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雕像在被焚烧之后再泼上凉水而变得残缺不全，至今还能看到烟火的痕迹。她的名字也被从方尖碑上涂掉，取而代之的是她的父亲、丈夫和继子的名字。
　　但历史还是记住了这个曾经当过法老的佩戴假胡须的女人。在今天的埃及，在游客们眼中，最美丽的法老神庙是哈特舍特谢晋的达尔巴赫里神庙，最高的方尖碑是卡纳克神庙中赞叹哈特舍特谢晋的方尖碑。正如哈特舍特谢晋自己在碑上所写：“未来看到我的纪念碑并讨论我所作所为的人，切勿说一切不曾发生过，或许将它看做是我的自我吹嘘，而应当称颂她当之无愧，她的父亲也深感安慰。”
　　（刘诚明摘自《我很重要》）
　　





首页-&gt2008年第5期

春天的瞬间

作者：佚　名




　　你知道有位作曲家因为获了太多的奖，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吗？这位作曲家实在是太神奇了，他接受过极为严格的西方古典音乐的教育，在干好本行的同时，他歪打误撞地开始了电影音乐的创作，却一发不可收。在他的一生中，他写了60多部电影和电视音乐，获了很多的奖项，至今，无人能超越他的纪录。朋友们昵称他为尼克，记者认为他是“命运的宠儿”，同行说他是“鲜活的古典派”，而他戏称自己是“半死不活的浪漫主义者”。他就是伟大的苏联作曲家米加艾尔·塔利维尔吉耶夫。
　　很多人都会用契诃夫的话来形容他：“人身上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外貌、衣着、眼神、心灵和思想”，这形容米加艾尔十分恰当，包括他华丽的音乐。就像童话故事里，小王子一直在寻觅美好、善良的情感一样，塔利维尔吉耶夫在他的音乐创作中也一直保持着纯真的情感。塔利维尔吉耶夫1931年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有一位受过歌唱教育的母亲，为他创造了浓郁的音乐氛围。在他的成长中，他得到了不少良师的指点。大学时期，他还幸运地受教于作曲家哈恰图良门下。这一切奠定了他扎实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基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自告奋勇为朋友的电影谱曲，本只想尝试一下而已，却从此与影视音乐结下不解之缘。
　　作曲家米加艾尔·塔利维尔吉耶夫有一些很有趣的习惯，他特别喜欢和“镜片”有关系的东西。他有一副从不离身的眼镜，所以人们脑海里的他总是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有几样东西是他旅行的必备，没有它们，他哪儿也不会去，那就是他的望远镜和照相机。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他如此重要呢，原因之一可能是他需要透过这些镜片，用心地去看他极为珍视的东西：他的创作、他的生活。
　　塔利维尔吉耶夫在他的一生中创作过60多部电影和电视音乐。音乐的风格各不相同：史诗的、忧伤的、滑稽的、浪漫英雄主义的等等。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电影《命运的捉弄》的音乐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是一部有12集的电视连续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苏联谍报人员伊萨耶夫化名为施梯尔利茨，打入德军内部，是一个惊险题材的作品。塔利维尔吉耶夫在接受这一配乐任务之前是稍有踌躇的。因为他偏爱和擅长于写抒情性的音乐，这似乎同影片的紧张情节格格不入。然而，他却出色地完成了电视剧的音乐创作。
　　人们常说“每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虽然这句话比较俗气，但用来形容作曲家塔利维尔吉耶夫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则是极为贴切的。当年，塔利维尔吉耶夫在26岁的她身上发现了令人震撼的心灵，对音乐的忠诚，和极其聪慧的才智。至于他是如何慧眼识珠，我们无法知晓，但他的选择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这个女人和他一起走过生命中的风风雨雨，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她就是塔利维尔吉耶夫的妻子——薇拉·塔利维尔基耶娃。塔利维尔吉耶夫家里的落地灯总是亮着的，当晚归的作曲家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温暖的灯光，他就知道家里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他。
　　塔利维尔吉耶夫的妻子薇拉本身就是一位颇有才气的音乐家。他们婚后夫唱妇随，珠联璧合，婚姻十分幸福美满。甜蜜的生活让塔利维尔吉耶夫诗兴大发，他更加偏爱为抒情诗歌谱曲。他曾将莎士比亚、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等人的作品配上音乐，他深厚的音乐造诣和极强的敏感性使他巧妙地捕获了诗人语言和乐符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语言的音乐性。其中，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是塔利维尔吉耶夫的挚爱。在动荡的年代里，诗人的诗歌是孤寂的，就如阳春白雪般无法让身边的人们理解。她怎会想到若干年后，会有一个人用音乐弹奏她的诗篇，奏出最闪亮的、最动听的音符。
　　塔利维尔吉耶夫喜欢品酒，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非常形象。他说香槟会让人举止轻浮，所以适合调情；伏特加容易上头，会让人喝高；白兰地比较适合严肃的谈话；医用酒精则能让人完全敞开心扉。天生优雅的他在姑娘心中就是一杯甜蜜的美酒，是上个世纪60年代莫斯科最红的偶像之一。而他心中最为香醇的美酒当然是他的妻子薇拉，薇拉是他生活的中心。他们的爱情就像塔利维尔吉耶夫非常喜欢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句所写的：“你的灵魂与我的灵魂是那样亲近，仿佛一人身上的左手和右手。我们亲密地依偎，陶醉和温存，仿佛是鸟儿的左翼与右翅。”虽然作曲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爱情之树常青。
　　（杨敏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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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绞索套上了我的脖子

作者：贝·布托




　　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
　　4月2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姬，”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被带进拉瓦尔品第监狱，经过又一次搜身，才被带到父亲面前。“你们怎么都来了？”父亲问道。母亲没有做声。“这是最后一次了吗？”他问道。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想是的。”我说。父亲叫过站在旁边的监狱长，他从来都要监视我们的会面。“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父亲问他。“是的。”他答道，似乎为身为当局计划的执行人而感到羞愧。“日期定了吗？”“明天早晨。”监狱长说。“什么时候？”“根据监狱规定，早晨5点钟。”“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昨天晚上。”监狱长吞吐地说。父亲看着他。“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半个小时。”“按照监狱规定，我们至少有一个小时。”父亲说。“半个小时，”监狱长重复了一下，“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安排一下，我要洗个澡，刮一刮胡子。”父亲对他说，“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半个小时，只有半个小时！我就要和一生中最亲爱的人诀别了！我心如刀绞，但我不能哭，我不能在父亲面前垮下来。父亲坐在地下的垫子上，这张垫子是他牢里面剩下的惟一家什了。桌椅和床都已经被他们搬走了。“拿上这些，”父亲把我以前带来的书和杂志递给了我，“我不想让他们碰我的东西。”父亲把律师捎给他的几根雪茄烟也给了我，“我留下一根，今晚抽。”他说道，还留下了那瓶古龙香水。父亲要把戒指给我，但是母亲让他继续戴着。“我这会儿戴着，不过以后要把它给贝娜齐尔。”他对母亲说。
　　牢房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父亲。以前每次见面，都允许我们进入牢房坐在一起，今天却不让。我和母亲挤靠在铁栅栏上，隔着牢门和父亲小声地说话。“把我的爱转达给其他几个孩子。”父亲对母亲说，“告诉他们，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真想能和他们说声再见。”母亲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你们俩也受了很多苦，”父亲说，“既然他们今晚要杀了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我们的心都碎了。
　　“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我死死地抓住铁栅。“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监狱长拒绝了。“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搂一下爸爸！”监狱长仍然不允。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今晚我就要自由了。”他说着，一丝红光掠过脸庞，“我就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它的泥土，它的芬芳，它的空气。那里将会有关于我的歌谣，我将成为家乡的传奇。”父亲微笑着。
　　死亡的来临进入倒计时，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度过？我和母亲就这样坐着。我们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枕头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1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片安定药，对我说：“睡吧。”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田生摘自《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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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人

作者：何树青




　　多年前看过达斯汀·霍夫曼版的《雨人》，现在，我知道他们是谁。
　　再次收到王苑青的信。这次，他寄来的是《锦绣成都的王者之气》。上次他留在锦江饭店前台的文案，主题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房子是心房”，他托我转交给成都的房地产商。上上次，他寄来与他不相干的十几个城市的品牌创意策划案。按世俗的标准，这个41岁的男人活得并不成功，但他乐于成为物欲都市中的诗意供给者。
　　33岁的孙连华在北京面临温饱问题。但依然扩充和推广着他发明的“十字城镇”理论：全国设置1万十字城镇和类似的矿山资源型城镇，保留少量大城市，取消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用50年实现13亿中国人的城镇化。
　　王苑青和孙连华都是不请自来的城市研究者，干的事情大多徒劳无功，但他们乐此不疲。他俩淹没在成都和北京的人堆里无声无息，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张承志也不合时宜，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死硬派。他在成名之后撕掉所有人的名片，成为“哲合忍耶”的一分子。名片在他眼里的社会角色，意味着希望，能带来幻想，以抵抗恐惧。“撕名片的方法之首要原则，是不要对不义的世界再存任何一丝幻想。”他说。你呢，你会不会因为忘带名片而折返办公室，或不厌其烦地把你的名片分门别类？
　　王苑青、孙连华、张承志都是“雨人”，却不是自闭症患者。他们只是精神世界里的马拉松选手。孤独？是的。难免被人笑话？是的。享受？是的。他们当然知道世俗的价值界定，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路。
　　这些消费社会里的清教徒也是雨人：吃素，环保，不买车，不用信用卡，不煲电话粥，不追奢侈品，不要SUV和多功能电器，只要基本功能，选择稳定的家庭关系，不玩一夜情，不外遇，不参加大奖赛，拒绝成名和炒作，亲力亲为，不请家教和保姆……
　　塞林格是雨人，《麦田守望者》之后，他选择后半生在林中木屋独处。张国荣是雨人，他是选择同性的爱情歌者，以自杀从伤害中解脱。海子是雨人，他是活得郁闷的诗人，但死后，房地产商拿他的诗歌在卖房子。
　　城市生存伦理日益简单而粗暴：你要工作，要赚钱，要成功，要有人脉，要结婚生子，要顺势而为享受生活。
　　相应的，以下10种情境被公众鄙夷：工作很久都没升职；在社会上没地位；做事而没有名利回报；长久地为情所伤，或倒贴金钱；跟钱跟上司过不去；有捷径偏不走；在行业内或圈子内不遵行规众人皆醉而你独醒；性格孤僻，不合群；梦想太大；自杀。
　　鲁迅认同卡莱尔说的：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现在，你在长夜痛哭，说是因为失恋，马上有人安慰你；说是因为思考人生，朋友的第一反应是帮你请心理医生。
　　人性之残忍，莫过于对异于常理不循世俗的人和事，缺乏宽容和探究之心，放肆嘲笑，妄加鞭挞，踏上一只脚，浑然不顾自己的无知和可能造成的伤害。
　　我们不是雨人，这没什么可骄傲的，我们只是自我阉割得比较干净而已。我们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常、安全、体面，前途似锦。我们习惯跟着大部队走，跟着导游走，然后玩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聪明小伎俩。我们知道什么叫“政治正确”和“生活正确”。除了投资理财，我们不愿再冒任何别的人生风险。
　　并不需要艳羡或歌颂雨人的传奇，嘲笑能免则免吧。我只能说，每个人心中有一个理想国，你要宽容别人的理想国孤独而深邃，与你不同。
　　（花外语摘自《中外文摘》2007年第23期图/陈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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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包

作者：李　明／译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姑娘都会绣上那么一个荷包，不过，我是绣了。
　　那时我15岁，每天都到一家军医院上班，医院成了我的前线。我有按我的身高缝的白大褂，有自己的头巾，我把它按当时时兴的样式，模仿着娜佳护士缠在头上。说起护士娜佳，她有一对黑色的睫毛和黑色的眼睛，就像来我们医院演出的一位女歌手在歌中唱的那样：“火车疾驶而去，铁轨轰隆声息，心上的朋友走了，也许，再无归期。那黑色的睫毛、黑色的眼睛忍着悲伤默默地送他远去……”那时，演员们常来我们医院演出。医院里有个不错的舞台，甚至有不大的木雕楼座的礼堂，它从前是一所学校的。
　　我不喜欢演员们演唱这首歌。不是歌本身我不喜欢，坦率地说，是听到这首歌，礼堂里所有的人都会想到娜佳，科利亚·阿斯塔什金也不例外。
　　科利亚的伤病已初愈。他是个飞行员，也是我们医院里惟一的飞行员。他是在叶尔尼亚市附近被德国人打下的，他如今身体已基本复原，每天都在等待着出院，回到自己的飞行部队去。
　　每当演员们来演出时，他总要为娜佳占个座位，如果哪一天娜佳不上班，他就为我占。
　　科利亚·阿斯塔什金的一只手负了伤，疼痛得不能鼓掌，到鼓掌时，他总对我说：“来呀，伸出手来。”于是我们手掌对手掌地鼓掌。他有一副勇敢开朗的脸，就像一个飞行员该有的那样。
　　他刚满20岁，却把我当成小姑娘，而娜佳又把科利亚看做是小男孩，因为她23岁。
　　1941年的年终就要到了，演员伊利亚·纳巴托夫表演了用流行调自编词创作的政治讽刺歌剧：“我随CC师，早抵某森林……”
　　他是用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故事》中的华尔兹曲调演唱的，歌中说的是一个德国将军冯·施特劳斯男爵的事情。
　　“我把所有人集结在前沿，用手指那里，莫斯科已隐约可见，我们将在那里烤火、烤白面包……跟着我，向莫斯科进攻！”
　　这正是莫斯科保卫战击溃德国人的日子，礼堂里人们愤怒地跺着脚，我和科利亚仍是相互击掌，尽管他的那只手这会儿已经好了，我们仍这样鼓掌只是出于喜欢。我看着科利亚，心里想着，他马上就要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那愉快的嗓音和话语：“伸出手来。”他走了也再不会有人叫我黄毛丫头和翘鼻子小姑娘了，尽管我实际上头发既不黄，鼻子也不翘。我不禁感到忧伤，或许，正是在那一夜，我决定给他缝个荷包做纪念。
　　在医院里，我曾经见过数不清的荷包，它们什么样的都有：花花绿绿的、鲜艳的、粗布做的、实用型的，荷包上大都有着奇妙有趣的绣织物和名字缩写，并题上字，如“打败可恶的法西斯”、“留做朋友纪念”、“亲爱的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