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新才摘自《戒嗔的白粥馆》河南文艺出版社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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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过Ａ级的Ｂ级人生

作者：海　岸




　　所谓“B级人生”，并非“Bad”，而是“Better”。
　　网络流传讨论“B级人生”的文章，引述了日本经济专家森永卓郎的观点。他把人生分为三级：A级人生是“有钱没闲”；B级人生是“钱少一点点，但是有闲”；C级人生则是“因为缺钱而生活质量很差，有没有时间都已经没有意义。”他所指的“B级人生”，并非“Bad”，而是“Better”，主张降低对物质欲望及社会成就的追求，给自己更多休闲时间，享受生活质量。
　　环顾我身边那些处于“A级”状态的成功人士，他们有钱但也懂得用钱来换取适度的休闲，例如：付出更高成本，使用更快捷省时的交通工具，或雇请帮手，替代自己执行无须事必躬亲的业务，享受真正的“Better”人生。他们的逻辑是：你必须先得到“A”，然后才有可能得到“Better”的人生。而不是根本还没有到达“A”，就降格以求，安稳于比“A”更低层的“B”级人生。
　　有位成绩普通的大学生，看了“B”级人生的说法，心中大乐!他说：“考80分就好了，何必为了增加10分而牺牲假日?”听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其中逻辑的问题出在：“谁说一定要牺牲假日，考试才会得90分?”
　　会不会有一种方式，是不必牺牲假日，只要更专注于上课听讲或及时整理思考，就能考到超过90分的成绩呢?
　　所谓的“人生投资报酬率”，不应该只是算计付出与回收之间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要先评估你的“投资标的”!先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找出最在意、最渴望的目标，确定这个目标很有意义，然后搭配“时间管理”、“执行效率”等工具，力求付出少、回收多，并且回收后还能继续增值。
　　放慢脚步之前，先想想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不是每个计算机工程师放弃高薪辞职回乡之后，就能闲云野鹤般地享受自在生活，很多人后来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适应缓慢无趣的步调而痛苦万分，这时候才体会到这个真理——“有目标的忙”绝对比“没目标的闲”要幸福得多。
　　(水观音摘自《知识窗》2008年第9期图/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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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损哲学

作者：叶特生




　　餐馆老板口试员工的问题：如果捧餐时手上托盘不稳，又救之不及，应怎么办?大部分人答不出。救之不及时，惟有由得托盘掉下来，还能怎么办?
　　不!标准答案是：用最后一点儿力量，使托盘掉向远离客人的地方。如果周围都有客人，则倒向大人，远离小孩；倒向男人，远离女人；倒向人的身体，远离他们的头，这叫“危机处理”。面临无可避免的失败时，选择使损失减到最低的方式。借钱买股票的人都懂一个游戏规则，就是当股市狂跌时，经纪会自动为客斩仓，这就是危机处理，对客户来说，当然痛楚万分，但却预防当股市继续下跌时血本无归，壮士断了臂，仍保有一条命。
　　对经纪公司来说，当然也是自保，虽不近人情，却是彼此止损，保存元气的惟一方法。危机处理是以科学方法在困难中整理出一条出路的方法，保留本钱，才有机会重拾山河，东山再起。很多人在一败涂地后不肯面对现实，自暴自弃，甚而一死了之，不但没了本，更没了命，当然没有绝地反攻的机会了。海军舰只在战事遇创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检视各处的受损情形，且第一时间作出报告，马上修补缺口，完全用积极态势应付打击。除非船只被击至沉没，否则积极态度不变。人生常不如意，天天都可能有打击，没有冷酷无情的止损哲学，真不容易活下去。
　　(玉冰心摘自《大公报》图/贾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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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特在中国的尴尬

作者：肖复兴




　　奥运会刚刚结束，夺得两枚金牌双双打破男子百米和200米世界纪录的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他的中文译名立刻被苏州一家公司抢注，将要成为卫生巾的商标。也就是说，日后在我们中国，博尔特不再仅仅是短跑名将的名字，也会和“洁尔阴”一样，成为一种卫生巾的名字。
　　这样令博尔特脸红，也令我们脸红的事情，据说不止是博尔特，刘翔的竞争对手、古巴名将罗伯斯，也已被抢注为“罗伯斯特”，将成为重庆一种皮鞋的名字。还不知道会不会接着有其他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的名字陆续登陆我们中国的商标品牌。如此借水行船，也算是我们国人脑瓜的活络，因为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国还没有发现有将奥运明星的名字移花接木为商业品牌的例子。
　　这样做的目的，自然首先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据说，光“罗伯斯特”一项，就可以为鞋厂节省千万元的广告费。在赚钱方面，我们可以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而打洋人和名人的主意，依此制造热效应，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前几年，不就有借用网络性爱写手木子美的名字，为安全套取名的吗?
　　其次一点也不可忽视的，即是我们格外崇洋媚外的心理，从根子上没有消除；或者说商家极其愿意利用这一点隐性的心理，来做其商业品牌和营销的一种轻车熟路的策略。这在开发商所建的楼牌名称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近的什么萨尔斯郡、加州小镇、阳光波尔多之类，就不胜枚举。最有意思的是，前几年温州一家皮鞋厂竟然把自己生产的皮鞋冠名为“哈利路亚”。而哈利路亚是西方做神圣祷告时的希伯来用语，德国伟大的音乐家亨德尔专门作过《哈利路亚》的合唱曲，被誉为“天国的国歌”。
　　我们国人从来不缺少幽默，缺少智慧，缺少想象力。只是，我们有时候将幽默、智慧和想象力误用、错用和滥用。为了“眼珠经济”而吸引人，为了能够将钱尽可能多地收入囊中，我们有时候不顾他人声名、甚至不惜亵渎神明，故意踩在道德的底线上，做出“哈利路亚”牌的皮鞋，或“博尔特”牌的卫生巾。
　　其实，博尔特的尴尬，更是我们的尴尬。
　　(栀子摘自《广州日报》2008年9月8日图/罗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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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初年的“新生活运动”

作者：孙存准




　　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朝，史称西晋。立国之初，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道理的司马炎觉得有必要纠正魏国的奢侈风尚，以达到“矫以仁俭”，于是下达了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司马炎自己以身作则，有一次，太医献给他一件色彩斑斓，用野雉头毛做成的“雉头裘”，司马炎将这件华贵服饰带到朝堂，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一把火烧了，并说，穿这样服饰有违自己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还当场宣示，今后谁敢违背诏令，定当重罚不饶。
　　然而，好景不长，晋朝君臣很快就陶醉于江山一统的“丰功伟绩”和社会繁荣的“大好局面”，开始了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新生活运动”。当初提倡“仁俭”的司马炎更是一马当先，“率先垂范”，于273年禁止全国嫁娶，大规模地挑选美女充实后宫，还收留了吴主孙皓宫中5000多名妃嫔宫女，这样他的后宫佳丽就超过了1万名。后宫美女如此之多，司马炎无暇一一顾及，他便想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办法：每晚他坐在山羊拉着的小车上，在后宫随意溜达，山羊在某个妃嫔的闺房门口停下，司马炎就下车进房和这个妃嫔共度良宵。妃嫔们为了让皇帝“幸”上自己一回，便在闺房的门口种上或者干脆插上新鲜的绿草，并将盐撒在这些草上，以引诱贪吃的山羊停在自己的门口。
　　俗话说得好，上行则下效，既然有“专事游宴，怠于政事”的皇帝，就会有奢靡无度的臣子。于是乎，朝中大臣聚在一起时，谈论的话题不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而是最近谁买了豪宅谁换了马车之类的“新生活运动”的新情况、新进展。太尉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何劭则更进一步，“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而尚书任恺的奢侈更是超过何曾，他的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世说新语》中的“汰侈”十二则，讲的都是晋初大臣的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荒唐和奢靡。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去做客，侍宴的一百多个婢女都穿着绫罗绸缎。菜肴中有一道乳猪，味道异常鲜美，他就向王济打听烹调的方法。王济却悄悄地说：“这是用人乳喂养，又是用人乳烹制的。”至于这一时期王恺、石崇两人用麦芽糖水洗锅和以蜡烛当柴做饭的斗富故事更是千古穷奢极欲的“典型”。就这样，晋朝初年“新生活运动”引发纵欲主义流行，导致整个社会处于狂迷放纵的氛围之中。
　　一个叫傅咸的大臣对这种迷乱的时局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司马炎上了一道奏章，说当今“侈汰之害，甚于天灾”。还说人们在那里比阔气、讲排场、玩奢靡、搞浪费，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再这样持续下去，怎么得了。但沉醉于“盛世繁华”中的司马炎看罢奏章，不予理睬。
　　然而，乐极生悲。公元316年12月，仅仅立国51年的西晋被匈奴灭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外族消灭的王朝。至此，西晋初年醉生梦死的“新生活运动”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新灭亡运动”。
　　(西江月摘自《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9月18日图/傅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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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

作者：林磊英




　　拥抱，是北大校园的一大胜景。未名湖边、林阴树下或是草坪深处，每每会看到一对对的情侣情深深、语绵绵地拥抱在一起，旁若无人。
　　同来北大的香港女同学打趣地问我：“你们楼下‘田鸡’多吗?”田鸡?北大有田鸡吗?我愣了一会儿，忍不住大笑起来。
　　所谓“田鸡”，指的并不是我们平时所吃的蛙类动物。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年轻人流行去郊外宿营，每到深夜，总有一些爱捣蛋的男生拿着手电筒，到营地附近幽僻处偷看那些情侣亲热的过程，被发现了，就满脸坏笑地托词道：“不好意思，我们在照(找)田鸡呢。”久而久之，“田鸡”就成了那些正在拥抱亲吻的情侣们的代名词。
　　于是我告诉她：“也有，但不如你们楼下的多。”
　　的确，“田鸡”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是女生楼。每逢夜里，总有不少男生护送女生回宿舍，临别的一刻，自是依依不舍、缱绻低语，情到浓时，禁不住搂作一团。左角一对，右角一双……都是那些紧紧拥抱的“共同体”。
　　这样的“奇观”在香港的校园里却极其罕见。照理说，香港比内地开放，但为什么很少有这种现象呢?本人以为，这非但不是香港的校园风气保守，而恰恰是其开放的表现。
　　香港的青年男女一般很小就会开始拍拖，所以经常看到十三四岁的小情侣们手牵着手，两小无猜地逛街。当然，年小胆也小，恋爱对他们来说只是拉拉手而已。但是，在一次次的爱慕、相恋、分手之中，男孩女孩们也不断地成长。20岁下来，大家都成了身经百战的“情场老手”：一方面，对自己需求对象的类型越见清晰；另一方面，在不断的交往中学会了怎样和异性相处。到头来，大家都会发现：男女之间的恋爱过程，竟成了香港青年成长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磨炼。它不但使你懂得如何与异性交往，而且懂得怎样处理和异性同事、同学之间的关系。所以，就连学校方面也大多不会反对男女学生之间的私下交往。
　　进了大学后，学业上的压力相对减轻了，恋情发生的几率也就大大地增加了，但是在校内，情侣们一般都不会表现得过分亲密。因为香港的大学生认为，大学是一个多功能的地方，除了学习以外，它的最大功能就是“交流”。其中包括和学术界、文化界、政界、商界的交流，和毕业生以及外国留学生的交流，当然也包括和本校同学的交流。情侣们过分亲密，就会使其他同学望而却步，从而失去和其他同学交往的机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所以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情侣文化就形成了一种对外开放的模式。
　　在内地，情侣们的关系要显得封闭一些。我去过一位同学的宿舍，他的三个室友都有女朋友，就他没有。一进屋，只见三对情侣在屋内各占一角：一对上网，一对打游戏，一对在电脑前听歌、谈情，各自徜徉在二人世界里，竟不在意他们同屋的存在。突然间，我觉得那单身的同学竟被孤立了起来，可怜得很。在香港，朋友的女朋友(男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大家会互相介绍，一起玩、一起交流。
　　香港的大学生甚至不喜欢在校内拉手。因为拉手虽然将两人在形式上紧密地联系起来，却也无形中向其他人发出了排斥的信号。和一对拉着手的情侣交谈，谁都会觉得别扭。同学们聚会的时候，要是出现一些“连体怪婴”的话，大家也都会觉得极为不爽。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香港的大学校园内就很少会看见男女拥抱接吻的情景，反倒是朋友之间表示友好的拥抱(特别是和外国学生)屡见不鲜。
　　(南湖一号摘自《大学生》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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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作者：佚　名




　　悉尼的天主教大主教宣布撤销安德鲁的牧师职务，今后不得在教堂传教，原因就是安德鲁对自己的教民说他得了前列腺癌，所有的教民都为他捐款祈祷，还送他去法国圣母玛利亚显灵的地方治病，希望能有奇迹发生。后来，人们发现自己的牧师原来根本就没有癌症，教民们都觉得上当受骗了。
　　安德鲁也是有口难辩，他没想到这么一点儿小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自己确实有病，只不过不是癌症，实际上是自己的前列腺有点儿毛病，不好意思对别人说，前列腺有病有可能让人误解为性功能障碍。
　　7月份教皇来到悉尼参加世界青年日的活动，在为教皇到来准备的过程中，安德鲁常常给年轻人讲《圣经》。有一次他用自己做了个例子，说的是如何战胜生活中意想不到的意外和痛苦，因为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下自己的病情，没想到听者有心，有的人回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家长。安德鲁在教堂里不得不应付各种各样的关怀和问询，他越是不想说人们就越怀疑，有一次一位叫彼得的教友说该不是得了癌症吧?大家都吃了一惊，一想也是这么回事，不然安德鲁为什么不能同大家说呢?安德鲁说自己是前列腺上的毛病，人们就想到了前列腺癌。
　　接下来的事安德鲁也有些控制不了了，教友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为他祈祷捐款，他越是解释说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反倒越不信他，来听他传教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同教友们的关系越来越好。面对这种情况，安德鲁又有些舍不得说出真相了。他心里想，这也算不了什么，如果这样能让人们更相信上帝，不也是挺好的吗?如果自己去法国一次，回来就宣布自己的病好了，这不是可以说明奇迹会发生吗?这些事别人也不会知道，这么一想，他就开始顺着人们说自己的病情了，他喜欢这种被所有人关心的感觉。
　　钱真的凑齐了，安德鲁可以去法国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安德鲁就只好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地编下去了，他不想用教友们的钱，可是又怎么拒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