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说话，一个人继续挖。于是武警和他各挖各的。
　　挖了三天三夜，不吃东西，偶尔喝点水。从不说话，不哭也不叫。
　　第三天夜里挖出来了，他忽然笑了，很温柔的笑，但是他的儿子已经变形了。
　　他叫上武警一起，抬开预制板，把儿子挖出来，轻轻放在地上，找来水和纱布，给儿子擦身子和梳头。很轻，很温柔，他始终微笑，武警看到都要哭，又不敢劝他。
　　擦完，他就把儿子抱起来，坐着，两个人，父子。坐了一夜，也不和别人说话，偶尔亲亲儿子。
　　天亮了，运尸体的车来了，他拿了一个尸体袋，把儿子装进去，别人要帮忙，他都拒绝了。然后，抱起装儿子的袋子，把儿子抬上车。这时候，他突然大叫一声，那种穿云裂石的声音，在场的武警都以为他疯了。上去拉他，他很快平静了，说，我没事。
　　他把儿子放好后，跳下车，抓了一朵野花，放在装儿子的袋子上，说：“儿啊，爸爸再送你一程。”然后，关门，目送车子离去，一个人转身走了。
　　武警说，他两个食指的第一节骨头都没有了。
　　故事完了。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石景琼摘自《现代女报》2008年5月18日图/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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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

作者：三　毛




　　一直到了初中二年级有了“生理卫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个问题从小就问过母亲，她总是笑着说：“是垃圾箱里捡出来的呀!”我也知道这是母亲的闪烁之词。
　　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除了堂兄、弟弟和父亲之外，对于异性，只有遥遥相望，是不可能有机会去说一句话的。我们女生班的导师一向也是女的，除了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他给我的印象深，也和性别有关。第一天上课时，男老师来，自我介绍之后，又用台湾国语说：“我今年二十四岁，还是一棵草。”那句话说了还嫌不够，又在黑板上顺手画了一棵芦草，我们做孩子的立即哄笑起来。起码很明白地听出了他尚未成家的意思——很可怜自己的那份孤零就在这句话里显了出来。
　　“那我是一朵花呀!”我跟邻位的小朋友悄悄地说。老师第一天来就凶了人，因为上课讲话。他问我：“讲什么?说!”我站起来说我是一朵花。全班又笑得翻天覆地，老师也笑个不停，就没有罚。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分派的，感情好的同学，因为好到不知要怎么办才能表明心迹，于是就去结拜姊妹。当然，不懂插香发誓等等，在校园一棵树下，大家钩手指，又报生辰，结了七个金兰。
　　有一天我们结拜姊妹里一个好家伙居然跟邻班的男生讲了三两句话。等我们悄悄聚在一起时，才说，男生也有七个，约好以后的某一天，双方都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池塘边去。这叫做约会，男女的。我们也懂得很。
　　问我们敢不敢去，大家都说敢。可是如何能够约时间和哪一天，实在不能再去问，因为众目睽睽，太危险了。
　　没想到第二日，要跟我们约会的那群男生，结队用下课的时间在我们教室的走廊上骂架，指名骂我们这七个姊妹。不但骂，而且拿粉笔来丢我们，最后干脆丢进一个小布袋的断粉笔来。我们冲出去回骂，顺手捡起了那个白粉扑扑的口袋。围得密密的人墙——七个，打开袋子，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小纸片，写着——就在今天，池塘相会。
　　事情真的来了，我第一个便心慌，很害怕，实在不想去做。可是要面子，不敢临阵脱逃，下了课，我们七个人背了书包就狂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长满了遍地含羞草的池塘边去。也许女生去得太快了，池塘边男生的影子竟没一个。
　　就蹲在池边跟草玩，眼睛不时抬起来向远处看，眼看夕阳西下，而夜间的补习都要开始了，男生们根本没有出现。离开池塘时，我们七个都没有讲太多话，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难堪极了。
　　也不敢去问人家为何失约，也不再装腔作势地去骂人了，只是伤心。那时候快毕业了，课业一日加重一日，我们的心情也被书本和老师压得快死了，也就不再想爱情的事情，专心念起书来。
　　总也感染到了离愁，班上有小朋友开始买了五颜六色的纪念册，在班上传来传去。或留几句话，或贴一张小照片，写上一些伤感与鼓励的话语，也算枯燥生活中心灵上一些小小的涟漪。
　　男生班里有一个好将——不是我中意的那个，居然将他一本浅蓝色的纪念册偷运进了我们七姊妹的书包里。我们想，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总得留些话给别人才叫义气，这个风险一定要冒一下的。于是，在家中大人都睡下的时候，我翻出了那本纪念册，想了一下就写——“沈飞同学：好男儿壮志凌云。陈平上。”写完我去睡觉了。纪念册小心藏进书包里，明日上学要传给另外的女生去写。
　　第二天早晨，妈妈脸色如常，我匆匆去学校了。等到深夜放学回家，才见父母神色凝重地在客厅坐着。妈妈柔声可是很认真地问：“昨天，你写的那本纪念册是给男生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好男儿壮志凌云，是什么意思?”我羞耻得立即流下了眼泪，细声说：“我想，他长大了要去当空军。”“他当空军?你怎么会知道?交谈过了吗?”我拼命地摇头，哪里晓得他要做什么，只因为他名字上就一个“飞”字，我才请他去凌云的。
　　父母没有骂也没有打我，可是我知道跟男生接触是他们不高兴的事，仍然拼命流泪。后来，父母说以后再也不许心里想这种事情，要好好用功等等，就放我上床去了。
　　眼看毕业典礼都快来了，男生那一群也想赴死一战，又传了话过来，说，填好“初中联考志愿单”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要约我们七个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剧场”看一次电影。
　　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很紧张地去了。
　　延平北路那家“荣安银楼”老店旁的电线杆下，就聚着那群男生。我们怯怯地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见我们来了，马上朝“第一剧场”的方向走去。男生走，我们在好远的后面跟。等到窗口买票时，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讲：后面来的女生最好给划同一排的票。他们买了票，看了我们几眼，就进去了。我们也买了票，进去坐下，才发现男生一排坐在单号左边，我们一排在双号右边好几排之后。
　　那场电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么。起码心里一直乱跳，不知散场以后，我们和男生之间的情节会有什么发展。
　　散场了，身上还有三块多钱。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圆环吃一碗仙草冰，男生没有吃，站得远远的，也在一根电线杆下等。后来，公车来了，同学都住一区的，坐同样的车回家，也是前后车厢分坐，没有讲话。
　　下车，我们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错地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对象。那一场拼了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
　　(司志政摘自《倾城》漓江出版社图/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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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初恋

作者：约翰·加西纳




　　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一个我以前见过、但从没真正看仔细的女孩和我在教室里并排而坐。我的两眼睁得老大，紧盯着她。她侧过头来，非常非常镇定地看着我，那一眼已经令我神魂颠倒。
　　“你瞪着眼瞧什么?”她问，接着又问了一次。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清她的问话，又过了更久我才支支吾吾地回答。
　　“没……没看什么，”我嗫嚅着，趁她冷冰冰的蓝眼睛把人化成石头以前赶快别过头去。
　　她名叫赛柔。这个名字在我舌尖上打转，我一遍又一遍地低语，似乎它不是名字，而是祈语。我对赛柔的迷恋完全是天真无邪的。那是1950年，我才9岁，电影尚未分级，《花花公子》杂志比我还年轻，父亲还没有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大道理”。我懂得些什么?
　　为什么赛柔一走近，我的心就扑通扑通跳?是什么使我看上了她?这令我很烦恼，就像患了流行性感冒似的，出现了可怕的症状：头晕目眩、打冷战、茶饭不思。
　　赛柔对我的偌大影响真令我迷惑不解。老实说，我们是邻居，曾一起上过别的课，多年来我都没有理会她，可是这次不同。
　　看到她自然使我心动，但并不止于此。我一有机会就走近她——即使没有机会也如此——结果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女孩闻起来和男孩不同，尤其是赛柔，她呵气如兰，一点也都没有我们男孩因整天耗在沙地上而弄的那身霉味儿。
　　她的味儿使我眩晕。
　　夜晚我辗转反侧，渴望在学校时能有机会揪她的辫子，对她扮鬼脸，在她作业簿上涂鸦，做任何使她知道我对她多么有意的事。
　　这是已经感到却不准备承认的情意，我深信：全班人人都知道了，但没有人要说出来。当然这“人人”并不包括赛柔在内。
　　一天在学校吃午饭时。我们都到外面去了。我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嘲弄了她。她突然转身面对着我，手叉着腰，撅着嘴。
　　接着发生的事好像有一辈子长，其实是瞬间即逝。后来想起，真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回味。我常常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回想这件事，偶尔又想到：要是那样，又会怎样。回忆时，整件事像慢镜头重播撞车过程，连相撞的一刻也是慢慢发生的，你看见车迎面而来，却无从避开。
　　赛柔倾身向前说话时，整个操场都静下来了。她说：“我妈妈说，一个男孩真正喜欢一个女孩才戏弄她。”然后她跳跳蹦蹦地跑开了，只听到她皮鞋擦地的沙沙声。
　　四周蓦地迸发出哄笑声。否认这个事实绝对不可能，我讲不出话来，只是怔着站在那里，气也泄了。我觉得自己在倒下，虽然实际上我呆若木鸡。我的脸红得像火烧云，时间完全静止了下来。
　　等我喘过气来，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周郎摘自《中学生大阅读》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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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痴情枉少年

作者：黄宝莲




　　我读过的大学里，有许多绮丽的爱情故事，一一印证所谓“若不痴情枉少年”。
　　最难忘记的是同我选修诗词欣赏的一个长发瘦女生。她不美，衣服穿得邋遢，就是有一股孤芳自赏的潇洒劲。很少见她与人打交道，成天跟她腻在一起的就是别系一个念自然组的男生，头发很短，像把钢刷，经常穿拖鞋，短裤，露出长毛腿，胡子不刮，带着流氓气息的聪明模样，两个人走在一起，特别臭味相投。
　　我当年难免也有这样一点个性，对这种勇于自命不俗的人，格外欣赏。当那些自称思想开放、行动保守，自视家教良好的同学，用批评审判的眼光讥讽那一对男女的惊世骇俗、放荡不检时，我就暗自赞赏他们敢作敢当的勇气。
　　他们每天一起吃午餐。十二点下课时，教室门外就等着一个提便当的他，然后一起到学校餐厅分享午餐。他们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互相夹菜到令人生烦的地步。我有一次坐在他们旁边，看见男的三次把一块肉夹到女的碗里，女的三次夹回去。两个人总共说了六次“你吃”。最后，女的放下筷子，一副怒容：“叫你吃就吃!这么啰嗦个没完。”男的就乖乖地吃了。那一餐饭，俩人吃得意犹未尽。就商量是不是要在餐馆里再点一样菜。“你吃饱了没有?”男的先问。女的以同样的话又问。“你吃饱了没有?”“想吃什么?”男的说。“豆腐怎样?”女的提议。“你想吃豆腐吗?”男的又问。五分钟的反复征询后，他们决定多买一份豆腐。那一餐饭终于吃得一无所剩。男的牵着女的手，提着便当，双双步出餐厅。
　　每时每刻，他们形影不离。只有坐在不同教室的时候，才能把他们暂时分开。他们大胆大方，对旁人视若无睹。在省“议员”建议辟室供约会的学生“合法接吻”的笑话闹出时，一般男女，都还只是找个阴暗角落，夏天蚊咬，冬来风寒。这一对男女就敢在大街上公然接吻，毫不扭捏，就像西洋电影的恋爱镜头一般自然与天经地义。春暖花开时，草坪斜坡上就见他们拥抱翻滚，忘了来来往往无数受惊的眼睛。
　　至于两人同住一个小房舍的廉价双人床的事实，早就白得没人去探究。人们好奇的还是他们互相穿着彼此的衣物。你总是会发现一双绿袜子，一只是在男的右脚上，另一只是在女的左脚上，一双白袜子，也如此这般的各穿一只。一双红拖鞋，左脚在男方，右脚在女方，凡是任何成双成对的东西，都必须被他们公平地分开来，各自拥有对方的一半。歌词里的：你泥里有我，我泥里有你。
　　那样的排列组合，是一种分享的喜悦?是一种标新立异?还是一种趣味游戏?我始终没有弄懂。当时只信：这么年轻的两个生命，能如此刻骨相爱，肯定有一种早熟的悲剧，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他们能坦然面对绝大多数人的指责与误解，必定需要无比的勇气去坚持他们的选择。
　　后来，我们都毕业了。我第一件事便是在厚厚的毕业纪念册上，找寻这两个人，想从闲言流语中，找出一点可以探寻真相的背景资料。当我翻遍整本册子，发现几千人的名单中，就缺了他们两张面孔。他们既没有一张标准死板的学士照，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有挖空心思的毕业留言。四年风风雨雨的日子，他们回报我好奇心的，就是二寸宽三寸长的“白色空缺”。
　　我冲动得想向人打听他们的下落，以及彼此相爱的结局。但是，我终于明白：“无题”是他们选择最美丽的告别方式。我才学得如何尊重别人不同的生活方式。
　　(青衫客摘自《我私自的风景》江苏文艺出版社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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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近了，便没有了英雄和美人

作者：东归雀




　　他曾用20分钟的时间，写下对她的美誉：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写的一定不是别人，就是她胡茵梦，字字生香。
　　
　　李敖一生倨傲，有才情却屡屡不得志，一生艳遇不断，阅美女无数。他与胡茵梦一个是在文化界呼风唤雨、才气横溢的作家，自命的超人、情圣；一个是影视明星，才貌俱佳，个性开放，是许多男人的“梦中情人”。两人一搭一档，外人看来，可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可两人轰动一时的婚姻仅维持三个月便宣告破裂。
　　胡茵梦与李敖的第一次会面是在萧孟能花园新城的家中，也可能是萧孟能的有意安排，因为传说胡茵梦很想结识李敖。据胡茵梦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穿着很保守，两只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一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体看来带点阴柔的气质。当时我穿了一件淡柠檬绿的棉质长袍，光着一双大脚，连拖鞋也没穿。李敖一整晚都盯着我的脚看，后来才知道他有点恋足癖。
　　没隔几天，李敖就带胡茵梦去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他的十万册藏书。两人坐在沙发上闲聊时，据胡茵梦说：“李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而且头摆的角度是直的，竟忘了接吻时头得歪一点才行。”当时李敖还有一个女友，李敖对她说：“我爱你还是百分之一百，但现在来了一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他给了前任女友210万元，打发她去了美国。
　　他们也曾深深爱过!每天早上她一睁开眼，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是他为她准备的，整洁的温暖。她也想带给他快乐，在他面前跳她自己发明的女巫舞，翩跹若蝶。但是这样的琴瑟之和并没维持多久，有着独立个性的两个人便因生活的琐碎开始吵个没完。
　　她喜欢光着脚丫在地上走，他却反应强烈，认为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