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有我赋予的不变的样子。我的软陶扣子终究没有被缝在任何衣服上。事实上我一直在很努力地为我的扣子们找相配的衣裳。可是我想它们是如此的高贵啊,它们不应当成为一件衣服的附属。
  小朵把她做的陶制扣子送给了她深爱的男孩。她给他缝在一件卡其布的衬衫上。再后来小朵漂洋过海,终于忘掉了那个把她的艺术品别在胸膛上的男子。长大之后的小朵很忙,我想她一辈子再也不会为了几枚扣子花一个下午的时间了。
  我的陶制扣子仍旧在。
  什么也不能捺熄我对软陶扣子的狂热,我做了很多次那样的扣子,在很多个不同的下午。
  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和小优一起的。小优是我爱的男孩。我们的相处很像孩子,我们分开的时候毫无困难,就像每年从幼儿园毕业的小孩子都会毫不费力地和他们从前要好的玩伴分开。只是现在,我才知道小优悄悄把他自己钉在了我的心室上。
  他是我最温暖的一枚扣子。
  那一次我们的软陶作品糟糕极了。两个人忙成一团,像一对夫妇在准备一顿盛大的晚餐。我觉得他揉那些陶泥的样子像是在和面。我站在他的背后,看他很用心地对付那些陶泥。他总是很有耐心。他总是像我的热乎乎的陶扣子一样温暖。我真的有一点期待和他一起过日子了。
  我们做了简单的斑点狗图案的陶扣子,一人五颗。然后我们就攥着还烫手的扣子快快乐乐地回家去了。
  他照例送我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突然对他说,如果我和你走散了,我就去找一找,谁随身携带着五颗小花狗图案的扣子,谁把它们当成宝贝。
  只是我忘记了等到那些扣子的热量散尽,冷却坚固之后,一切都变了。此时此刻如果我真的开始寻找我走失的爱人,也许根本不会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他曾经收留过那样五颗粗糙的扣子。更不会有一个人会站出来温和地说,是的,它们是我的宝贝。
  
  (石景琼摘自《人之初》图/叶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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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元的秘密

作者:刘若英




  她从男人家出来已经是清晨了,忘了多少个这样微亮的光,伴着她走出那小巷子。记得每次离开男人家的心情,都像是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尽管心里明白,但她必须承认有时孤寂的感受是需要跟人分享的。
  那天的清晨她像往常一样叫了一部全台湾都一样单调的黄色计程车。坐上车,司机开始用一种熟悉的司机腔滔滔不绝地说着:“台北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还可以忍受的,空气清新、交通顺畅……”
  她望着窗外,脑子里全是刚刚两个人的画面,两个人说的话。司机的微言大义只是嘈杂的衬底。她根本不在乎台北怎么样,白天怎么样,半夜怎么样。她的心神都还在男人家。但她知道,她是一个懂事的女生。而适时的离开,也是一个懂事的女生必要的才能。
  司机先生似乎发现自己的话题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这个时段有人可以讲话是神圣的权益,于是他改变话题,把焦点转到女生身上。
  “小姐你是刚起床吗?——还是根本还没睡?”没反应。司机锲而不舍。
  “你是学生还是已经上班了?”
  “哎哟!干吗那么酷呀?不理人啊?”女生笑笑还是没说话。女生心里其实在想着,为什么一个陌生人有时比一个朋友还关心自己?
  司机看女生坚持不开口,搬出他的压箱激将法。
  “你这么酷,男朋友一定很难搞定你喔!”
  “你——应该有男朋友喔!”
  女生看了看照后镜终于决定点了点头。起码这个话题跟她的私密心情不谋而合。司机眼看战术成功,继续追问——
  “那你一定很爱他喔?!”
  “他一定很帅吧?”
  “你们结婚吗?”这样问就太直白了。不理。
  目的地终于到了。司机回头说:“小姐,七十!”
  女生突然开口了:“我有一个男朋友,我很爱他。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嫁给他。”
  然后她给了司机一百元:“不用找了。”司机狐疑地看着她下了车,关上了门。
  她站在路边看着车缓缓地离去,脸上出现了一丝奇怪的笑容。她花了三十元说出了她一直不敢也没机会说出的话。一辆黄色的计程车,一个操着标准司机腔的司机,带走了她天大的秘密,她的秘密心事。
  今天开始得很不一样,女生这样想着……
  
  (阿紫摘 图/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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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

作者:韩松落




  他离开家乡小城的那年,不过22岁,刚刚被县上的广播站招成了记者。在那之前,他是乡下一问学校的民办教师,别人用来打牌、喝酒的时间,他用来在一盏昏黄的灯下读书、写作,终于给人发现,到了县城,却还是不甘心。又给他遇到一个机会,到了省城。
  她那时候是县城中学的老师,岁数同他差不多,一样喜欢文学,早上去上课的路上,可以听到广播里在播出他写的文章,夜里辅导完了夜自习回家的路上,同样能听到他的文章。小县城的街道上,绿阴沉沉,他的文章被配了音乐:由普通话很标准的播音员念出来,似乎格外动听。她终于红着脸去广播站找他,留下一封读后感般的信。就这么认识了。那是文学烟尘滚滚的80年代,这是文学青年标准的认识方式。
  他们在县城周围的麦子地里散步,在落日的余晖里谈论小说,甚至有的时候也不说什么话,只是默默行走着,似乎那样默契地行走着,就已经是一种约定了。
  所以,他走了之后,她一直不谈婚嫁,有点时间,就用来给他写信。学校的事情,读了什么书,都不厌其烦地告诉他。
  他一封封地回着她的信,告诉她,他有了机会念大学,又认识了什么人,得到了什么大人物的青睐。一年,五年。十年,他的境况在发生变化,写给她的信却从不曾中断,从他的信里,她知道,他成了著名的评论家,有了怎样显赫的声名,围在他身边的是些什么人,他的敌人是谁,他陷入了怎样的论争,他被怎样批评,他的单身状态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非议,他的疲倦,他的振奋,他的思考,还有,他从不曾示人的,温柔的一面。
  她始终没有结婚,逐渐成了别人口中那个脾气古怪的老姑娘。但是,在她写给他的信里,他能感觉到,她那安静的、平和的、纯净的心,她安慰他,和他一起回顾他们在落日下的麦子地边度过的时光。她似乎成了他在名利场上争斗到疲倦之后的一个退身之所,一块绿地。
  所以,他们小心地、刻意地从来不提婚嫁,不提“爱”,也从来不表达比“温柔”和“关切”更多的东西,似乎当她成了他世俗的妻,当这块绿地一旦真正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就会失掉最初的距离,而他也就从此没有了一个退让和休憩之所。
  就这样,20年过去了。有天,她守着学生上夜自习,突然伏在了正在批改的作文本上,再也没醒来。她死在了讲台上。医生说,只有最心力交瘁的人,才会以这种方式死去。
  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时,他正在参加一本新书的首发式。在冷静地发完言后,嘈杂的宴会厅里,他找到了一间没人的会客室,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有人闯了进来。打开了灯,他咆哮着:“你他妈的把灯关上!”在重新到来的黑暗中,他流下了眼泪。
  
  (月汐摘自《北京青年周刊》图/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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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弹吉他的缺指少年

作者:陌 金




  在我的大学同学中,有一个同学留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名字叫小缺。
  其实“小缺”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叫刘宇涛,“小缺”这个名字其实是同学给他取的别名,因为可怜的他,右手缺了宝贵的大拇指。
  小缺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不爱多言语,每日沉默地刻苦学习,他在我们经历过高考洗礼之后全线崩溃式放松的人群中独树一帜,依然保持着刻苦的热情。这意味着他的成绩很好,但他似乎很离群。我固执地认为他的性格里的自卑是和缺失的大拇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更可怜的是,他仅仅缺了一个手指,却好像令他缺失了整个世界。他像一个孤独的影子,若有若无地活在我们的大学世界里。
  然而,令他重新回到我们世界里的时间是大三那年。因为在大三的那年,爱情终于眷顾了他。据说,我们班里的“胖妹”喜欢上了他,和他恋爱了。这个事情令我们中间许多没有爱情成果的同学感到惭愧而愤愤,所以小缺的恋情成了大家议论甚至嘲笑的话题。大家甚至改口叫胖妹为“缺妹”。和小缺一样,胖妹也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从来听不到她连续讲过三句话,她的成绩极差,差得简直令人怀疑她是怎么跨入这所重点大学的。她自卑得很明显,她每次上课都安静地独坐一隅,整日不多吭一声,甚至连老师提问的时候,都必须到她跟前才能得到她的答案。她就是这么一个自卑到沉静的人。在我们上大三的时候,我时常想不起她的名字,每次叫她的时候很尴尬,因为我总忘记她的真名又无法开口叫她“胖妹”,于是我只好叫她的别号——“缺妹”。她的反应是小心地点头回答,始终不语。
  我是一个喜欢摇滚乐的人,我爱好弹吉他,算是一个比较爱热闹的人,与小缺和胖妹的性格有天壤之别,所以我跟他们的接触是非常少的。我们只在教室里照照面而已,并没有更多的交流。
  但是,在大四那年的一个午后,小缺忽然抱着一部崭新的红棉吉他来找我。他抱着吉他,羞怯而憨实地对我说:“李哥,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于是就问:“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教我弹首曲子好吗?最简单的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顿时内心挣扎起来,一种巨大的尴尬摆在我的面前,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小缺根本就没法操弄吉他——他的右手没有了大拇指。是没有办法弹唱歌曲的。但是我又该如何说出口呢?于是,我委婉地问他:“小缺,你知道基本的指法吗?就是该怎么弹它?”
  小缺将头埋了下去,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我知道缺了一个大拇指是很麻烦的,但是我真的想学弹吉他,我只想学弹一首曲子,就一首曲子……”
  “你为什么非得弹吉他呢?学别的不行吗?”
  “不行!”
  他的决心打动了我,因为我觉得任何人追求音乐的权利都不应该被打击和抹杀,于是我答应了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教他学了这首曲子,我让他用食指和中指的关节夹着拨片利用扫弦来演绎这首曲子。他学得分外艰难而认真。一有时间,他就抱起吉他练习弹唱,不知疲惫。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他那夹拨片的关节被琴弦反复刮得血肉模糊,我禁不住要阻止他。我真诚地对他说:“小缺,还是不学了吧。”
  “不行。非学会不可!”
  等到他的关节长出老茧的时候,他终于学会了这首曲子,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听到他在公开场合弹唱过。
  直到毕业会餐的那天,在我们喝得痛快淋漓,彼此依依不舍的时候,我看到小缺站起来,从桌底抽出一把吉他,走到话筒面前对大家说:“我想弹唱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钱晓勤!”
  餐厅里顿时鸦雀无声,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平日里沉默的缺指少年居然会弹吉他,就连他的女朋友,也不知道自己朝夕相处的男友居然能用缺少大拇指的手弹出一首曲子。
  小缺终于开始表演了,他弹起了那首被无数人演绎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他一边弹一边唱,唱到泪流满面,唱到哽咽成泣。我们看到胖妹走上讲台狠狠地抱住了他……
  从那天起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大家对小缺刮目相看,因为大家被他的坚强打动并激励了。
  很快,大家开始各奔前程。在毕业离校的前一天,小缺来与我道别。他将他那把心爱的吉他递给我,然后面带感激地对我说:“李哥,这把吉他就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你不想弹吉他了吗,为什么不自己留着呢?”
  “李哥,其实我的确是不适合弹吉他的,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的确缺少了一个很必要的手指。”他有些伤感地说道。
  我有些伤心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从他弹会第一首歌开始,他热爱音乐的激情使自己拥有超越了一切困难的精神,但是如今,他却终于要屈服放弃了。我问他:“小缺,你难道就这样被打倒了吗,就这样放弃了你的音乐爱好和理想吗?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他的头又一次埋了下去,吞吞吐吐地说:“李哥,其实我并不喜欢弹吉他的,我还是喜欢安静……”
  “那……那你以前的努力都是为什么?”
  他这时吸了一下鼻子,猛地抬起头来,用含泪的眼角强挤出一丝微笑说道:“李哥,其实我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晓勤。我知道自己很自卑而自闭,甚至有严重的抑郁症。而她情况也和我一样,我们在一年多的恋爱时光里,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为彼此打气。而我之所以学弹吉他,之所以在会餐那天特地为晓勤弹那首歌,只是想在我们毕业分手之前,最后一次鼓励她,因为从此,她可能就要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了……”
  说完,小缺抱头痛哭,泪水从他残缺的指缝悄然流下……
  在毕业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见过小缺,哪怕是反复举行的同学会上,也从来不见他的踪影,没有人知道关于他的消息。倒是总能见到晓勤,如今的她早已脱胎换骨成了一个美丽大方的职业女性,自信的笑容挂在她的脸上,看起来她早已走出抑郁了。我没有和她谈起过小缺。但是某个聊天的间隙,当我又听到有同学称赞她的变化时,她竟然那么自然地脱口说了一句——“野百合也有春天啊!”
  
  (曹龙彬摘自《当代青年》2007年12月图/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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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山在那里

作者:冥 子




  丈夫又去登山了。这一次是在遥远的阿拉斯加,北美大陆的最高峰——麦金利。留下我独自在家,寂寞如同一间空屋。
  丈夫有两大爱好:一是登山,二是下围棋。他的棋艺很一般,然而棋臭瘾大,找不到弈者时,他便夜夜自己打谱。多少次他曾煞费苦心地培养我对棋的兴趣,终以伤心告罢。渐渐地,他便把希望寄托在不满两岁的女儿身上,说是等将来吧。
  棋慰藉了他许多无眠的夜晚。然而人终究是要出门的,需要与人的交往。憋闷久了,他便生出些许焦虑与烦躁来。这时候,他就说:“我该去登山了。”然后就是长久地站立在窗前,目光穿越都市高耸的建筑,停留在某个莫名的远方。
  我常常探究他的两大爱好,终而也就释然了。我知道,他是在逃避人群。
  丈夫是寡言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少有的寡言。他的寡言不在于木讷,而出于一种恐惧,他的自然率直与他的不谙世事、不懂礼仪,常会在言谈间伤及某些人,有时甚或朋友。还是少说为妙,多说便要作假,而假是违背他为人的品性的。他不愿媚俗。
  极不善应酬的丈夫,在喧哗与骚动的人群中被围困久了。就得找一个突破口。
  都市里的现代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他选择了棋和山。
  丈夫爱山。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体育记者。工作给了他登山的机会。这一次,他便是与三名中国的登山勇士一起去攀登6194米的北美洲最高峰。随队采访。
  登山是艰苦的,睡无定宿,食无定顿,终日与危险作伴。登山家都是些钻死神空子的人。去年初,丈夫去滇藏交界处的梅里雪山,搜索在此遇难的十七名中日队员。
  回来时的他只剩下九十多斤了,皮直接包在骨头上,粗大的关节一动,就像是要撑破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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