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怨不得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了解社会、选择理想的机会。尽管我们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批得体无完肤，可奇怪的是，嘴上的批判换来的却是“心向往之”，我们并没有真正领悟个中的危害，并没有从心底里拒绝和排斥。想一想，一个不了解社会、不了解职业的人怎么可能判断并选择职业？
　　在美国，人们普遍重视孩子们对社会的了解，对每个做义工的学生要求是很严格的。曾经认识一位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陈博瑞小姐，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哈佛读完硕士，又到北京外交学院教过一年国际关系。陈小姐告诉我，她从12岁就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现在已经32岁了，长长短短已经换了近50份工作。第一次是到她邻居一个韩国餐馆老板家做家教，当时她才12岁，去教老板的一个10岁和一个8岁的孩子学英语，每小时可以获得2美元;18岁时她在众议院谋得了一份议员秘书的工作，这对她非常重要，因为她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在校园里学不到的东西。她告诉我，在美国，必须不断地选择，不断地学习，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自觉地审视自我，为自己不断定位的过程。
　　在牛顿北高中，有一家特别的职业生涯中心，外厅里有几排书架，放满了各所大学基本情况的介绍，也有一部分是关于职业介绍的。与外厅相连的则是几个小房间，这是职业咨询师们专门用来与学生谈话的地方。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刚好碰上一位学生在与咨询师探讨如何在暑期找一份临时工作的问题。旁边的另一间咨询室里，一位女孩子正在为高三选什么样的大学预备课程与咨询师交流，因为，课程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她大学选报专业的基础，也是未来职业的选择。
　　沃特福德高中在学校的责任声明中指出:“沃特福德中学作为学生、家长、教师和社区的伙伴，其责任就是保证所有学生获得成为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显然是沃特福德高中的培养目标。这样的培养目标，在学校领导介绍学校时又进一步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学校一直致力于全国性的高中标准与个人发展关系的恰当处理。教育服务的对象是学生，教育的责任是引导学生往大看、往上看、往前看，学校应该为每个孩子做好整体安排，让学生走上社会时感到: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整个高中阶段，学校应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明确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学会自主作出职业和人生选择。而沃特福德高中指导办公室就是负责职业规划和就学指导的常设机构。这一工作的领导、组织与协调，由学校主管、主管助理、人事和特服主任等3人负责;还有指导主任和教师5人，秘书1人。
　　从孩子很小的时候，美国人就开始让他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获得各种人生体验，在丰富的体验中认识自己，寻找自己喜欢的职业方向，明确自己的未来人生。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既是自己喜欢的课程，也是为自己的职业做准备的内容，更是在为自己一生的幸福做准备。想想我们的教育，每一个学段的学习只是进入下一个学段的敲门砖，结果只会让我们的孩子急功近利。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告诫我们，一个社会，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他喜欢的事情时，社会才能和谐，“教育应该帮助你了解你真正爱做的事是什么，然后在你的一生中，你会努力去做你认为值得又富有意义的事。否则你的人生可能会过得很悲惨！你不知道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你的心陷入一种例行公事状态中，其中只有无聊、衰败及死亡。”
　　最后，这位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生导师还没忘记叮嘱人们:“当你年轻时，找到你真正‘爱’做的事是很重要的，这是创造新社会的惟一途径。”
　　（十郎摘自《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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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者和造伪者的区别

作者：龚鹏程




　　修复者和造伪者，真正的区别，也许并不在技术上，而在心术上。
　　在文物修复或复制时，某些技术，其实就是仿造做假的技术。例如做旧、做残。文献字画复制时，都是用白纸依原件写印的，故需再依原件染做成一样的残旧。其法是用红茶水，拌入墨汁或花青、藤黄、赭石等颜料去染刷。如有虫子蚀过的小咬痕，就要用细针扎出密集的小孔来，再用细砂纸擦摩，或用棉团蘸尘土抹拭。
　　若是陶瓷，就比较麻烦，行话里头有所谓“仿色十三法”之说，含敷、勾、点、吹、拨、扑、擦、贴、亮等等。如拨法，是以牙刷蘸了色液，用木棒拨动牙刷，让牙刷毛的反弹力把色液弹成雾状细点，散在器皿上，形成雾蒙蒙的效果。扑法，则是在敷色后，趁色液似干未干之际，把粉状颜料扑覆其上，待全干后，再以毛刷扫掉粉。因有一部分颜料已扫不去，所以会产生污暗的效果，感觉年代十分久远。
　　修复的东西，有时巧夺天工，几乎完全瞧不出来。如北京故宫所藏一件殷代“车方垒”，过去大家都以为它是安阳出土的完整青铜器，所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先后著录于《商周金文录遗》、《金文著录简目》中。八十年代重新鉴定，才知道它是高英在四十年代修补的，且修补达二分之一。我自己在甘肃博物馆看汉代的“马踏飞燕”，馆方好意，让我捧在手上仔细摩挲，我也都没有发现它原来是修补了的。据说它在武威雷台出土时，马脖子上缺有数洞，马头马尾脱落数绺，三只马蹄心朝上空着。是赵振茂巧手焊接、补洞、做锈，才让它变成今天这个样儿。
　　这就是古器修复者的手段。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费大工夫，而做伪是要去骗钱的，太耗工耗时就不划算，所以工法都较粗，不能如修复文物者那般，心怀虔敬，精心致虑，不计代价地去做。
　　（李田生摘自《财经》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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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猴行必有我“私”

作者：曾志朗




　　在纽约市区的一个偏僻的巷子里，研究者在墙脚留下5美元纸币，然后，快速离开隐藏起来。有人走过来，低头看到纸币，捡了起来，东张西望，左右无人，把钱往口袋一塞，往前走了。研究者又布置了一次5元纸币在墙脚的游戏。又有人来了，这次是一行三人，其中一人看到了纸币，用脚踩住，若无其事地蹲下来绑鞋带，顺手一摸，神不知鬼不觉地钱就进了口袋，他跑上前去追上原来同行的人，绝口不提刚刚捡到的意外钱财。一个下午的观察，研究者花掉了150元，结论是“遗金不拾”是现代人的神话；而“众人行必有我‘私’”的行为则决不是“例外”!
　　MarcHauser是我十年前在加州大学的一个学生，他最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不过对象换了，地点也换了。他跑到波多黎各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观察49只猕猴的掠食行为，这群猴子像游牧民族一样由岛的一端流窜到各处觅食。有些时候，偶尔会有一只猴子走出猴群。研究者很快对准这只落单的猴子丢下食物，然后走开。问题是这些猴子会不会通知其他的猴子来共享佳肴呢？结果很有趣，大部分的猴子都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叫声来通知其他的猴友。但有少数的猴子也会瞻前顾后一番，然后找个较隐蔽的地点，就自我享受起来。不幸的是这种“藏私”的行为一旦被发现，一场追打的猴戏就在森林的舞台上展开了。
　　Marc追随这群猕猴已经两年多了，它们开始时对他张牙舞爪，敌意十足，但渐渐地它们就习惯了他的“跟班”了。最近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有一个下午，我躺在营帐里休息，忽然听见猴子们发出找到食物的特殊叫声。我起来一看，原来它们发现了我储藏实验用食物的地点，但显然它们并不知道那是属于我的东西。它们围着那一大堆食物，高兴地跳着并尖叫着。猴王看着我的方向发出相同的呼叫声，表现出好像要我过去分享它们的食物的神情，显然它们接受了我，把我当成猴群的一分子，我好感动。比较大都会的人和这丛林中的猴，我觉得猴性比人性可爱多了!”
　　（十郎摘自《月亮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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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墩应该有多粗

作者：赵　泉




　　我在美国访问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这里的卡车和大巴比中国大得多，尤其是卡车，两个粗大的烟囱，在国内从来没见过，就好像电视里运送洲际导弹的那种大汽车。可以推断，美国的道路和桥梁的承重量一定不比中国的小，但他们的立交桥桥墩，却比中国城市的立交桥桥墩细得多。
　　是不是因为粗大的桥墩，可以让缺少工程知识的普通民众感到安全？我的这种推测，遭到丈夫的嘲笑，他说：“建这种桥墩，不需要什么高新技术，纽约30年前的桥墩之所以比现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里的桥墩还细，是因为纽约的市政管理制度比较完善。”见我有些不解，他解释道：“中国城市的市政工程多是由政府出资，国有企业承建的。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也一样）为了把工程预算尽可能地提高，希望通过把桥墩建得更加粗笨以增加预算。当然，建筑商也可能担心中国的钢筋、水泥质量不过关，故意加粗一点。”
　　中国城市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效率上，与美国相比，差距立即显现出来，而且体现在很多细节上。经济学家在研究“制度质量”时，设法量化。如果我们能够把各个城市的立交桥承重量和桥墩的直径都调查清楚，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质量”指标。
　　（舒晴摘自《经济学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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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异化摩梭人

作者：陆勇强




　　前几天，我有一位朋友从云南丽江旅游回来，说起旅游团队里的男团员和导游对摩梭人的污辱，他如鲠在喉。
　　朋友是位文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些研究。我不了解摩梭人，朋友告诉我，摩梭人居住在丽江境内，有一千多户人家，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母系社会的遗俗。母系制的婚俗有一个特点，就是“男不娶妻子、女不嫁丈夫”，而是以“走婚”的形式繁衍后代。
　　就是这个“走婚”让许多人对摩梭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认为他们对性的问题是随便的。
　　朋友所在那个旅游团的导游是个男的，在游完丽江古城后，就开始渲染摩梭人这种奇异的婚俗习惯，还鼓动男团员和当地的女孩“套瓷”，说不定会有一个淳朴而美丽的当地女孩与你度过一夜。
　　在许多人误读，以及导游的鼓吹下，摩梭人的这种几千年来不事张扬的婚俗，被无限地放大，成为导游和猎奇者的“无限联想”。摩梭人的婚俗被妖魔化，被异化。在游客心目中，摩梭人就是对性随便的人。
　　而摩梭人的反抗是微弱的，他们无法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旅游浪潮，也无法反抗这些缺少起码文化修养的游客眼中带有污辱神色的眼光。
　　他们该怎么办？他们的尊严用什么来护卫？
　　朋友说，他们太弱小了，就像沉默的羔羊。
　　（王永生摘自《青岛晚报》2007年11月19日图/苍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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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和”

作者：李肇星




　　我到过大约170个国家。无论在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看到每个地方都展示着独特的风采，令人惊叹。世界如此丰富，是因为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是因为各种文明相互激荡。
　　不同的文明各有特色，但都追求相近的理想目标——向往和平与发展、公正与自由。以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来说，其重要的内在元素就是“和”。一个简单的“和”字，内涵却十分丰富。
　　“和”，就是恰如其分。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中庸》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强调人的感情和欲望都应合乎分寸，不走极端，这样社会才会和睦、安定。
　　“和”，就是和平。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友善相待，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避免战争与暴力。
　　“和”，也指“和而不同”。恰如乐器音色各不相同，在一起却能演奏出动听的乐章，这就是和谐之美。社会应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和”，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中国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
　　“和”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仁爱、包容等其他基本精神相通。
　　“和”的传统文化精神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正是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的精神。
　　“和”的精神对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也有许多启发意义。
　　全球化正迅猛发展，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每个文明都更需要认真了解其他文明，互相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文明不存在优劣，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所以，我们主张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多样性，相互信任，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呵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刘悦明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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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式的温暖

作者：文怀沙




　　1986年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编辑在库房整理过去的旧节目时，无意中发现了我在上世纪50年代讲解《诗经》的录音磁带，他如获至宝般地将这盘珍贵的录音编成了节目。但在介绍作者时，却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在别人那里听说文怀沙在“文革”中早已作古，便在文怀沙名字前面加上了“已故”两字。节目播出后不久，立即引起了震动，我在上海的哥哥知道后尤为震惊，这位八旬老人当即赶到电台去质问。
　　正当这位编辑陷于极度惶恐之时，来自北京的信寄到了这位编辑的手中。在另一封是写给电台领导的信中我不仅将此事看成是一种“慎终追远”式的温暖，向这位编辑和电台表示感谢，还视这个年轻人为我的知己。作为一个活人，却在身前听到了自己的身后之名，这绝对是一件再美妙不过的事。
　　对于人生，我的彻悟是：人生如赴宴，吃饱喝足了，就舒舒服服地回家去，这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好呢？我的遗嘱非常简单，把骨灰顺着抽水马桶冲下去就行。夫人问：“青山绿水皆可埋骨，为何做此选择？”我说，骨灰与粪便合成有机肥料，可以肥田美地。有人问：“你的儿女将来怎么祭奠你？”我答，他们只要对着大地上的高粱或者玉米鞠躬就行了，那就是我。
　　（张丽摘自《老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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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杉裁判长

作者：佐藤道夫




　　若杉裁判长是一位很忠厚的人。
　　由于这种原因，所以他的判决都非常宽大。不但判得轻，而且尽量给予缓刑。
　　他是心肠很软的法官，因此得知他是审判长的被告，都会松一口气。
　　为显示这个法官的宽大，菊池宽甚至说五年有期徒刑的重刑时，也予以缓刑。但在当时，能缓刑的是有期徒刑两年以下，所以这显示菊池宽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