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赖斯特·布朗发表了长达141页的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他预测，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的粮食供应将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又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所以危机在所难免。
　　随后，土地专家又警告说，中国大量丧失耕地，每年将近1000万亩，如此下去我们将无立锥之地。接着又有水利专家警告，中国正面临水危机，人均水资源本来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由于气候变暖，许多地方越来越干旱，再加上江河的大规模污染，可用的水更为缺乏。
　　近年来，更有能源危机的警告，中国不断增加石油进口，现在的依赖度已经超过40%，一旦国外供应停止，不出一个礼拜，中国有将近一半的汽车和飞机将因为没有燃料而开不动。
　　这些危机警告都是专家提出来的，他们的分析有资料、有计算、有比较，言之诤诤。本文将帮助大家分析哪些危机是虚拟的，哪些需要认真对待。
　　
　　粮食危机根本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第二年战事基本平息，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
　　那时候，最让人们担心的就是如何喂饱这5亿多人口。如果当时有人说我们将来要喂饱13亿人口，而且要吃得更饱、更好，不但要吃粮食，还要吃水果，吃肉，吃海鲜。人们一定以为你是白日说梦话。可是半个世纪以后，还是这块土地，还是中国人，居然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中国从1999年至2003年连续5年因为粮食吃不完，放在仓库里要变陈化粮(已经变了不少)，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要赔钱?因为世界市场上粮食也是太多，价钱比国内还低。全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粮食危机。
　　这样的事实不见得就能够说服人。坚持认为有粮食危机的人还会说，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挨饿。难道这不是事实吗?的确，营养不良，挨饿，这都是事实。但是原因根本不是粮食生产不出来，而是他们没有钱，或者虽然有钱但是拿钱买不着粮，和我们三年自然灾害时一样。
　　粮食是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人类历史上确实长时期因为缺粮而挨饿，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人的寿命很短，都因为吃不饱，但是近一百多年情况逐渐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粮食太多卖不出去，而石油却供不应求，价格上升，所以有大片农田准备或已经改种油料作物，生产生物柴油，或者将粮食转换为燃料酒精。不过，大部分人的想法还没有习惯新情况，还是老眼光。不适当地增加粮食生产，造成供过于求，先是过分的化肥、劳动、土地的投入，以后又不得不赔钱出口，几年来损失至少上千亿元。
　　
　　不要害怕耕地减少
　　
　　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50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的60%多农民中的绝大部分变成城市人口，把农民数量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3亿多。无疑，城市用地将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
　　顺便说一句，由于对耕地的过度保护，耽误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当前的房价飞涨也与此有关。
　　
　　水危机和能源危机
　　
　　水和能源的性质是一样的，它们都是稀缺资源。
　　稀缺的程度用价格来定量表示，水和石油稀缺的程度在上升，价格在上涨，这用不着着急。如果稀缺而不涨价，这才要着急。我们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稀缺又不想让它涨价，结果肯定是供不应求，市场上买不着，当然出现危机。
　　如果让它自由涨价，就会有替代办法出现。比如用风能发电，用电作动力开汽车，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石油。现在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石油价格还不够高，替代不划算。事实上替代的办法数不胜数，我们可以用酒精开汽车。总之有几千种办法解决石油不足的问题。只要石油价格涨得够高，这些办法都能够起作用。
　　
　　数字背后的危机
　　
　　2007年中国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而每年中国人吃饭需要粮食约9700亿斤。
　　我国现有耕地18.27亿亩，距“18亿亩耕地红线”仅2000多万亩。“18亿亩”这根“红线”至少要守到2020年。这个数字是综合了中国到2020年左右人均消耗粮，食量、耕地质量、平均亩产等要素得出的。
　　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8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中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相当于世界人均数的1/4、美国的1/5，居世界第109位。中国600个城市中缺水的近400个，严重缺水的为108个。
　　据预测，目前中国主要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采比分别为约80、15和近50，大致为全球平均水平的50%、40%和70%左右。未来5～10年，中国煤炭国内生产量基本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量，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则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原油的缺口最大。
　　(李明伟摘自《香港商报》图/毕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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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窝的风水

作者：李开周




　　对唐朝人来说，那时注定是多事之秋：安史之乱还没平定，回鹘又杀出来个骨力裴罗，又称怀仁可汗，先平西域，再破突厥，然后独霸草原和大漠，虎视眈眈瞧着中原这块肥肉。彼时唐玄宗在位，光收拾烂摊子就够手忙脚乱了，根本无力应付来自边疆的威胁，嘬了几天牙花子，决定把闺女送出去给骨力裴罗做老婆。这也符合汉唐两代的一般规律：男人不行就换女人，打不过人家就和亲，通过做老丈人或者大舅哥的方式换和平。
　　把闺女送出去之前，唐玄宗派了一批人到回鹘出差，实际上是去考察，摸摸骨力裴罗的底细。考察团里有位奇人，一路上东张西望，见个小山包就爬上去，用土圭测日影，用罗盘定方向，还在纸上画些莫名其妙的符号。领队的表扬他，说军事勘测很重要。那人说得了吧，什么军事勘测，我在找龙脉呢。原来他是位风水先生。
　　该风水先生回到长安，向唐玄宗汇报说，经过他精心勘测，终于发现了龙脉所在，就在大漠之南，一座名叫福山的小山丘，只要毁了这座小山丘，回鹘的王气就散了，骨力裴罗就完了。唐玄宗大喜，吩咐送亲的人一定要找到福山，把它搬回来。后来送亲队伍果然找到了福山，用火烧，用醋灌，把它分解成一块块，装车运了回来。后来骨力裴罗果然死了，回鹘走向低潮，边疆威胁解除了。
　　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属实，都可以写进风水书里，作为一个案例来讲。因为它能证明风水很神，很有用，很有历史渊源。
　　还有两个案例，跟唐玄宗挖龙脉非常相似。11世纪后期，辽国皇帝担心女真人威胁国家安全，让风水先生去女真部落找龙脉，找到一座小山，火烧醋灌，挖了回来，堆在北京西安门内大街，现在叫兔儿山。13世纪初期，金国皇帝担心蒙古人威胁国家安全，让风水先生去蒙古大漠找龙脉，也找到一座小山，火烧醋灌，挖了回来，堆在北京景山公园，现在叫万岁山。可惜都不大灵。辽国皇帝挖了女真人的龙脉，女真人还是灭了大辽；金国皇帝挖了蒙古人的龙脉，蒙古人还是灭了大金。把这两件事写进书里，证明的就不是风水学很神，很有用，而是很烂，很碍事。但痴迷风水的朋友会说，他们挖龙脉没挖对嘛，当时要是派我去，肯定能找到真正的龙脉，所以不能说明风水学不管用，只能说明他们学艺不精。
　　这就好比两窝蚂蚁掐架，其中一窝老是输，就开会讨论找原因，找来找去，把原因归结到对方洞口那坨狗屎上，说怪不得它们赢呢，原来龙脉在它们那儿，然后都去挖狗屎。狗屎挖回来之后，这窝蚂蚁可能会赢，也可能继续输。如果赢了，它们会说风水学真准；如果没赢，它们会分成两派，一派从此不信风水，另一派却认定风水学可信，只是上回找错了，真正的龙脉应该是对方洞口那坨牛屎嘛!
　　在这种时候，人的智力不会比蚂蚁强到哪儿去。
　　(罗树仁摘自《新京报》2008年2月28日图/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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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韩国的什么？

作者：孔庆东




　　中国人学习外国的热情和气度，其实一点不输给日本人。我们不但学习欧美苏、日韩澳，连对以色列、伊拉克、乌拉圭、肯尼亚，都是以沧海不捐细流的心态，随时准备取经求宝的。例如近年来在“韩流”的冲击下，我们就不但要向韩国学习当面点头哈腰背后下毒放箭的“礼数”，而且还要向韩国学习新农村建设了。
　　应张帆教授之托，帮他考证一个年号。他的朋友近日收得一尊韩国铜佛，上书“延嘉七年”，非汉非蒙非满，不知何谓也。我弄到半夜，终于考证出，“延嘉”乃韩国古代“三国时期”的高句丽国的年号，延嘉元年即南北朝梁朝“中大通”三年。此前中韩学者都不熟悉古代朝鲜半岛政权的年号情况。韩国学者则欣喜地以此为证据，认为古代的韩国，就是跟中国平起平坐的“独立主权国家”了。
　　我任教韩国时，曾在旧书店买到一本《三国史记》，讲的是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参考这本书的年表以及中国史书，知道梁朝的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高句丽的安臧王薨，其弟安原王宝延即位，是为安原王“元年”。但是韩国古代的史书没有写明他们的年号，因为韩国古代使用中国中央政权的年号，后期的高丽和朝鲜更是直接奉中国年号。韩国古代的统治者称王，要经过中国朝廷册封，必须向中央政权朝贡。今天的韩国学者和导游故意含糊这一点，称韩国“皇帝”、“皇宫”、“皇后”云云，都是歪曲历史的。中国皇帝对韩国国王自称“朕”，双方是君臣关系，这是韩国古代学者写得明明白白而现在的学者想极力抹杀的。《三国史记》中，标明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的只有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则都没有，所以，“延嘉”之类，按照封建帝王的观点看来，其实都属于私自僭越的纪年。
　　现在韩国的某些学者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和对中国的妖魔化，极力否定和贬低中国古代对韩国的影响，甚至把高句丽说成是当时的“世界大国”，是当时反对“中国霸权”的急先锋。韩国学者跟日本学者一样，极力反对中国学者的爱国心，极力瓦解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可是他们自己干的是什么呢?不但把孔子老子研究成韩国人，四大发明也已经有两个研究成韩国的了。中医叫“韩医”，是世界上最科学的医道，大米、火炕、射箭、房中术，都是韩国人发明的，剩下的就是哪天证明汉字和围棋也是韩国人创造的了。中国民众一窝蜂地被韩流征服，却没有人知道韩国天天在渗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鼓动东北的朝鲜族独立，而朝鲜族同胞千辛万苦跑到韩国去打工，得到的却是屈辱的歧视和残酷的剥削。
　　古代的韩国人确实是很儒家的，对待历史和现实都按照所信奉的历史观，老老实实地秉直书写。随便翻开一页“新罗本纪”，就可看到这样的字句：“冬十月，遣使大唐朝贡”；“三月，唐高祖降使，册王为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遣使大唐朝贡，讼高句丽塞路，使不得朝”；“秋七月，遣使大唐，献美女二人，魏征以为不宜受。上喜曰，彼林邑献鹦鹉，犹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付使者归之”；“春正月，王薨……唐太宗诏赠左光禄大夫。”……这里每个动词的使用，都极为合乎史传规范。降使册封，是对藩属国的礼仪。讼，是向中央政府告状，告高句丽自己享受朝贡带来的贸易便利和赏赐，却不许邻居有奶同吃。献美女，也是郡国对朝廷的忠心表示，而且称唐太宗为“上”，这是对天子的称呼。书中对新罗国王则仅称“王”，相当于二十四史中的“世家”级别。新罗的国王“薨”掉了，唐太宗追封他为“左光禄大夫”，一个副总理级别的待遇。白纸黑字，情理昭昭。而自从帝国主义列强撕裂了东亚，把温情脉脉的古代朝贡体制变为弱肉强食的殖民体制后，就给东亚人民留下了丛林法则的后遗症。不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了，一说就俗，单说说我们唇齿相依的朝鲜半岛吧。当代朝鲜半岛南北的很多知识精英，拥有一个三步曲的共同梦想。第一个梦想是南北统一，建立一个21世纪的“大高句丽”国，七八千万人口，再生点儿就是一亿，南方发达的信息技术，再加上北方英勇的人民军跟核武器，“试问东亚谁能敌?”第二个梦想是收回中国东北，因为据说那是他们的故乡，凡是祖宗待过的地方就是子孙的国土。多年前，我的一位朝鲜人民军的朋友跟我喝酒后就告诉我，中朝边界应该是万里长城!真让我大开眼界。第三个梦想是什么?告诉大家，韩国的右派大报《朝鲜日报》已经透露了：高句丽在公元4世纪打败了前燕王朝后，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市和河北省……知道滚滚“韩流”的背后涌动的是什么了吧。
　　不过，人家这样想，自有人家的道理，也自有人家的志气。我们作为喜欢胸怀天下、热爱取经求宝的中国人，还是要克己复礼，学习韩国。学习什么呢，首先应该学习的是人家那种百折不回的铁石一般的爱国心，还有，就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百分之二百努力的拼搏精神吧。
　　(月汐摘自《生活的勇气》中国长安出版社图/潘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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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中国ＮＧＯ元年？

作者：雷晓宇




　　一夜未眠。四川地震第二天，希望工程的创意人、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上网搜索日本阪神地震和台湾9·21地震的信息。
　　他发现，1995年阪神大地震是日本NGO成长的一个里程碑——在最初的两个月内有100万人，在12个月内累计有135万多志愿者参加救援，在日本救灾史上被称为“志愿者元年”。而在1999年之前，中国台湾没多少人关注志愿者和NGO，在9·21之后，台湾被称为“志工岛”。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伴随着一次8.0级大地震到来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慈善总动员，全国的慈善基金、民间组织、普通公众史无前例地积极行动起来，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2008年，自5月12日之后，会成为中国的NGO元年吗?
　　徐永光很乐观：“在一个常态社会，政府是强势的，NGO似乎可有可无。但是灾难来临的非常态社会，NGO一定是可以发挥作用，帮政府排忧解难的——灾难反倒是NGO发育成熟的一个非常时机。”
　　李连杰带着物资、心理医生和审计师到了前线，他告诉《中国企业家》，壹基金成立一年来遇上了5次天灾，最大的经验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一定要配合政府做一些盲点工作。”他形象地把善款称为“炸弹”，“如果你不能有效完成所有重托，你会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
　　这也许是灾难留下的一个“遗产”：地震为NGO带来了活力，也在严格检验它们；给官方慈善机构增添了压力，迫使它们更加开放、透明和问责。已有分析家开始辩论，是否会产生政治上的“余震”，给予民间组织更多的空间。一位网友说：“痛定思痛之后，中国商界和政府能否借团结奋进的氛围，切实推进一种更市场化、更持久的慈善机制建设呢?”
　　然而，“灾难激发了民间的志愿性和参与的热情，但是它能不能形成一个现实?随着灾情缓解、重建开始，NGO会更多地参与，还是反而逐渐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