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才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公元1274年10月初,元军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德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倾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怕日军乘机来袭,元军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10月22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德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
  当时,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集结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激烈战斗。
  元军因内部高丽、汉、蒙古统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隐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沿海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新近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六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元十八年(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计,而此种战舰的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形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呐和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爱玲摘自《历史不忍细看》河南文艺出版社图/贾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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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蒋方舟:写作是从模仿开始的

作者:本刊编辑部




  蒋方舟:1989年10月出生,7岁写作,9岁出版第一本书《打开天窗》,后来又相继出版《正在发育》《青春前期》《都往我这儿看》《我是动物》《邪童正史》《舌头的战争》《第一女生》《骑彩虹者》等共9部作品,过百万字。今年年初,清华大学降60分录取蒋方舟的消息传开引起一片议论声。尘埃落定,现蒋方舟已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
  
  《意林》:听说你小时候的写作环境并不是很好?
  蒋方舟:我的母亲是学校老师,父亲是铁路乘警。一家人住的是30多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我都没有过自己的房间,我的床就是客厅里的活动沙发,我连自己的书桌都没有。最惨的时候,头顶的灯也捅一捅才能亮,楼下还有狗在吠叫。大隐隐于市嘛,直到现在上了大学,我仍没有自己的房间。
  
  《意林》:你是在母亲“法律规定,小学毕业前必须写一部书,否则会被警察叔叔捉起来”的恐吓下开始写作的,刚开始写作的过程会不会觉得比较痛苦?
  蒋方舟:我那时刚上小学,还不识字,很多字都是不会写,都是照着画的。不过这个过程我并没有觉得痛苦。如果让我去和同龄孩子去玩游戏,我会觉得更痛苦,我是一个孤僻的孩子,写作是一种个人独立完成的过程,是一种单独的享受。我觉得有话说,就不可收拾地写下去了。虽然小时候也有过偷懒表现,为了写到母亲画格画到的地方,字越写越大,还会画一些插画。但我觉得写作的过程是很有乐趣的。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乐趣是,把东西交给母亲,与母亲讨论书中那些让她发笑的情节。
  
  《意林》:你有没有写作焦虑感,遇到过写出来的东西不满意或者写不出的困境?
  蒋方舟:焦虑感是一直存在的,会伴随写作终生。写作困境是周期性的,每个月都有,而且很频繁。克服的惟一办法,就是继续写下去。如果一旦搁置下来,就生疏了。高三为了备战高考,我有半学期没写东西,后来拿起笔来觉得自己有点儿生疏了。遇到写作困境,坚持下去就会迈过这个“坎”儿。
  
  《意林》:现在很多中小学生都最怕写作文,常常发愁写不出东西,而你小时候就已有很多书出版了,你认为在写作上有什么诀窍?
  蒋方舟:首先,我承认写作是有天赋的,而且天赋所占的角色很大。但我觉得天赋并不是天生掌握一些技巧,关键还看问题的视角,看问题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不能千篇一律。
  另一方面我认为就是阅读,广泛地阅读。从小到大,我看了很多的书,扩大了自己的视角和知识范围。写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将著名作家的作品再重新叙述一遍,或者从中寻找灵感,都是学习写作的好方式。
  
  《意林》:你从很小就开始看成人书,不看少儿书了,这是母亲的引导还是自觉意识?对少儿及青少年图书有什么看法?
  蒋方舟:母亲并没有引导我。少儿书我从5岁就不看了。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童话结局都不好,很多都突破了成人心理承受范围,小孩子看了晚上都会做噩梦。而成人书中却反而有很多温馨的东西,比如三毛的书,看了之后会有很温暖的感觉。
  
  《意林》:2008年湖北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举手投足之间》,听说你在考场想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始动笔,作为一名已有多部作品的小作家,对这类题目应该是挥笔即来的啊。
  蒋方舟:我主要是在揣测出题老师的意图。对于一个要参加高考的学生,经过多年考试作文的磨炼,已经养成一种习惯,看到题目,就不由自主地就去猜想出题人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从而来决定自己的文风。这是一种很卑微的猜测。高考作文与平时写作有很大不同,写高考作文的束缚很多。在考场上做这种去谄媚老师的事情,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又不得不做。我发现自己确实两头得利:我既是一个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又可以作为反对僵化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
  
  《意林》:北大教授钱理群在看过你的第二部作品《正在发育》之后,曾发出担心,担心你们这些小孩成为“调侃的一代”,对此你怎么看?
  蒋方舟:我觉得,虽然我的语言多么调侃、多么尖酸刻薄,但并不代表我对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屑、多么不恭敬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外在语气和叙事态度,并不代表一个人的世界观。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对这个世界还存有一些怯生生的感觉,我的世界还是很单纯的。我并不担心自己会变坏。
  
  《意林》:听说你要在清华重塑自己,你想把自己重塑成什么样的?
  蒋方舟:大学只是一种空间概念,并不是一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决定因素。有三个问题是我自己很关心的:我很关心我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会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很多人问我这三个问题,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也像一个中年妇女的观众,关心一部肥皂剧剧情的发展,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导演,这部剧将如何发展,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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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也像一棵树

作者:蒋子龙




  在张朝阳先生译的《企业的生命周期》中,称企业像一棵树,这棵树上爬满了猴子,每一层的树枝上都有。下面还有许多猴子正往上攀,上面的猴子向下看,看到的全是笑脸。下面的猴子往上看,满眼都是屁股。
  树上的果子总是由顶层的猴子先吃,它们吃完了就拉,下面的猴子得到的总是上面猴子的屎。下面的猴子要想挤到上面去,先要用脸贴过上面很多猴子的屁股,能爬多高,取决于它们以脸贴屁股的技巧。最顶层的猴子不用贴其他猴子的屁股,可是假如有一天,想取代它的猴子便会踢它的屁股,将其轰下去。
  在陷于困境的时候,上层的猴子会折断树枝扔打下面的猴子,下面的猴子再扔打更下面的猴子,猴子们便纷纷往下一层掉,你压我挤,混乱中会有猴子从树上掉下去……
  当今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占据着地球村这棵大树的最顶层,居高临下,抢尽风头,占尽便宜,什么都先吃头一口。下面依次是:发达国家中少数几个经济大国、一般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或贫困国家……
  在现代生存环境里,金钱是获得世界认可的惟一途径,每个人因为所占有金钱的多少而处于不同的层次。据联合国发表的《世界就业报告》称:“目前全球有近10亿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占全球劳工总数的1/3。有8亿人在挨饿,近50年中全球有4亿人死于食品匮乏和卫生条件恶劣,是在20世纪发生的所有战争中死亡人数的3倍。另外,世界上还有2200多万难民,由于战争、饥荒和其他灾难被迫流离失所,居住在难民营寻求避难。”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生不如死。
  可在大树的顶端,有钱人却“虽死犹生”。西方发达国家继“白领阶层”、“金领阶层”之后,又出了一个“金棺材阶层”。据《幸福》杂志报道,在全球500家大公司中,至少有15%的老板跟公司签有死后几年仍享受薪水的合同。
  如只有49岁的RJR纳比斯科公司的吉斯特,死后将享有为期5年、数目为97.5万美元的年薪。亨氏营养公司55岁的欧雷利,在他死后3年半内,每年仍可得到130万美元……这种死后能躺进“金棺材”的名单还可以开出一大串,谁说金钱不能带进棺材?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朝不保夕,而这些“金棺材”们的职位不但终身制,还要享受“世袭制”。联合国的上个年度《人文发展报告》公布:“富有的工业国掌握着全世界97%的专利。只占世界人口1/5的富人,创造着86%的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掌握着82%的全球出口和68%的国外直接投资,控制着全世界74%的电话线。”
  不讲世界首富每一天就可挣到差不多3亿美元,就以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法国欧莱雅化妆品集团的总经理为例,每分钟即可收入2万法郎(近3000美元),“全球却有15亿人每天的收入不足一美元,而在1993年,全球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还只有13亿人”。
  这就叫“返贫现象”。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全世界最富有的20%的人口和世界上最贫困的20%的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1960年为30∶1,到上个世纪末扩大到74∶1。最新的全球数字还未统计出来,仅美国去年公布的行政总裁和工人在薪酬上的差别,已经达到了326∶1。
  透过这一系列枯燥烦人的数字,大家可以感知到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世界是为谁准备的了?原来它是极端地嫌贫爱富!
  全球像一棵树,每个国家也像一棵树,富国里有穷人,穷国里也有富人。通过金钱可以爬到树顶上去,通过权力也可以攀上本国的树顶。
  (不不摘自《人民论坛》2008年第10期图/贾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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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朵童稚

作者:简 媜




  一上车,我就注意到她们,只因为她那么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
  我坐在窗户边,座位是长长的那种老爷座,她们坐在我的斜对面,我一直看她们。
  较大的那个,大约十三岁,挂面头发,一身淡黄色碎花洋装,一双高跟鞋——这令我很惊讶,这么小年纪!我细细再看,发现那是双很大很尖的高跟鞋,相当老式的。我猜,不是她妈妈的就是姐姐的,她还不到穿高跟鞋的年龄。另外那个小女孩,圆嘟嘟的脸,长头发在耳朵边扎成两把,晃荡荡的,还打了蝴蝶结,可爱得像个洋娃娃。我想,这两个女孩子一定是姊妹,她们看起来有点儿像。一坐下来,妹妹就叽里呱啦地不知道跟姐姐讲什么?她的笑容好灿烂。做姐姐的,一句话也没说,很专心地听她讲,那双眼睛一直看着妹妹,偶尔还轻轻地点头,嘴角有一丝微微的笑。那微笑,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所该拥有的。后来,妹妹大概是热了,小手一直掀着额前的刘海,她半靠在姐姐身上,低声问了什么,姐姐看了看左右,然后大大地点头,妹妹马上两只脚跪在椅子上,双手用力地拉开玻璃窗。姐姐低头不知道问了妹妹什么?我想,她一定是问妹妹:“还热不热?”妹妹又笑了,无邪、天真,像个小天使。后来,妹妹大概困了,趴在姐姐的腿上打瞌睡。姐姐一只手让她枕着,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妹妹的头。妹妹大概很困,一会儿就睡熟了,一动也不动。她那双手还是继续抚摸着她的头,那么轻又那么柔。我想,那一定是个很令人舒服的动作。这时,我大胆地瞧着姐姐的脸,多平凡,又多惹人怜!瓜子脸,不算漂亮,但很顺眼。皮肤黑黑地,仿佛还有几条“抬头纹”,鼻子是挺的,闭着的双唇如不破的核桃,唇边一丝不退的微笑,带一点儿忧郁,又带一点儿遐想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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