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人士都被邀请来参加剪彩了，神秘死亡居然第三次发生。从此这酒店没人再敢沾手，渐渐地就成了废墟。仅仅七年时间，钢窗框上一层血红的锈迹，外墙被风雨沙尘剥蚀得色泽流失殆尽，处处裂纹生着草，面对它站一会儿就已进入了一个险象环生、悬念迭起的希区柯克式的故事。在这里，一切从现代文明返回原始都来得飞快；荒野生机勃勃，繁殖力惊人，它就佝伏在近旁，伺机反扑，一旦人疏忽，它便如一片不可阻挡的绿色烈焰一样烧将过来。佐玛岩酒店便成了这绿色火灾中的残骸。
　　同行者都在恐惧的刺激中作乐。他们说黄昏后这里有鬼唱歌，有人在晚上看见回廊酒吧里穿行着黑衣侍者，面孔和佐玛岩上那个巨大脸谱一模一样。到了非洲后，我们的理性都变得脆弱，入乡随俗地迷信起来。佐玛岩的鬼酒店故事倘若在美国听说，我一定会哈哈大笑，觉得它是个不高明的通俗传说，但站在佐玛岩下，置身这古老的荒野，我突然觉得这个鬼故事的发生有它的道理，有一定的可信性。理性远远不能解释这个自然环境，唯物论也不应是惟一正确的世界观。渐渐沉暗的天色中，佐玛岩逼近了，它黑暗底色上的灰白沟回以及那倒置的巨大人面，都使它显出狰狞的伟岸。它立在笔直的高速公路口上，像是冥界之门，也像超自然世界给自然世界竖立的警示：莫测永远大过已知，人们，切莫自以为是。
　　不管那些有关佐玛岩的传说有几分真实，在尼日利亚到处可见人对超物质存在的追问。从他们日常的宗教活动日程到他们的民间艺术——雕刻、绘画、歌舞，无一不寄托人对不可视的黑暗主宰的畏与敬甚至着迷。受我父亲的影响，我到了非洲后就常逛土著艺术市场和艺术展览馆（其实二者间没什么区别），不久就收集了一大堆各部落的面具。我在读《毕加索传》时，了解到他艺术上的“变法”是在一次看见非洲面具展览之后。非洲艺术大大延伸了毕加索的想象力。非洲的想象力是不受可视、已知世界限制的，是无视三维物质空间的，它伸向黑暗的未知，伸向无极，追寻一切造化的根源，以及超越生命形骸的存在。用一位英国著名学者的话概括：非洲艺术表达的是恐惧。我想这恐惧要广义地理解，其中包括敬畏，包括人在大自然中不自负的自我定位。非洲人宁愿让神秘的东西永远停留于神秘。
　　我每次走在乡间和城市的民间艺术市场上，就会一再感叹理性对想象力的残害。没有受到理性束缚的艺术品那样不拘束，想夸张、强调哪里，就夸张、强调哪里，把崇拜、敬畏、恐惧以生殖、观望、咬噬的器官夸张强调出来，把生的力量强调得生猛狰狞，融人鬼神于一体，既是膜拜神鬼，又是自我膜拜。相比之下，古希腊艺术、文艺复兴作品显得太拘泥于物质形态，太乖巧，于是苍白柔弱，不是对手了。对于神秘与原始的认同，使想象力脱离了地心引力，飞翔起来。毕加索越是成熟，艺术越趋于原始（他的原始是从理性中升华的原始），那么他的想象力，应该是无限自由的了。人在解释神秘时获得过一次自由，是物质的自由，而人对神秘放弃解释，大概是又一次获得自由，是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由，让人放肆地、大胆地想象，想象力便如同非洲的荒野，眨眼间以蛮横生猛的生机漫遍天涯。如同野性复仇的绿色烈焰一样，吞没千篇一律的都市酒店，切断现代文明伸向原始的锁链。
　　（水观音摘自《文学界》2007年第3期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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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心裁的“小说旅馆”

作者：袁文良




　　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纽波特海湾，有一家旅店被人们称为“小说旅馆”。从外观看去，这个只有3层楼的旅馆与周围的其他建筑没有什么不同，但每年却有数以万计的游客特别是一些喜爱读书的人在这里下榻。
　　早在8年前，同在一家酒店供职的科利尔和莎莉斯在工作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客人特别是一些文化人在旅游之余不愿光顾酒吧、赌场、健身房等地，也不喜欢看电影、电视，而是愿意静下心来读一些名著，而在当时，酒店又无法满足这部分客人的“特殊”需要。于是，科利尔和莎莉斯便一同辞职，集资购买了海湾处的一幢楼房，装修后取名为“西里维亚旅馆”，设客房20套，房间内没有电视机，旅馆内也没有酒吧、赌场、健身房、游泳池等设施。
　　走进这家旅馆，人们会发现旅馆的房间没有编号，每一套房间都是以世界一位著名的作家或闻名于世的小说主人公来命名的，其房间的摆设与布置也与该作家或主人公有密切关联。如在“福尔摩斯客房”内，衣帽架上挂着的那顶半圆筒状的帽子和黑色披风，以及桌子上放着的大烟斗，使人仿佛感到这位驰名世界的“神探”就近在眼前，此时如果再翻阅《福尔摩斯探案》的小说，人们会产生一种自己正在与福尔摩斯讨论案情的感觉；在“海明威客房”中，人们可以看到旭日初升的景象，通过房间中的一架残旧打字机和挂在墙壁上的一只羚羊头，人们似乎联想到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战地钟声》里动人的情节描写。
　　也许是由于旅馆特殊的设置，人们逐渐忘记了旅馆的原名，都以“小说旅馆”而代之。在旅馆的每个房间和庭院内，随处可见阅读小说、静心思考、埋头写作、交流读书心得的游客。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旅馆”的影响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游客都以能在这家小旅馆住一宿为乐，一些新婚夫妇甚至还以在这家旅馆以法国女作家科利特命名的“科利特客房”中欢度蜜月为荣。正因为慕名前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想在“小说旅馆”住宿，需要提前两个星期预定。
　　（王永生摘自《扬子晚报》2008年1月15日图/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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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卡的太空邂逅

作者：陈文茜




　　告诉你一只狗悲壮死亡的故事。莱卡本是一只平凡的狗，却经历地球上生物未曾体验的残酷死亡过程。它曾经那么卑微，只是莫斯科街头上一只流浪狗，命运之神无意间挑选了它。1957年，它被莫斯科科学家挑选成了第一个升入太空的地球生物，从壮士到太空中孤寂的死亡，只历时5小时。
　　1950年代起，美苏冷战竞争从原子弹到了太空争霸，1957年10月苏维埃红色革命40周年，苏联发射了首枚人造卫星，挫败美国的太空计划。一个月后，不经太多等待，苏联发射第二枚人造卫星，这次太空舱里放了一只狗，名字叫莱卡。
　　莱卡原本只是一只无人豢养的杂种流浪狗，莫斯科的太空科学家看上了它，未经重力训练，只给它戴上了呼吸辅助器、心脏测示器及太空衣等，就把莱卡从莫斯科街头丢上了太空。
　　我第一次阅读这个故事时，常想从街头流浪走入太空星城总部等待升天的那一个月，莱卡是否错误地认为从此它的命运即将改变，有吃有喝，翻身了？它当然无法预知新饲养者对待它的温柔与呵护，只是一场死亡交易。莱卡是一个智力平凡的狗，它窥不得冷战，理解不了太空竞赛。人类对它无恩，它存在的意义只在夺取性命，以利换取红色苏维埃的荣耀。“国家荣耀”四个字对它不值一盒罐头食物，可是它必须为“国家”而死。
　　1957年11月，莱卡被送入太空舱，初始它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接着火箭剧烈升空，太空舱内疯狂的震荡把莱卡吓坏了，它直撞机舱，死命想逃出去。那一刻，它的幸运幻想彻底幻灭，这比冰冷的莫斯科街头更糟糕了！它凄厉哀号，科学家们从遥控的仪板上测知，它心跳加速3倍。它尚未死亡，等太空卫星成功进入空中时，莱卡享受瞬间的平静，它以为危险过了，殊不知更大的痛苦正等着它。进入大气层后，温度急升，从摄氏18度升至41度，5小时后莱卡因热衰竭而死亡。
　　苏联曾为了吹嘘太空成就，吓吓老美，编织莱卡的最终之旅。官方的老版本为莱卡升天后，足足在太空中玩了一星期，终于吃下早已为它准备好的含有剧毒的最后晚餐，安详地死去。
　　莱卡从卑微到误入人类最危险最高秘密的丛林，其凄厉的死亡过程，直到2002年苏联垮台10年后，参与计划的科学家发表论文，才公之于世。
　　如果说莱卡一生，有其最美丽的光阴时刻，恐怕不是生前，更不是它在太空星城一个月的贵宾礼遇日子。莱卡热衰竭死亡后，人类本不为它打造的太空卫星，却成了它傲冠全球的“棺木”，陪伴着莱卡在地球大气层外轨道足足绕行了近10个月，那是它最温暖，也是最后的家。直至1958年8月脱离轨道，再重返大气层，焚化燃烧化成烟缕为止。
　　想象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丧礼，曾居住的地球在太空中透着盈盈水汽始终相伴，远处月球、星光、银河……莱卡终于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里得到安息；它的遗体深受上天的祝福，不曾腐坏；等到10个月后，重返大气层时，莱卡与它的太空棺木一起燃烧，这是全球生物曾进行过的、最盛大、也最壮烈的火葬仪式。
　　俄罗斯人为了回报莱卡，将它视为烈士。如今一尊如蒋公般的莱卡铜像，置于星城广场，莫斯科人为它谱了六首曲子。莱卡该不该后悔，1957年某一天与莫斯科太空科学家在街头的邂逅呢？
　　（石景琼摘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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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欧文·斯通

作者：徐卓人




　　1927年的春天，一位深受意大利宗教画和巴黎寓言画熏陶的作家十分偶然地走进了卢森堡画廊。在这里，一个小型画展中由色彩、阳光和运动组成的骚动不安的世界让他震惊！他惊诧不已地徘徊于一幅又一幅油画面前，被这位名叫温森特·梵·高的荷兰画家深深打动。
　　这位作家就是欧文·斯通。
　　如果不是欧文·斯通根本不懂功利地写出了《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我怀疑我们是否能了解还有这样一位艺术家被冷落在社会的一隅。年仅26岁的欧文·斯通当初非常冒失甚至完全是冒险地要写出梵·高时，仅仅只是出于他不可遏止的激情与冲动，他根本不了解也不懂得市场。他发疯一样四易其稿写完这部书，却在3年间被美国17家大出版社一一拒绝：“您怎么可以要求我们，让正处于萧条时期的美国公众，接受这个关于一位默默无闻的荷兰画家的故事呢？”
　　这样的境况真是可怜。与今天这部书已翻译成80种文字、销出2500万册的盛况相比，你会怀疑我的叙述是一种夸张的虚拟。欧文·斯通的手稿后来终于在删减了十分之一后，为英国一家老出版社的小分社接受。出版的当天，那位小分社的社长神情阴郁地祈祷：“我们印了5000册，我们还在求神的保佑。”
　　是呀，梵·高算什么？他仅是个落拓于英国、比利时、荷兰与法国的“乡巴佬”，是个从来不去沙龙为绅士淑女画像的“怪物”，是个完全不合19世纪末欧洲上流社会口味的“畸形的人”，是个有神经质的癫痫病人！他37岁就死了，死后也只有他的弟弟为他举办过一次小小的画展。他算什么？
　　但欧文·斯通却这么问自己：“这个如此深切、如此感人地打动了我的心，为我拨开了眼中的迷雾，使我能够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人是个什么人呢？”他也因此背起了旅行袋，开始追寻画家的一生。他沿着画家的足迹走遍了欧洲，住在画家曾经居住和作画的每一处房屋，跋涉在布拉邦特和法国南部的田野，寻觅画家每一个安插画架的地点。在他回到纽约时，他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梵·高的一生，是人所经历过的最为悲惨然而成就辉煌的一生。”
　　只为了感动才写，只为了崇高才写。在1927年纽约格林尼治村那个单身宿舍里，作家的灵魂明净如镜，清澈如碧天。我看见，世间一切为了功利的忸怩、造作、矫情、贪婪，都在这样一位作家、这样一种写作的面前羞愧地低下头来。
　　英国那家小出版社社长的祈祷一直虔诚地回响着：“我们只印了5000册，我们还在求神的保佑。”神到底保佑了他，全球到今天为止有几本书能有2500万册这个销量呢？
　　这是对作家这样崇高的写作的一种报偿。
　　也是对画家这样圣洁的创作的一种报偿。尽管这种报偿来得太晚了些。
　　（星问摘自《光明日报》2008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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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胡子的女法老

作者：毕淑敏




　　法老是对古埃及国王的称呼，在埃及语中称为“佩罗”，现在的读音来自希伯来文的音译。它在象形文字中的意思是“高大的房屋”，后来代指“王宫”，理由很简单，王宫是最高大的房屋。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时，国王图特莫斯将法老的意思来了一个变化，成了“居住在高大宫殿中的人”，于是“法老”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对国王的尊称。
　　在埃及国立博物馆里可以看到一位法老的雕像，下巴上长着茂密的胡须，向前探出，好像一块洗袜子的小搓板，十分可笑。
　　还没等我笑出来，导游说——这是一位女王，她戴着假胡须。
　　一提到埃及的女王，我等游客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知道知道，原来这是埃及艳后克列奥帕特拉。
　　导游正色道，克列奥帕特拉只是王后，而这是真正的法老，她叫哈特舍特谢晋，拥有无上权力的古埃及女王。
　　女王和王后是有区别的。前者亲握权杖，而后者只是权杖的老婆。
　　后来，在尼罗河对岸帝王谷众多的祭庙中，看到女王哈特舍特谢晋的神庙是那样的美丽独特，据说这也是全埃及最优美典雅的建筑了。在卡纳克神庙里有哈特舍特谢晋为自己竖立的方尖碑，高29.5米，重达350吨。在上埃及的阿斯旺的花岗岩采石场，还有一块重达1000吨的未完成的方尖碑躺在山坡上，据说也是哈特舍特谢晋为自己建造的，因为开凿中石头出了裂缝才半途而废了。
　　反复听到这位女法老的名字，看到和她有关的遗迹和景色，就对她生出了好奇。查了资料，才知道哈特舍特谢晋在位期间是公元前1490年到1468年，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强盛的经济。她不是傀儡，而是控制着埃及最高权杖的真正的法老。在她执政期间，对内不用严刑峻法维持了安定的秩序，对外不损一兵一卒获得了和平。
　　但女人是不能成为法老的，尽管哈特舍特谢晋才能出众，也无法改变这一钢铁般的传统。她也颇动了些脑筋，先是在登上王位之前，命人为自己编撰传记，并雕刻在大方尖碑上，非说自己是太阳神的嫡亲女儿。为了让神圣感进一步加强，她还在方尖碑的顶部放置了很多金盘，用来反射太阳的光芒，以便向所有的人证明她的确是来路不凡。
　　一不做二不休，女法老让她的建筑师把她刻画成一个有胡须的平胸战士形象。每当女法老在公共场合出现，必定是着男装并戴着假胡子，其实她有着柔和的面部，轮廓清秀的眉毛和大眼睛，是个十足的美女。
　　王室的恩怨和历史的偏见遮盖着历史的天空，无论女法老的政绩怎样突出，但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是不会容忍一位女性担任法老的，就算她杜撰出了自己是太阳神的女儿这样的神话也万万不行。
　　结局在传说中是这样被描述的：哈特舍特谢晋刚刚驾崩，一伙军人就袭击了宫殿，把和她有关的一切都毁掉了。神庙中她的浮雕和塑像或者被砍掉了脑袋，或者被砸断了臂膀。她的墓穴被洗劫一空，神庙墙壁上的她的名字被刻意凿平，在整个埃及的官方记录里，和她有关的记载都被销毁了……
　　哈特舍特谢晋执掌法老的权杖22年，古埃及的男人们希望她的这段历史不曾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