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梅里雪山每天平均有四十八次雪崩，雪崩形成雪的瀑布。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
　　“登山是一种甜美的苦役，”他这么说，“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山就是为了等待我，而在那里历经沧桑了几千几万年。”记得一位外国登山家是这样回答“为什么要登山”这个问题的——“因为，山在那里，”是啊，仅仅因为山在那里。它存在着，沉默着，沉默地呼唤着。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丈夫平素是宽容的。为了山，他却有时苛求于我，他从来不许我对山说“征服”这个词。他说把山峰踩在脚下是人类自诩的勇气，山其实就是山。即使你登顶了，只是山接纳了你。人不能改变山，一千年一万年。山都亘古不变。人和山之间没有征服只有对话，惟有对话才体现一种平等和谐的精神。“征服”这个被滥用无度的字眼所包含的浓厚的功利实质，几乎把“探险文化”应有的丰富内涵排斥殆尽。
　　山，给丈夫以“家园感”。阳光下人的世界常常显得陌生，敌对。令人烦躁；而月光下山的世界，却是友善的，柔情的。山色苍苍，山风猎猎，给予我们_种久违了的信念与气度。人需要亲近自然。
　　作为妻子的我，是嫉妒山的。然与其嫉妒山，不如和丈夫一起爱山。不过，我又常恐惧他因过分的执著而易流于自我流放的倾向，不免为他的安全忧心。
　　帮他收拾好行装、抹去眼泪挥一挥手，对心爱的人不说再见。五月艳阳下的麦金利，气温只有零下十五度。山势凶险，而他们这一次选择的路线是十七条登顶路线中难度最大的。我没有如朋友们叮嘱的那样，给他挂上一枚“护身符”；只在每一个有月或无月的夜晚，都读几页有关山的书。世界著名登山家植村的自传就搁在枕边。植村君是在麦金利山遇难的，为了打破该山冬季无人登顶的季节禁区，他死在五千多米的一处冰壁上。在我看来，植村已成了麦金利峰上的一个神。读他的书，便是我做的一次“晚祷”一我仿佛听见厚重的钟声在心的深处和谐地振荡……
　　山会保佑我丈夫的。我相信。
　　
　　(杨松摘图／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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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韦斯的半小时

作者：感　动




　　2007年9月，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突然更改了时区，把本国的时间调慢了半个小时。
　　虽然是半小时，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时间变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金融业，为了适应新时间，银行和证券公司不得不召集程序员重新编写电脑软件程序。推迟半小时营业，一些商店的营业额会受到极大冲击。而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要学会适应新的作息时间……许多人对调整时间感到莫名其妙时，全国的中小学生却兴奋不已。
　　改时间以前，按照委内瑞拉学校的作息时间，中小学生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去上学。特别是许多居住偏远的孩子，为了上学，更是要起大早、摸着黑赶往学校，孩子们很少能看到早晨的太阳。
　　有一个异想天开的孩子，给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因为每天要起大早去上学，所以已经有很久没有看到早晨的太阳了。孩子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让早晨的时间停下半小时，这样，就可以每个早晨都能迎着太阳去上学了。但他说这个梦想是个难题，也许只有总统才能帮助自己实现它。
　　孩子的来信，深深打动了查韦斯总统，他亲自组织工作组，对全国的中小学校进行了调查，结论证明了那个孩子的说法，大多数孩子不但看不到早晨的太阳，还因为睡眠不足而影响了身体健康和功课。
　　查韦斯作出决定：全国时间调慢半个小时。这个决定，令许多人感到震惊，有人说这是查韦斯的一时心血来潮，还有人干脆说他疯了。
　　“我不介意别人说我发疯了，新时制将实行下去，”这位总统在电视节目上说，“这半个小时，就可以让孩子们能够在天亮以后起床，而不是在日出之前就得爬起来去上学了。”
　　
　　(尘埃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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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一十三条教规

作者：王　悦




　　很久以前，以色列有一个犹太教祭司叫萨兰托，他公正严明，深受教民的尊敬。每年逾越节前夕，萨兰托都要亲自去教民家访问，督促他们按教规庆祝节日。
　　萨兰托似乎对节日圣餐上用大苏打饼(犹太人在逾越节吃的不发酵面包)特别重视，每次都要问主人家的饼是买来的还是雇人烘制的。如果是买的，问是从哪家店买来的：如果是雇人做的，问受雇的人是谁。
　　这年逾越节的时候，萨兰托不幸生了重病，他的门徒劝老师在家休养：“请让学生我替您去访问教民吧。我熟记六百一十三条教规，如果有人违反了其中的一条，我会纠正他们的。”萨兰托在病榻上摇了摇头。
　　门徒以为老师还不放心，赶紧说：“我知道烘制大苏打饼的正确工序，而且会认真检查，确保家家都用上符合教规的苏打饼。”“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萨兰托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管那六百一十三条教规。每到一家，你要检查的只有一件事。如果他家的饼是买来的，你要问明白他有没有拖欠店老板的饼钱。如果他家的饼是雇人烤的。你要问清楚受雇的人是否拿到了合理的报酬。”
　　
　　(尘埃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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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岁月

作者：许冬林




　　我在山中，有一座房子。
　　一次朋友来了。带来了一株芭蕉苗。我植在窗前，两年下来，竟长成了茂盛的一窗绿意。早醒时，人在床上，看那一扇扇的芭蕉叶，恍惚间，便以为身在江南，身在蒙蒙细雨中，等一双绕梁的燕子。房前植芭蕉，山中的生活便添了分人世田园的亲切，少了些野趣。
　　没想到，就是这几株葱绿的芭蕉，让后面有了故事。
　　那一年，山中少有的干旱，溪水早干了，只剩蜿蜒的一截截河床，裸在太阳底下。我用房顶上的存水浇芭蕉，也打算水尽了，就借住到山脚下的山民家里。站在半山腰。远看那沼边的几秆芦苇，也已是枯了。在满山的枯黄面前，这几株芭蕉，便有抢眼的绿。
　　也是午后。我在窗前写东西，一只野鹿，在芭蕉前来来回回地转悠，很疲乏的样子。我起身在窗前呵斥，它抬眼，寻找我的声音，我和它对视，那眼神，像干渴的沙漠。我想，大约是渴急了，以为绿芭蕉前有水呢。那几日，常见我泼在芭蕉边的废水旁，有奔跑的小松鼠在贪婪地舔。见了我，甚至顾不得慌张。于是我放下笔，一手拿叉，一手拎着小半桶水出去。我当然怕它伤害我，人世间多的是农夫和蛇的故事。它见了我，向树丛里退，看着芭蕉，又停了停。我用手捧了一捧水，洒在地上，示意它，然后退到窗前。它走近，喝了两口，大约不放心，停下看我，见我依然待在远处，复又低下头，一口气喝干，然后离去。有趣的是，第二天的午后，它又来了，依然芭蕉叶下，张望着，只是不再转悠，而是定定地站着，朝着我的窗子。我又拎出小半桶水，彼此默契，各自站着，只是我的手里不再捏一柄钢叉。如此反复，直到山间普降了一场暴雨。
　　我的房子翻修了一次。因为我怕蛇，而山中，每每雷雨之前，总是遍地是蛇，我怕它们爬进我的屋子里。我觉得，蛇是极其阴险可怖的。在世间，我远远避着那些不动声色、冷不防暗里咬你一口的人。在山间，我需要远远避的，是蛇。房顶上厚厚地铺了一层野蒿，底下的山民说，这野蒿的气味专驱蛇虫的。后来，屋子周围又栽种了一些。原来，身为人的恐惧无处不在。
　　没想到，久旱后。一连就是好几场的暴风雨，到底吹坏了门窗。央山下的山民帮着修，又赶上正农忙，看看已是开不了口，就想着：停几日吧，看天色，这几日不会有坏天气。于是窗户上暂糊上几张白纸。
　　一天夜里，屋里看书，蜡烛昏黄的光色里，竟看见窗外来来去去晃动着淡墨样的影子。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响，木窗子似乎被啃剥着，是爪子，是牙齿，夜恐怖而莫测。依我有限的经验判断：这是一只野兽，是我的烛光吸引了它，它看见了我，并且，要袭击我。想到这，风暴之下已不甚牢固的窗，止不住一声惊叫。然后听见自己的悠长的回音，自夜的山谷四方徐徐传来，回音叠着回音，重回到我的身体里。想这样叫着也是无益，于是满屋子寻钢叉。窗外。传来一声野兽的嘶鸣。然后声音杂了些，仿佛有动物在交战，是一群，芭蕉叶扑啦啦地响，间杂着发狠似的撕咬声，约莫两个钟头，窗外安静。我胆战心惊，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迟，透过破损的窗户，看见一只尖嘴的灰狼躺在屋前。已不动弹。那只我喂过水的野鹿，身上沾满了血，站在窗前，像一位英雄的哨兵，看上去，疲惫而兴奋，它的身后，有十来只大小不等的鹿。我忽然明白了，昨夜，是这只野鹿，以及它身后的鹿群救了我!我慌忙打开门，奔出户外，那只鹿见了我。摆摆脑袋，很自豪的样子。难道，它一直就在我的窗前，在芭蕉叶下，夜夜守护我的烛光?是它听见了我的惊叫。然后一声嘶鸣，唤来了满山的鹿群?我感动!我震惊!却无以回报它们!只是回到屋里，再次拎来满满一桶水，放在芭蕉叶下。其实，这个时候，山中早下过几场雨了，这些鹿们，不渴。但是，领头的那只鹿俯下头去，喝了一口，看看我，看看身后的鹿。然后，它身后的那些鹿，一个接一个，走近桶边，喝完了我桶里的水。我眼含热泪，默默看着，像是在高台上亲临一场远古部落里的神圣庄严的结盟仪式。然后目送它们缓缓向深山走去，直到鹿群在视线里消失，直到深山那边遥遥传来暴雨般呼啸丛林问的蹄声。
　　在这之后，我回到了山外的家里，回到人群里，并且，开始深深地爱着这个世界。我愿意相信：只要我一次又一次地付出，只要狠狠弃了我的戒备和疏离，我能够收获爱和信任，收获一个丰饶的人生。临走，房顶的水塔改建在地面上，依然引山泉，让它终年满着，倒映山中的百草，喂山间的每一个生灵。并且告诉我身边每一个人：在山中，我有一座房子，有一个家。
　　
　　(方素娜摘自《冬林的散文》图／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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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永在

作者：Ｔ．Ｅ．霍尔特　博　峰




　　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天，一位32岁的男子不省人事。被送到急诊室时，他的体温是42.1摄氏度。在接下来的4天里，他没有任何脑活动的迹象。
　　走进他的病房，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亲属，只有床上的那具躯体和床边那台按照固定节奏嘶嘶啦啦作响的呼吸机。他的瞳孔大小固定不动，往耳朵里灌冰水也没反应。我告诉了主治医生，他说：“我去看看。”
　　当我们重返病房时。病人的家属也到了。突然，病人的眼睛睁开了，我几乎屏住了呼吸。主治医生发出了满意的笑声。在我身后，亲属们的声音渐渐升高，起初带着稍许的怀疑，继而爆发出庆祝的欢笑。
　　正当家属沉浸在喜悦之中，主治医生内疚地瞅了病人家属一眼，转而招招手让我俯身观察。他在病人眼前左右挥动着笔型电筒，病人的眼睛准确地随之而动。“你注意到什么了吗?”他问。
　　我看到，病人的眼睛在动，跟踪着物体。病人活着，能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也许还听到了家人的狂喜。但是，脸上却毫无表情，四肢一动不动，甚至没有一个手指在抽搐。我看了看主治医生。他盯着病人，表情哀伤地说：“他被闭锁了。”
　　“闭锁综合征”，每当老师讲述它时。学生们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希望永远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病人脑干的一个区域遭受了中风。切断了大脑与身体的联系，除了使眼球运动的肌肉。此时，他的神智是清醒的，但身体则和死亡的躯体一样——他被活生生地“埋葬”在一个死去的身体中。
　　站在病床边，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身后，病人家属的声音逐渐稀疏，归于寂静。这时，主治医生和他们谈了起来。身后悲声渐起。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第二天，我们进到病房，发现病人的家属兴奋得好像在观看一场焰火表演。见到我们，一个家属反复喊：“看，看!”她每说一次。病人的右手就会相应地挥一下。再看病人的脸，也有了变化，他扭曲着尽力露出半个脸的笑容。中风消解了，我们弄错了。
　　直到我们离开病房，一直无语的主治医生才说出话来：“你刚才看到的是个奇迹。从现在开始，当你碰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病人，你就要想起这个人。”
　　我想他说得没错。
　　
　　(石景琼摘自《生命时报》2007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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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自己的失败

作者：袁小虎




　　一次文艺晚会中有这么一个节目：四个“马三立”登台表演，看谁最像喜剧艺术家马三立。观众评议的结果：最先表演的最年轻的小伙子最像马三立，而表演在最后的真正的马三立，观众说他最不像马三立。无独有偶，世界卓越电影艺术家、喜剧大师卓别林也遇到类似情况：一次卓别林来到一座小城，恰巧碰上小城举行模仿卓别林大赛，他便化名参加大赛。可是比赛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只得了个第六名，
　　其实名家们演不好自己，真正的原因在于：首先是观众印象中的马三立和卓别林已和生活中的他们拉开了距离，已是艺术化的产物，表演马三立和卓别林的选手是把艺术化的产物加以强化，不是生活中的名人。第二是马三立、卓别林曾很好地研究过他们要演的人，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会去想如何演自己，所以他们很难演好自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个人要去表演自己就越容易失去自己。
　　
　　(齐学明摘自《中国财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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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结识校长

作者：汪金友




　　德国的一所公立小学，对1990年本校毕业的300名学生，进行7长达15年的“成长追踪”。最近，他们整理出了追踪结果，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300名毕业生，分别上完初中、高中和大学，并陆续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已经得到提拔重用的有68人。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68人中，当初在小学时，有33人给校长写过信，有20人与校长共进过午餐，有12人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演讲活动。也就是说，68个最先得到社会认可也最先找到用武之地的学生中，有65个在小学时都结识校长，占95.6％。
　　看了这个结果，这所小学的校长成尔逊很惊讶，全校的老师也很惊讶。经过反复的分析和研究。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上小学时就能结识校长的人，一般都具备三个特征：一是不怵权威，二是善于与人沟通，三是乐于在“大人物”面前自我表现。于是，在威尔逊校长和老师们的倡导下，这所小学从2007年开始，开展了一系列的“勇敢者活动”。引导孩子们通过写信、发邮件、打电话等不同的形式。关心时事、关心环境、关心他人，并进而结识校长和各种各样的“大人物”。
　　
　　(得得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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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一时，赢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