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相当长的恢复期里，我一直是拄着拐杖走路，时间一长，有病的那条腿比好腿细。父亲不仅每天傍晚陪我在院子里玩“跳皮筋”、“跳房子”等女孩子的游戏以锻炼腿力，还时常劝慰我：“亏得你脚有病，否则不定狂成什么样。因为其他条件比较好，你肯定会受宠的；偏偏有这点缺陷，所以还有点儿自卑，挺好。”
　　在父爱的搀扶下，我走过了童年；也是在父亲的不间断陪练下，我的腿奇迹般康复了。16岁时，我踏上北上的列车，一头扎进了黑龙江广阔的黑土地，一待8年。初到东北，因为没有帐篷，我们竟在树林里过夜。等一觉醒来，我忽然觉得自己眼睛都睁不开了，原来眼睫毛已冻结起来了。这时，我才意识到生存环境的恶劣，内心深处开始涌动出一丝对未来的茫然。父亲听说我在农场的主要工作是放马，便让我照一张骑马的相片寄回家。
　　因为从小随父亲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浸染，我笃信适合我走的道路就是从艺。我利用农闲时节为宣传队编排《海港》《红灯记》，并积极投入到演出中去。1977年，我结束了黑龙江的知青生活，返回北京。凭借在农场时不间断的曲艺排演功底，我考入了空政话剧团。
　　在我和父亲的合影中，颇有纪念意义的一张是1986年我从空政话剧团借调到父亲所在的北京人艺排演话剧《秦皇父子》时的合影。当时，我回到从小生活的北京人艺大院上班，父亲顶着极大压力。在那个年代，北京人艺人才济济，居然要从外团借调我这个年轻演员出演人艺大戏的主角，确实很难想象。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们父子俩，但父亲很自信地向同事介绍：“小濮是个优秀演员！”1989年北京人艺排演第二版《雷雨》时，我终于接过父亲的班，饰演了第二代周萍。我们父子俩的事业，通过“周萍”这个角色薪火相传了。是父亲怡然平和的心态影响了我，年轻气盛的我顶着父亲光环带来的诸多压力，一直在演艺路上前行不辍。
　　在我眼里，父亲是那种对生活没有要求的人：我做的饭糊了，他仍说“好吃好吃”；到现在，他和母亲还住在单位分的58平方米的福利房里……去年，我们父子俩在中国话剧诞生100年纪念大会上再度并肩合影。这一次，我拿了一个特殊贡献奖，而父亲这位北京人艺的老前辈却在30人的“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名单里、80人的“文化部优秀话剧艺术工作者”名单里都榜上无名。母亲都替父亲鸣不平：“太滑稽了，有你儿子却没有你!”父亲却一笑说：“我没有拿奖，但给人颁奖，很好了!”
　　
　　（水云间摘自《家庭》2009年第2期上）
　　



又酷又野的白日梦

　　我的梦是拥有双胞胎女朋友。即双胞胎女孩双双等价地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做了十年的梦。
　　至于双胞胎姐妹读了作何感想，我则无由得知。很可能心生不快，或者大为恼火也未可知：开哪家子玩笑！果真如此，道歉就是。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梦。梦这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道理好讲的、超出日常规则的。所以，就请你读的时候想开一点，心想这仅仅是村上春树的一个梦。
　　几年前看过一部名叫《高中》（almost summer）的电影。是部青春片，描写加利福尼亚高中生的生活，我非常中意。遗憾的是几乎没引起反响就消失了。顺便说一句：这部影片的音乐是“沙滩男孩”的麦克·拉布制作的，查尔斯·洛德大显身手。

　　电影最后出现毕业晚会场面。主人公男孩身穿无尾晚礼服、两边挎着双胞胎女孩英姿飒爽地走进会场，酷毙了。我也很想尝试一次，哪怕一次也好。
　　我不大欣赏晚会那玩意儿，很少参加。不过若有双胞胎女孩相伴左右，那么不妨改变生活方式，来个场场必到。不是什么绝代佳人也可以，未必非佳人不可，普普通通的女孩就成。又不是要求爱要困觉什么的，只是想和双胞胎女郎一起参加晚会，只是觉得那大约是石破天惊之举。
　　提起双胞胎的妙处，一言以蔽之，我想在于“既性感又不性感这一相悖性”。就是说，男人（女人恐怕一样）在跟女孩幽会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怀有一个假设：同这女孩困觉会怎么样呢？然而同双胞胎幽会之时，就算怀有“同这个女孩困觉会怎么样”的假设———作为假设固然有趣———那也已超越了日常现实性。若对假设进一步追究，势必进入“设法进攻色情双胞胎”范畴。作为我可是不大愿意把事情捅到那个地步的。至少现阶段不想惹那种麻烦。我在双胞胎身上所追求的，是排除了那种男女一对一现实性假设的、亦即形而上的范畴。也就是说，我追求的是作为制度的双胞胎、作为观念的双胞胎。换言之，我要在双胞胎式制度或观念之中验证自己。验证的方法倒是足够繁琐。
　　但从现实角度仔细考虑，我也认为同双胞胎交往绝不轻松。首先开销大。饮食费都是普通幽会的两倍。送礼也不能光送其中一个，要把相同的东西好好准备两份。不但开销，还要对两人时时一视同仁，而这是非常累人的活计。比如坐小汽车幽会，我想就不好让一个坐前排一个坐后面。这样一来，势必让两人都坐后排，而这未免煞风景。另外去迪斯尼乐园坐宇宙飞船也是如此。两个女孩并坐一架呜哇大喊大叫，我则沉着脸形影相吊，无论如何都兴味索然。还有，约会也是一场麻烦———不是“栗子星期一星期三白天和星期五晚上不行星期日又要去骑马俱乐部”，就是“瓜子星期三晚上星期五下午不行星期六又要去养老院慰问”。如此这般，调整起来不胜其烦。却又不能说那么星期三见栗子星期日会瓜子。因为真要那样，同双胞胎交际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对我来说，她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处于不可分离的状态。
　　如此一想，同双胞胎双方进行实际交往，对我这样不擅长处理琐事的马虎人来说，恐怕是不可能的。问题委实太多。换个角度看，似乎比妻妾同堂还太伤脑筋。因为双胞胎不存在立场的差异，需要待之以绝对的50∶50。只限于带去参加晚会那种轻度的交往或许还是明智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双胞胎这一状况，喜欢同双胞胎朝夕相处这一假设中的自己，喜欢她们身上的秘密分裂性，喜欢两人令人目眩的增殖性。她们分裂，同时增殖。对于我，那是永远的白日梦。
　　对我来说，仅仅一个女性有时过多，有时又过少———话虽这么说，婚姻却已延续十五年之久了。
　　（汪新才摘自《大学时代》图/潘英丽）
　　一个男人的一百个同性朋友，也不足以代替一个好女人。好女人是好男人寻找自己、
　　走向自己，然后豪迈地走向人生的百折不挠的力量。———梁晓声
　　



占卜

　　这件事发生在父亲的晚年，当时他正在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
　　一次，我走进他的书房，看见他正在往桌子上摊牌。父亲为了休息或是思考一下写出来的东西，经常做占卜的游戏，但是他将牌摊好之后，仍然继续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在心里估算：如果占卜中了，他将这样做；如果占卜不中，那就要换一种方式做。
　　我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于是问道：
　　“您正在想一件什么事吧？”
　　“是啊。”
　　“想什么呢？”
　　“是这么回事。如果占卜中了，聂赫留多夫就跟喀秋莎结婚；若是占不中，就不能让他们俩结婚。”
　　等父亲占卜完毕，我问他：“结果怎么样了?”
　　“瞧，”他说，“占中了，但喀秋莎不能嫁给聂赫留多夫……”
　　接着他给我讲了普希金生活中的一段趣闻，是他的朋友麦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告诉他的。“有一次，普希金对公爵夫人说：‘您猜我的塔季娅娜最后怎么样了？她拒绝了奥涅金。这件事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就是说，”父亲说，“人物一经作家塑造出来，他便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作者的意志支配了。作者只能根据人物的性格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喀秋莎和普希金的塔季娅娜只能根据自己的而不是作者的意愿行事的原因。”
　　（曹炜明摘自《中外文摘》2008年第24期）
　　



战争的必然扭曲

　　1941年9月，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从柏林搭火车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去拜访他的老友、老同事———另外一位顶尖的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波尔。海森堡启程前绝对想不到这次会面竟然会改写20世纪的物理学史，甚至是改变了20世纪整个人类历史。他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会面引发的效应，最终影响了远在东亚的日本的命运。
　　根据海森堡自己的回忆，他和波尔会谈的重点之一，是交换关于原子分裂研究的最新进展。他特别提到了在当时已有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如果要将原子核分裂爆发出的庞大能量应用在破坏性的武器上，必须突破几个极艰难的瓶颈。正因为困难重重，所以物理学家们就有充分借口抵御政治领袖们的压力，“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尝试制造原子弹”。换句话说，海森堡想要说服波尔达成默契，大家共同以技术困难为挡箭牌，阻止可怕的原子弹诞生。
　　海森堡讲这些话时，个性原本就比较内敛保守的波尔一语不发，所以海森堡也无从知道波尔到底在想什么。直到多年以后，1957年波尔才写了一封信讲述他的记忆，然而这封要给海森堡的信，波尔最后没有寄出，只存留在他的档案里，一留就留了将近半个世纪，到两人都墓木已拱的2002年2月才对外公布。
　　波尔听到的，是海森堡在向他炫耀德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发制造，而且已经获得了突破，所以要劝波尔，或要透过波尔劝帮助盟国工作的科学家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努力了。波尔当时的沉默反应，其实一方面出于震惊，一方面出于谨慎警惕。在和海森堡会谈之前，波尔其实完全不觉得原子弹是可行的。有一些基本的能量公式怎么算都算不出来，也就不存在应用的问题。可是海森堡的一席话，让波尔被迫改变了最根本的物理信念，以及人生价值信念。海森堡离开后，波尔再也无法从对原子弹的执迷思考中抽身出来，他清楚意识到自己必须抢在德国之前，为盟国研发出原子弹来。他可能比任何科学家、战略家、政治领袖更早相信：战争胜负最终的关键，就在于哪一方拥有了原子弹。
　　波尔后来当然成了美国原子弹计划中的核心要角。没有他的努力，原子弹不太可能会在1945年就用来结束太平洋战争。然而，这一切竟然都起源于他对海森堡一席话的彻底误解!这证明了历史是偶然的吗?也许不是。也许倒过来证明了战争的必然扭曲，对人与人之间沟通机制的必然扭曲，对感官领受的必然扭曲。在战争的敌对紧张预期下，任何简单的话语与现象，都可以也都必然被诠释为可怕、致命的威胁。海森堡的一席话听在波尔的耳中是如此，伊拉克现在做的任何事，看在美国政府眼里也是如此。要在这必然扭曲里找到客观事实，问问那两个杰出物理学家就知道有多难了吧!
　　（赵雨欣摘自《台港文学选刊》
　　2008年第12期）
　　



争鸣与压制

　　很多年前，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有一群非常有才气的小伙子，他们具有高超的文学创作才能，各个自诩要成为诗人、小说家或评论家。他们都具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都承诺要有规律地阅读和批评彼此的作品。然而，他们的批评都非常尖锐，甚至能把最微小的表述都掰成一百块来分析。在批评中每个人都表现得如此无情、强硬甚至尖刻。他们的沙龙成了文学评论的竞技舞台，并把这种严格排外的俱乐部起名为“压制者”。与此同时，这所大学中一群文学女青年也成立一个俱乐部。对应“压制者”，她们称其为“争鸣者”。她们同样阅读彼此的作品，但不同的是评论温和而积极，充满着更多的勉励。有时候，甚至一点批评都没有。
　　二十年后，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校友进行了一项关于毕业同学的事业状况研究。他发现：如今，“压制者”和“争鸣者”的成员在文学造诣方面迥然不同。当年“压制者”中聪明的小伙子们在文学界已是默默无闻，而“争鸣者”中却已诞生了六名甚至更多的成功作家，比如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玛乔丽·金楠·劳林斯。

　　两个群体的年轻人天赋没有什么不同，接受的教育也是一样的，但最终“压制者”由于互相压制而碌碌无为，“争鸣者”因为提升彼此而卓有成绩。结论是：“压制”导致互相争斗和自我怀疑，而“争鸣”却彰显每个人的闪光点，展现最美的一面。
　　（石景琼摘自《环球时报》2008年11月5日）
　　



只够勇气怀念你

　　1
　　这是她第一天在亚西影院售票，客人越来越多，她的脸颊也跟着慢慢涨红，像熟透的苹果。
　　“我要买和刚刚进去的那个女孩邻近座位的票!”
　　一张折成两折的百元钞票被推进来，她留意到他有很好看的手指，洁净、修长且有种少见的柔韧，和他的好看的、朝气蓬勃的脸十分相称，他的眉眼乌黑英挺，但脸颊上还带着一点圆润的稚嫩，她猜他和她年纪相若，于是结结巴巴提醒他：“学生证可以打折，5折。”
　　他出示的学生证显示他就读于一所令人歆羡的重点大学。
　　她给了他想要的那张票，又找给他50块钱，他说了谢谢，取票，走开。她忍不住开始回忆上一个客人，也就是男孩口中的“那个女孩”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份工作对她十分重要。她职校毕业，没什么社会关系，父母早亡，无所依仗，奶奶养大她却恨她，认为她命硬克亲。
　　她和11个女孩合租了一个小户型中室套，每月只需支付120元房租，但享受这种低价的代价是居住环境的恶劣，因为外面雷声轰轰随时会下雨，她不得不从半湿的衣服下钻过去，找到自己的铺位。她努力入睡，却被那股复杂难言的潮湿气味熏得神志清明。她不由又想起今天遇见的那个男孩的干净的表情和整洁的样子，还有那双美丽的显然从小与钢琴琴键密切相伴的双手。
　　
　　2
　　接下来的一年，她又见过他6次。也就是说，平均两个月他会带他的女朋友，也就是最初他口中的“那个女孩”来看一场电影。
　　给票、找钱；接票、接钱，说谢谢，说不客气，固定的程式，重复了6次。其间，她总借机偷偷打量他身边的女孩，她发现她有富家女的精致与娇纵。
　　第二年，他一个人来看电影，她心里无法抑制地涌起一种隐秘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