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不要执著，不要滞留，不要停在一个点上。
　　
　　(洪加栋摘自《曲别针的一万种用途》图／张媛)





首页-&gt2008年第3期

孩子要当孩子看

作者：刘洪波




　　最近有两个与儿童有关的争议。一个在深圳，音乐厅禁止1.2来以下儿童入场；一个在吉林，农安县一名12岁少年为救同学溺水身亡，法院判决其家庭承担70％责任。
　　前一件事，争议的是权利问题，音乐厅认为音乐会中儿童不应该进入，以免扰乱秩序；一些市民认为音乐厅为公共财产，不能禁止纳税人的子女进入。后一件事，争议的是道德问题，虽然有一件诉讼，问题却是“谁还愿见义勇为”。
　　我想，不管权利问题还是道德问题，首先要面对的是儿童问题。
　　音乐厅是否有权禁止某一身高以下儿童进入?我认为是没有这个权力的。但音乐厅是否有权针对音乐会的秩序而作出某些规定?我认为是有这个权力的。打个比方，音乐厅在一般情况下没有权力要求人们关闭手机，但在音乐会时可以要求人们关闭手机甚至采取屏蔽措施强制隔离手机信号。
　　于是问题很清楚了，一般情况下，音乐厅没有理由禁止某一身高以下的儿童进入，但在举办音乐会时，可以因为秩序的需要禁止某一身高以下的儿童进入。儿童应该得到音乐陶冶，音乐厅对此也负有责任。为此，人们应要求音乐厅举办公益性演出，包括举办儿童专场音乐普及会，而不是向儿童开放所有的音乐演出。
　　农安县的少年救人溺亡事件，情况复杂得多。少年为救人而溺水身亡后，被救孩子的家庭坚持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自己从水坑里爬上岸的，“没有义务去安慰他们”。溺亡者父母在寒心之余，状告挖坑人、土地承包人及村委会。法院判决村委会管理不力，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30％，另70％由原告自行承担。此案将进入二审，而人们多认为一审判决与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背道而驰，贬低了舍己救人的价值。
　　孩子为救人而溺亡，我可以理解这对父母的悲伤，更能体会他们没有得到被救者家庭安慰的心寒。但严格地说，我们所说的被救者，只是溺亡少年的施救对象，至于这个施救对象是否得到了实际的帮助，基本无法进行事实判定。也就是说，溺亡少年是见义勇为者，但这一行为是否有受益人，缺乏明显证据支撑。
　　另外，我希望可以将一个民事诉讼与是否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区分开来进行讨论。现在诉讼将会继续进行，法院自然会有终审结果，无论结果如何，我想应该只是事实与法律的认定问题，而不应代表法院不支持“见义勇为”。
　　一个孩子为救另一个孩子而溺亡。这是一场悲剧。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教给孩子识别危险的能力，还是让孩子去见义勇为，实在是一个问题。孩子是无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他的理智、经历和思维都不足以作出对自己完全负责任的判断，因此，我们会给孩子规定监护人。见义勇为，需要由有完全责任能力的人来做，而不必让孩子去承担。
　　我想。这不会导致“谁还愿见义勇为”的问题。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不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义勇为，哪怕这个国家因此就没有人见义勇为。如果一个社会中。见义勇为的希望寄托在未成年的孩子身上，而不是理智健全的成人身上，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小孩为救人而溺亡，其家人应给以抚慰，社会则应深思，而不是褒扬未成年人冒死的“见义勇为”。让孩子学会区分善恶，让孩子知道崇尚见义勇为，都是可以的，但首要的，我们要让孩子安全成长，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危险，怎样避开危险，以及万一出现危险以后怎样面对。
　　需要一种把孩子当成孩子的态度。孩子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不完全的，限制孩子进入音乐会，与限制孩子去自主地见义勇为，就是把孩子当孩子来看待，如同我们不让孩子喝酒和抽烟一般。一个孩子为救人而溺亡。很让人为他骄傲，但更令人为他感伤。也许，我们早就该告诉他，如果有人落水，你应该呼救而不是直接下水救人，以避免悲剧扩大。
　　
　　(马树强摘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26日图／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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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撤广告

作者：李开周




　　史书上说，朱熹有“足疾”，
　　“足疾”这个词儿语义模糊，翻成白话文，就是指脚上的病，譬如脚疔脚垫脚气之类。不过朱熹再倒霉，也不会把这些病都得全了，我们姑且认为他脚上长了骨刺，也就是大夫们说的骨质增生。
　　这病给朱熹添了麻烦，平时在家静坐还好，一走路就痛入骨髓。翻翻朱熹年谱，您会发现这人中年之后很少出门，学生请他到外地讲学，朝廷请他到兵部做官，都被婉拒了——他未必不想去，脚上有病，去不了嘛。
　　那时医学不发达，朱熹也曾遍请名医诊治，但收效不佳。有一天，某道士给他做了针灸治疗，居然能下地行走了，朱熹扔掉拐杖，一张老脸乐开了花，当下作诗一首，赠给道士作谢礼。诗曰：
　　几载相扶借瘦节，
　　一针还觉有奇功。
　　出门放杖儿童笑，
　　不是从前勃宰翁。
　　“瘦节”就是竹子做的拐杖，“勃窣”就是蹒跚前行。朱熹是说，前些年脚上长刺，走路得靠拐杖撑着，幸好来了某道士做针灸，才一个疗程就能下地了，现在出门不用拄拐杖，浑身上下都有劲儿，孩子们见了都说：“哎呀!朱爷爷，您又年轻了十岁!”
　　我觉得这首诗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被治愈的患者，他要表示内心的感激；二是作为名人，他想为这位妙手回春的道士做个广告，希望人家接到更多的生意，治愈更多的患者。当时没有电视，如果有的话，说不定朱熹还会做个代言：“骨质增生好疼痛，动一动，痛更痛。某道长针灸法，止痛更治痛!”或者给美丽的大脚来个特写：“请来某道长，扎扎更健康!”“某道长针灸术，扎了就见效，谁扎谁知道!”
　　可是代言还没做呢，朱熹的“足疾”就又犯了，而且来势凶猛，比没针灸时还厉害。朱熹这才明白那道士只治标不治本，蒙一个是一个，纯属江湖骗子，于是赶紧让人去找那位道士。
　　有人问朱熹：“您老人家是要找他算账吗?”
　　朱熹说：“我只是想把那首诗要回来，不然会有更多的患者上当。”(原话是“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耳”，参见《鹤林玉露·乙编》卷5，《针熨道人》一节。)
　　您读到这里，大概会觉得朱熹果然是大儒，修身养性道德高尚，处处为他人着想，连做一广告都这么负责任，可比现在那些名人强多了。我也认同这个看法，但我觉得除了道德标准，朱熹跟今天的名人还有其他不同。
　　第一，朱熹做广告没酬劳，顶多就是个公益广告，撤也好，不撤也好，对他来说都不叫损失，而现在如果哪位名人主动要求撤一条广告，光那代言费就够他牙疼了。
　　第二，朱熹那个时代对名人操守要求甚高，如果他明知广告不实还坚持不撤广告，其五百名亲传弟子至少有一半会跟他说Bye-Bye。现在就无所谓了，名人里面剽窃的、假唱的、打保安的、吸毒的，俯拾皆是，随便你怎么曝光，粉丝照旧拥戴，身价照样飙升，傻子才去管广告是否属实。
　　
　　(唐正均摘自《城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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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人比皇帝

作者：蓝克林




　　时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与理性程度的标杆。像祥和体面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不啻是社会的福音。
　　大约90年前，彼得·德鲁克差不多八九岁的时候，见到了当时已经在欧洲声誉日隆的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再怎么著名的学术巨擘，对于一个八九岁的懵懂孩童来讲。似乎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但是，就是这次一生中与精神分析大师的惟一见面，在小德鲁克幼稚的心灵中留下了印象。因为父母亲的重要提醒，小德鲁克深深记住了弗洛伊德。
　　他的父母是这样对他说的：“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天”，你刚刚遇见的人是奥地利，噢。或许该说是在欧洲最重要的人了。”
　　八九岁的孩子似乎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小德鲁克反问道：“比皇帝更重要吗?”
　　他的父亲简捷爽快地回答说：“是的，比皇帝还重要。”
　　尽管不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粉丝”。尽管时常还会对弗氏的学说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小德鲁克的父母还是不吝誉词，对这位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表示了至高的尊重。与弗洛伊德的见面对小德鲁克日后成为一代管理宗师是否有促进作用，我们无法妄断，不过，父母亲对知识的崇敬之心，对知识分子的景仰之情，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推动着小德鲁克对知识的孜孜以求。
　　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与理性程度的标杆。像样和体面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不啻是社会的福音，因为正是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引领着大众理性的发展，催生着健全的时代精神。这也正是人们推崇知识分子、神圣化大学校园的原因所在。
　　与将近100年前的时代状况相比，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有着怎样的进展?两相对照。可能使许多人大为失望。的确，现时代的物质状况已经比古希腊甚至一个世纪前大为改善，即便如此，有多少人敢于断言。今人的心智已经远远超乎古希腊人了呢?
　　5年前，英国的BBC曾经做过一个由5500名英国民众参加的民意调查，调查公众心目中有史以来“100位最伟大的英国人”。结果显示，温斯顿·丘吉尔排名居首，戴安娜王妃排名第三，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分别排在第七和第十位。尽管达尔文、莎士比亚和牛顿分别排在第四、第五和第六名，已经体现了公众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应有尊重，但是。在前100位名录中，大卫·贝克汉姆和J·K·罗琳等大众明星有位，诸如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罗素等等对英国的思想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顶尖知识分子却暂付阙如。在这份名录中，“皇帝们”仍然高昂着他们的头，占据着极其显要的位置，那些比弗洛伊德更重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享受到“比皇帝还重要”的荣誉。21世纪初5500名英国公众所代表的平均心智，并没有能超出近百年前小德鲁克父母的水准。
　　持有历史进化论立场的人们，在这种两相对照面前可以休矣。
　　
　　(舒晴摘自《南方日报》200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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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噩梦

作者：刘心武




　　2000年春天，我和妻子吕晓歌应法国方面邀请，去巴黎访问。英国的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顺便发出邀请，请我偕夫人往伦敦讲两场《红楼梦》，一场在伦敦大学给东亚系汉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一场则面向普通伦敦市民。我接受了邀请，但是，英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协议，我和妻子虽然有法国给的签证，持那签证可以免签前往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许多参加了申根协议的国家，却不能前往英国，去英国还需到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领事处再办签证。
　　我和妻子去了英国在巴黎办理赴英签证的地方，那里的签证官见我们是中国人，眼光似乎有些异样。他找来一位负责的女士，那女士板着个脸，说我们不应该到她这里来申请签证，我们应该在北京申请。她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就跟她解释，已经跟他们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电话，参赞说因为邀请我们的机构是英中文化协会。此协会的背景就是英国外交部，所以可以破例。那位女负责人当即与他们的主管部门通了电话，得到证实，于是决定给我们签证。就在这时，她跟陪同我们的法国朋友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法国朋友把大意翻译给我听，我一听就急了，就说我不去了，别给我签证了，把我的中国护照还给我!
　　我为什么生了大气?原来，那位负责发放签证的女士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当然，刘先生跟那些多佛的中国人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不特别谨慎啊!
　　原来，就在我们去办签证的前一天，正好发生了一件轰动英国的大事：一批中国偷渡客，藏在集装箱里，从法国渡海到了英国多佛口岸；本来，那集装箱上有个通气口，可是开车的司机怕检查时露馅，渡海时给堵上了；但英国口岸的海关抽查，偏查到那辆车，打开集装箱，挪开货物，立即发现了若干已经窒息毙命的中国偷渡客。英国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特别强调，有几个负责检查的海关工作人员，因为突然目睹了扭曲的死尸，不仅生理上立即发生呕吐晕眩等症状，而且也很快派生出心理问题，已经立即有心理医生在对他们进行治疗云云。
　　那些离乡背井的中国偷渡客，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同胞!他们违法，他们糊涂，他们冤枉，他们不幸，但是，他们毕竟是想通过转移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谋求更幸福的生活啊!
　　我跟他们，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血管里，流淌着同一祖宗传下来的血液。“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尽管那位英国外交官试图把我和我妻子跟我的这些惨死的同胞区别一下，但乍见到我们时，那冰冷的眼光，那板起的面孔，不也分明表达着一种对中国人的“特别谨慎”。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潜在的歧视吗?
　　人家那个签证厅，是不许大声喧哗的，可是在那一刹那，百感交集的我，大声嚷了起来：“还我护照!我不去了!”
　　法国朋友制止了我，妻子也低声批评我，英国外交官莫名惊诧，但最终还是给了我们签证。我和妻子是在复杂的心情中乘海底隧道火车，从巴黎前往伦敦的。
　　生命都是平等的。寻求幸福是每一个生命的天赋人权。对生存空间的选择，可以用自己觉得是正确的理念加以引导，却不可轻易对他人进行谴责，进行粗暴的禁止。现在世界各个不同空间之间的生命流动，包括我们中国国内不同空间，对进入也都是有游戏规则的，不应该违规。
　　但是，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人世间的不同空间，逐步地减少贫富差距。提升公平度，增加机遇率，奖励而又抑制强者，善待而又激励弱者，容纳异见，提倡协商，和谐共存，相依相助。
　　愿脚下的这片土地，能够终于具有人家那些空间的优点，而减弱所有空间都还难以消除的那些缺点，愿“多佛惨案”那样的事例，终成远去的噩梦。
　　
　　(李冰摘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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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并崇高着

作者：单国友




　　大雪纷飞，破旧仓库里穿得单衣薄衫哆哆嗦嗦的四个男人都在翻口袋。“还有多少钱?”有人问。
　　一毛，四毛……，最后一个钢镚儿落到桌上，叮当一声，砸痛四个男人的心。“只有六元一分!”桌面上的钱数了几遍，一点没错。
　　大雪封门。身旁堆放着一堆半成品汽车压盘，值两万多元呢，就是当废品卖，也至少卖九千元，他们心里知道的。饥饿，寒冷。院子里停着八辆白卸车。开出去就能变钱，钱就能变成食品，解决一冬的饭食没问题。钱还能变成被子，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四个男人’可以不再合盖一张毛毯过夜。
　　心急如焚。贵重的东西惹不起，那些化铁水用的铁屑是不值钱的，堆在院子的一角，废品而已，不过也能卖两三千元，过年回家看看妻儿老小的路费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