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去了法国，回来后就宣布遇到了奇迹，圣母玛利亚显灵了，病不治自愈了。他按照自己的计划做了，人们欢天喜地，对上帝和圣母玛利亚更加虔诚。安德鲁没想到，教会知道了这件事，罗马的天主教会对“奇迹”一类的事非常谨慎，一旦有“奇迹”发生，教会专门有一个由医生等专家组成委员会，要对这些“奇迹”进行鉴别，看看是不是真的“奇迹”。
　　教会要求安德鲁的医生提供安德鲁的病情资料，安德鲁知道这回纸里包不住火了，还是自己坦白吧，也许人们会原谅自己。没想到的是信教的人也是记仇，尤其是捐款的人，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众人一起把他告到了大主教那里，安德鲁这回是有口也难辩了，大主教撤销了他的牧师职务，而且他还上了报纸，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终于荣誉扫地了。一个本不应该说谎的人却偏偏说谎了，安德鲁只有自己向上帝祈祷了，他希望上帝能够原谅他……
　　安德鲁在祈祷的时候，一直在问上帝，人真能够一生一世不说谎吗?这世界上有几个人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从没说过谎?说谎以后又该怎么办?……上帝也没有答案。上帝说过，只有自己救自己的人，上帝才肯帮助他。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不说谎。
　　(秋海棠摘自《心理月刊》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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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后的约定

作者：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你听了觉得稀奇，是吗?好吧，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
　　“那餐馆5年前就被拆除了。”警察接上去说。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20年前的今天晚上，”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孩提时候起，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们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们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警察说，“你们分手以后，你就没有收到过你那位朋友的信吗?”
　　“哦，收到过他的信。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相互通信，”那男子说，“可是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你知道，西部是个很大的地方。而我呢，又总是不断地东奔西跑。可我相信，吉米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来这儿和我相会的。他是我最信得过的朋友啦。”
　　说完，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巧玲珑的金表。表上的宝石在黑暗中闪闪发光。“9点57分了。”
　　他说，“我们上一次是10点整在这儿的餐馆分手的。”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官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20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住了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喔，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你会长这么高的个子。”
　　“哦，你走了以后，我是长高了一点儿。”
　　“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芝加哥的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的，于是他们通知我们说，他们想跟你‘聊聊’。好吧，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月月鸟摘自《欧·亨利小说集》图/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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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染上中国人的急

作者：Ｊｏｎｎａ　Ｗｉｂｅｌｉｕｓ




　　●〔瑞典〕JonnaWibelius
　　○译/古雷
　　
　　大约半年前，我在上海火车站等着去苏州，这时一名中国商人坐到我旁边，他打破沉默问我有关我的手机的事情，接着我们海阔天空地东聊西聊。跟往常一样，跟当地人聊天时，诸如“你认为中国怎么样”或“生活在这里，你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会出现。
　　这名商人接着问我，中国人的什么习惯让我特别不可理解。就在我准备回答时，火车站的广播响了，通知旅客到站台等车。很明显，到苏州去的人很多，因为广播一结束，我就见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冲向站台，一些人甚至开始跑了起来。此时距火车离站还有20分钟。
　　商人和我都看着这些分秒必争的旅客，直到他自己也变得失去耐心，开始向站台走去。我跟着他，排队等着通过大门，我告诉他这很有趣，中国人赶车总是这么急匆匆的。“你说得对，”这名商人说，“中国人出行时没有耐心。我猜这是许多人的毛病……应该放松些。”
　　但是，当我们往站台走时，这位中国商人暴露出了自己的旧习惯，他一定是突然感到着急了，开始小跑着冲向车厢。我忍不住笑了，此时离开车还有12分钟，时间显然足够。但是，那种急迫的心情似乎不可遏抑。
　　过去半年来，我经常往返于上海和苏州，每次看到乘客们急匆匆跑向站时，我都感到有趣。最令人匪夷所思的，穿高跟鞋的姑娘居然也会那么跑起来。
　　没错，这是不太寻常的娱乐，直到我数天前到芬兰度假。瞧，我在芬兰要去好多地方，但没有汽车，我和男友得坐火车。你猜我赶火车时是怎样的?就像我过去6个月里一直感到好笑的中国人一样。
　　首先，我必须至少提前4天看到车票才觉得安心。我男友告诉我火车很少会被坐满，车票永远也卖不完，但我就是这样才觉得好。我拒绝相信他!我要求他提前买票，不要害得我们到时有麻烦。
　　其次，当火车抵达站台时，我发现自己很焦虑，特别是如果离我要去的那个车厢较远的话。一周前，当我和男友在一个乡村小站时，火车来时我甚至忍不住开始撒腿跑了起来!我男朋友尴尬极了，但我真的是不能控制自己。我担心这个站太小，说不定火车都不会停一分钟，而我们会来不及上去……我敢肯定火车上有人在嘲笑我。
　　再次，我总觉得自己的座位会被人先占去。每次我上车发现自己的座位是空着时，我就感到哪里不对劲儿。在中国，我的座位总是有人先占了的。
　　最后，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说……尽管我不情愿承认，但我真的想念在上海的火车!特别是票价，还有许多在中国坐火车时的事情。在中国，我几乎总是在火车上或火车站跟人聊天，想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这样试试?有人会回答你，但他们肯定认为你是神经病。因为我们通常没有跟陌生人说话的习惯。
　　(石景琼摘自《青年参考》2008年8月24日图/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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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找你

作者：张小娴




　　好想见他，又找不到什么借口，于是，只好在电话里认真地跟他说：“我有事找你。”
　　“好吧。”他说。
　　太好了!他来到约定的地方。我望着他，等他说话。他好生奇怪，心里想：“她不是说有事找我的吗?”
　　他首先打开话匣子，我快乐地跟他聊天，又不停吃东西，胃口好得不得了，就是没说我找他什么事。
　　回家的路上，我们聊了很多事情。今天晚上，我过得很开心。分手的时候，我全忘记了我找他有什么事，他也忘记了问我。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之间有点云雾，有点暧昧，我很想见你，又怕被你拒绝。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有事找你。”这一句话，总是被女人普遍运用。
　　很想跟已经分手的男朋友见面，又怕他不肯来，我们只好在电话里煞有介事地说：
　　“我有事找你。”
　　假如你对我尚有意思关怀，你就来吧。请你不要冷漠地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只不过想见你。
　　(墨缘摘自《永远不要说永远》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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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等距离相处

作者：唐　骏




　　企业需要技术的创新，也需要管理的创新。中国式的国际化管理便是企业管理的一种创新理念。所谓中国式的国际化管理就是西方的管理框架体系加上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就如同西方人喝咖啡是喜欢闻它的飘香，而中国人把它当做饮料来喝。在美国的公司里，只要付给员工薪金就可以了，而中国的员工很重感情，他们需要被尊重，希望常常被感动，这就需要一种中国式的人性化管理。
　　中国式的国际化管理需要“圆心理论”，即公司总裁是圆心，所有的员工都是圆周，总裁与员工必须是等距离的。我发现，很多企业发展的阻力有30%源于企业自身的内耗。究其原因，总裁身边总有那么几个走得特别近的人，我们称之为圈内人，而没有加入这个圈子里的人就拼命想加入，这就造成了企业的内部政治斗争。这在外国企业是少有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等距离。如果总裁对圈内某个人好，这个人固然可以对你忠心耿耿，可圈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公司不是我的。企业的发展不能仅靠几个圈内人，需要大家的努力，所以我用“圆心理论”激发每一个员工的潜能，让他们知道，总裁是一视同仁的，对他们所有人都很好。
　　在微软中国，经常有国内员工请三四个小时的假，去机场接来看望他们的父母，但在美国的管理制度中这是不允许的。我就想出一个办法，由员工自己接变成公司派人接。我用60元委托第三方的代理公司代表微软去接他们的父母。这样既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孝道，也让员工的父母感到公司的亲切，对其子女的关爱。最重要的是为公司节约了很大的成本，因为微软是以一分钟一美元计算的。
　　我想，即使我不这么做，他们也会请“病假”的，因为他们心里不舒服嘛，这就是文化的不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照搬照抄美国的管理模式，是行不通的。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激发每个员工的潜能，让每个人都喜欢公司。中国的员工需要感动和温暖，所以我专心做这件事情，那就是感动每一位员工。
　　以前微软有位中层领导要辞职去苹果公司担任更高的职位。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先是竭力挽留，如果去意已决，便说几句客气的话就算了，但我没有。当时我在澳洲开会，我就告诉她，让她等我回来和她见上一面，她说真的没有必要，但我还是从香港转机到广州和她告别并祝福她。
　　其实，我只是在走一个形式而已，因为我知道第二天的报纸会说，唐骏专程从澳洲辗转而回就是为了挽留她。实际上，我是做给苹果公司看的，让他们觉得自己挖到了一个真正的人才，要不然唐骏不会专程回来挽留她。这样做对她本人以后的发展有利；更重要的，我是在做给我的员工看，让他们知道，公司一直很关注你，直到你在微软的最后一刻。
　　离开微软的员工都会说同样的一句话：“我很怀念微软!”这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在别人看来，微软对员工真的很好，这就是微软的品牌和号召力。我也因此三次被授予微软公司的“诺贝尔奖”——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
　　(不不摘自《今日文摘》2008年第13期图/陈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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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男孩的真正原因

作者：单之蔷




　　中国人的姓氏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从上古的伏羲氏时代开始，中国人就有了姓氏，至今已经5000多年了；二是中国人的姓氏是按照父系传承的，即只是在男子中一代代地相传，比较稳定。
　　事实上，后者恰恰与遗传学中的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相一致：Y染色体就是只沿着男性这条脉络下传的。除了极为罕见的异常，一代代的只要是男性，就会一直传下去。
　　我们都知道，人有23对——46条染色体，其中，X和Y染色体是控制性别的。在男人的精子中，一半含有X，一半含有Y；而女人的卵子含有的则都是X，没有Y。
　　当精子中的X遇到卵子中的X，组成新的染色体XX时，就生女孩；当精子中的Y与卵子中的X相遇，组成XY时，一个男孩就诞生了。当这个男孩再生男孩时，一定是这个Y又一次地被选中，与一个卵子中的X结合了。
　　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如果一个家族一直有男孩诞生的话，那么，这个家族的染色体Y就一直传下来了，而且，是同一条祖先染色体的复制品。
　　我们的祖先太聪明了，他们在五千多年前就用“姓”给自己的家族做了命名。
　　当然，我们的祖先这么做的时候，想到的不仅仅是标识自己，区别他人，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举一下子给他们家族的染色体Y打上了标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姓氏”，就是染色体Y的“姓”，因为生生死死，承载着姓的一代代的人都消失了，但染色体Y却与“姓”结合在一起，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