑惑,萨普拉又说道,“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哥哥拉吉夫。”萨普拉明白,今天自己无法再走上这张解剖台了。此情此景,她无法使自己保持镇静。
　　 周围一片沉默。同事们都听说过她哥哥的事,也知道她父亲已经死了。
　　 “放松一点儿。”指导医生关切地安慰她,“今天,你就站在一边观察吧。”
　　
　　妹妹接过了哥哥的重担
　　
　　 拉吉夫,她想到了哥哥拉吉夫。
　　 拉吉夫长得一表人才,当画家是他的梦想,拉吉夫喜爱艺术,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他应该干自己喜欢的事业,而不是跻身于这个你死我活充满竞争的世界。
　　 解剖课进展得非常顺利,萨普拉听到指导医生在那里讲解着什么。她努力想集中注意力,但心绪已经飞到九霄云外。
　　 她知道,拉吉夫柔弱的肩上担负着父母的重托。尽管拉吉夫也作了一番努力,但每次考试结果都让父母非常失望,他们的心快要碎了。
　　 随后便是各种考前测试以及医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二批医学院校录取结束,哥哥还是落榜了。绝望之中,父亲气急败坏地抽出皮带向拉吉夫狠狠抽去。
　　 第二天,意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拉吉夫突然离家出走。没有留下任何字条、任何线索,便走出了家门,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萨普拉记不清自己给警察局打过多少次电话,在报纸上登了多少次广告,寻找了多少家医院和停尸房,到处都找遍了。多少年来,她无数次徘徊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希望有一天哥哥会突然归来,就像他当初突然离去一样。后来,她把希望寄托在邮递员身上,希望他会带来哥哥的消息。等呀,等呀,等着电话铃响,一等就是几个月、几年。
　　 萨普拉发现父亲的脸上悄悄地爬满了皱纹,眼中总是噙满了泪水。不久,父亲的心脏病发作了。于是,萨普拉向父母发誓,她要代替哥哥去实现他们的夙愿。为了那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心愿,她不分白天黑夜地勤奋学习,唯一得到的补偿就是父亲看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时那幸福的泪水。
　　 后来,在一次交通事故中,父亲受了重伤。经过3个月的生死挣扎,他最终未能逃过死亡的魔爪。从此以后,在那座孤独的房子里,萨普拉与心情沮丧的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悲伤而孤独的生活。
　　
　　为了母亲,哥哥必须“活着”
　　
　　 解剖课完了。
　　 “看上去你还不是那么糟糕,好点儿了吧?”指导医生亲切地问,“萨普拉,下次该你亲自去做了。”
　　 萨普拉默默地点点头。
　　 回到家已是傍晚时分。母亲站在门口,脸上总是挂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倦意。多少年来,她总是那样站在门口,盼望着有一天儿子拉吉夫会从那里走来。
　　 “我已经准备好斋饭了。”母亲告诉萨普拉。
　　 “干什么?”萨普拉无精打采地问道。
　　 “今天是萨克丘斯节,我给儿子做了一顿长寿斋饭。”她说道。“怎么?你忘了?”
　　 “可你没了儿子。”萨普拉说道,“你的儿子早在两年前就离你而去了。”
　　 “不,我的拉吉夫还活着。”母亲说道,“无论他在哪里,他一定会没事的。”
　　 “妈,”她疲惫地劝道,“如果他还活着,他早就跟我们联系了,为什么你不相信他已经死了呢?”
　　 “你今天到底怎么啦。”母亲愤怒地诘问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他肯定还活着。我的心灵能够感受得到。”
　　 萨普拉想到了解剖台上躺着的那具尸体。拉吉夫———她的哥哥———死了。她感到非常内疚,这种情绪一下午都笼罩在她的心头。她为自己不能说出真相,不能认领哥哥的尸体,不能将他送往该去的火葬场而感到愧疚。
　　 萨普拉知道,自己将永远带着一颗愧疚的心。母亲正是靠希望而活着,希望有朝一日哥哥会回到她身边。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但毕竟还是一个希望。
　　 她不能说出事实真相。
　　 “拉吉夫,原谅我吧!”萨普拉默默地念道,“你可是妈妈赖以生存的希望。为了妈妈,我不得不让你一直活下去。”
　　 母亲走了过来,把手放在她的额前。“来吧,过来祈祷吧,为你哥哥的长寿而祈祷。”
　　 萨普拉呆呆地看着那摇曳的烛光,就像看见了母亲眼中那渺茫的希望。
　　 母亲低声祈祷着。萨普拉低下了头,她不想让母亲看见自己流淌着的眼泪。
　　
　　(聂勇摘自《青年参考》
　　2010年2月5日)




两个女人借我一生




　　50多年前一个细雨霏霏的黄昏,一个身穿旗袍的“破产地主”的女儿撑着油纸伞,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来到了小镇一间破败的学堂,教刚收工的农民识字。晚上回到家后,她还要守着一盏昏黄的油灯,为村民们读信、写信、记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丝毫怨言。这位“破产地主”的女儿,就是我的母亲。
　　 4岁时,母亲便把我送进了学堂。在母亲的影响下,7岁时,我开始代替她的工作,为全村人写书信、记工分……多年后,偶有读者要我签名,刚动笔,他们往往会小声地加上一个额外的要求,要我写一句警句或座右铭。我写下“善良”二字———母亲的言行告诉我,只有一颗善良的心,才能包容生活的是是非非,才能在善意往返与暖流互温中,体味到淡定而从容的幸福。
　　 有一次,一个文人发表文章称我在一本书上曾抄袭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的一段论文。一时间,全国哗然,不少朋友知道后十分气愤,纷纷打来电话要我出面“反击”。我淡然一笑:“我宁肯做一个满身污迹的劳动者,也不愿做一个天天都在清理自己衣冠而不劳动的‘干净人’。”结果到最后,谣言不攻自破,章培恒教授撰文《余秋雨先生何曾抄袭我》,对这位文人的文章一一进行了驳斥。
　　 让我此生感到莫大幸运和幸福的是,一位性格同样善良的女性走进了我的后半生,她就是马兰。1991年,马兰前往上海演出黄梅戏,我和她相识并相爱。作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马兰不能像平常女人一样每天回家。但只要回家,她总是忙前忙后地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我笑着说:“所谓尘世就是充满灰尘的世界,要学会承受,别擦了。”马兰不肯。我每次出差,从不把脏衣服带回来,都是在宾馆洗好,叠得整整齐齐地带回家,讨好地说:“看,我疼你吧,自己把衣服都洗好了。”
　　 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刚开始,我写作的时候,马兰总在眼前绕来绕去,让我无法静下心来。我急了,抱怨道:“你能不能到隔壁去?”那以后,我写作的时候,除非万不得已,马兰绝不进书房。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每次发生小摩擦和争吵后,总是马兰主动作出让步。而且,她还对朋友现身说法:“家是个不讲道理的地方,对于一些小事情不能太较真。”
　　 1997年,我和马兰开始在黄梅戏领域进行合作,携手做起“黄梅音乐喜剧”的文章:我编写出一幕充满童话色彩的新戏《秋千架》,马兰则昼夜排练,塑造了一个在秋千架上荡出青春和智慧的少女形象。这部大雅大俗的作品吸纳了民歌、西洋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的精华,为戏曲注入娱乐因素,令人耳目一新,在合肥首次公演场场爆满。然而马兰对金钱毫无概念,《秋千架》演出时开支较大,到北京演出时几乎都是包场,不能卖很多票,结果是场场轰动却场场亏损。马兰担心我会责怪她,出乎她意料的是,我拿出了十多万元稿费继续支撑她在舞台上的梦想。
　　 2009年“五一”期间,一篇号称马兰撰写的《我的声明》在网上盛传:“因为我的丈夫余秋雨与某美女作家私通,本人掌握了确凿证据,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看到这则言之凿凿的无聊花絮,我不禁哑然失笑,忙叫来马兰:“瞧瞧,我们又离了一次!”马兰一看,随即笑作一团:“这个美女作家,不就是我吗?”这就是马兰让人感动的地方。从1999年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之行”以来,我身边不乏美丽而智慧的女性,但马兰从没怀疑过。在她平和、信任的目光中,我虽然越走越远,心却与她越靠越近。掰指一算,5年中,我和马兰已经“被离婚”20次!几乎每三个月,我们都会“被离婚”一次。每次,我和马兰都乐不可支。
　　(聂勇摘自《家庭》2010年第5期)




秃尾巴




　　古菇克是很多年以前我的一只猎犬。它的四条腿短短的,毛是黑灰色的,头上有一半是白色。跟别的猎犬比,它的尾巴最特别了。那条尾巴与众不同:很短,不好看。这得归咎于我们的邻居米留爷爷家的毛驴。在这只狗很小的时候,那头毛驴踩了它的尾巴,结果,有半截尾巴萎缩了。于是,米留爷爷把萎缩的那一段剪掉了。从那时起我们大家都管它叫古菇克,意思是“秃尾巴”。
　　 个子最小长相最丑的古菇克怯生生地、忧伤地长大了,仿佛它有什么过错一样。它的一对黑眼睛可怜兮兮地,然而又十分聪明地注视着人。它最常干的事就是拖着一块碎布和一块扯坏了的兔皮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古菇克满了七个月以后,我把它带到林子里,开始教它追赶猎物。它特别热衷于捉兔子,它急促地跟在兔子后面狂吠,又如此执著地追赶着它们,真是超过了城里所有的猎犬。
　　 夏天已过,秋天来到,捕猎羚羊的季节开始了。我哥哥回家来了。他带来一支从首都买到的新双筒枪。他一听说朋友们要上山打羚羊,马上要求参加,不过,他没有猎犬。
　　 “你把古菇克带去吧!”我向他建议。
　　 “难道这能算猎犬吗?我可不能带这样的狗,别人看见它会耻笑我的。”他说。
　　 不过,我坚持让他带。后来,我哥哥同意让我跟它一块儿去,并且由我自己牵着古菇克,就这样,他对我的请求让步了。
　　 大伙踏上了尘土飞扬的公路,送行的人们打着趣,祝愿大家走运。毛驴在前面走着,猎人们跟在它们后面,古菇克跟在我后面走,它的尾巴卷曲着,时不时胆怯地看一眼别的狗。它从没跟同伴一起追捕过猎物,现在显得不合群,仿佛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丑陋和弱点。猎人们耻笑我带着这么一条狗。他们自豪地看着自己的硕大的猎犬,预言古菇克是不会离开我带来的口袋的。
　　 “我看咱们最好把它绑在我的阿拉普的尾巴上,让阿拉普拉着它。”一个留着金黄色小胡子,脸色像女孩一样红润的猎人说,“连狼都不会吃它,你的古菇克太瘦了。”
　　 我没吭声,我的脸发红,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古菇克怎么用它那弯曲的腿可笑地迈着步子。然而,我对猎人们的讥讽越听得多,就越喜欢古菇克。
　　 晚上,我们进到山里,在一棵粗壮高大的水青树下扎了营。那儿有一眼清泉,我们点燃了篝火,吃了晚饭,在装满了蕨的麻袋上躺下。山间传来了有如疾风呼啸的水声,小星星在我们头顶上闪烁,消失在老林的树梢间。
　　 我躺在麻袋上,无法入睡。半夜里,猎人们起来走到泉边撩水洗脸。火上正烤着肉串,大家从提包里往外拿点心。被烤肉的香味撩逗得兴奋的猎犬汪汪叫着,在它们的眼中反射出火光。
　　 “起来!”我哥哥说,“咱们得好好吃早点,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午饭呢。过一会他们朝哪边指,你就把狗朝哪边放!”
　　 我们营地里的人很快就走光了。浇灭的火堆在冒着水汽。猎人们一个跟着一个,沿着一条林中小道前进。道旁一条小溪泡沫飞溅、银光闪闪。
　　 “你把古菇克和这条狗放到这个山谷里去!”一个人边说边把一根冰冷的铁链交给我,那链上系着一只身子长长的、嘴上多毛的狗,“你只要一听见羊角号声,就把它们放开!可是,千万别在这之前放!你在这儿待着,一直等到我来接你。你不害怕,是不是?”
　　 一纵列的人从我身边走过,只剩下我独自一个。我坐在被露水打湿的路上,仔细倾听着猎人们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天大亮了。高处传来从羊角吹出的短促信号。我解开了拴着的两条狗,它们立即朝谷地冲去。一分钟之后,周围又寂静得使人紧张了,我倾听着自己的心跳,屏息等待着第一声狗叫划破清晨的寂静。就在这时,古菇克从山谷的陡坡上吓人地尖叫起来。长身子的母狗马上也掺和了进去。它那尖锐响声的狂吠立即盖过了古菇克的叫声。
　　 一只很大的羚羊腿上拖拉着长长的一丛枝叶(它仿佛是在用这些枝叶游泳),带着震耳的巨响从陡坡滑下,闪电般地越过了谷地,在离我十来步远的地方停住了。它竖起耳朵倾听了一秒钟,然后猛地一纵,消失在森林中了,古菇克像飞箭般追赶着羚羊,母狗则跟在古菇克后面,吠声灌入我耳中。我走过来,走过去,被这种奇妙的音乐激奋,真想大声喊叫。
　　 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我简直没能立即清醒过来。两只狗像旋风般跑去,它们的叫声已在远处。欣喜至极的我数着时间,等待着射击声。终于,在高处,从山脊传来两声枪响,然后又是两响。爆破的回声在高山的皱襞间回荡,接着,古菇克的吠声像一声叹息似的消失了。
　　 就这样过去了一小时、两小时。高处,羊角号又吹响了。清早把母狗留在我身边的那个猎人出现在林木之间。他蹚着齐膝的落叶朝我走来。
　　 “你的小狗把一只羚羊赶到你哥哥那儿。”他说。
　　 “他把羚羊打死了吗?”
　　 “没有,他开了枪,不过没打中。”猎人说完后,坐下,把额头的汗擦掉。
　　 “还有谁打枪了?”
　　 “我不清楚,有一个人打了两枪,打着了羚羊,因为狗不叫了。”
　　 在我们上方的各个埋伏点,猎人们喊了起来。我们朝营地走去,全体人员应在那儿集合。在我们身后走来了两个猎人,他们用一根棍子抬着被击毙的羚羊。我哥哥也来了,神情沮丧,皱着眉头。
　　 “古菇克给我赶来一只羚羊,结果呢,是我不中用。”他懊丧至极地说,“你喊它,让它回来吧!所有的狗都回来了。你喊吧,它听得出你的声音。”
　　 我喊了许久,可是古菇克没来。在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我又一再喊它,一再吹羊角号。我那时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永远都见不着古菇克了。
　　 “别担心,你的小狗会回来的,不会丢的。”猎人们安慰我,“谁都不需要这样的狗,它会找到咱们留下的痕迹,半夜里会跑回你们家,会在门上抓挠。”
　　 然而,夜里,古菇克没回来。
　　 第二个星期天,一个穿着浅褐色衣服的山民来到我家。他扛着一根棍子,上面系着一个山羊皮口袋,他在我哥哥面前站定,用低沉的嗓音慢吞吞地说:
　　 “我来告诉一声,你们家的小狗碰到了什么事。大前天,我们去砍柴时,在特尔卡里亚斯草坪的路边找着了这条小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