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导致社会生产率下降，或者人们会想“与其死后被收走，还不如生前花光”，导致过度性消费。
　　所以，小布什上台后提出关于减免遗产税的方案得到了很多的赞同。
　　
　　请对我们征税
　　
　　没有想到，小布什的遗产税减免计划开始实施后不久，就遇到阻碍。2002年和2003年，美国国会先后两次审议关于永久取消遗产税议案，都在参议院表决的时候搁浅。
　　富豪们根本不领小布什的情，而是认为取消遗产税将会损害公益事业，影响社会公平：由于现在美国贫富悬殊越来越大，遗产税已经成为了一种极其有效的财富再分配方式。
　　当然，这些亿万富豪们还有一个抵制取消遗产税的重要理由，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没有品尝过创业的艰苦，只会享受取乐的寄生虫。巴菲特就对自己的子女明确表示：“如果能从我的遗产中得到一个美分，就算你们走运。”
　　
　　美国富人为何争相回报社会?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鼓励慈善的税收制度。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美国每个公民的终身免税额为67.5万美元，每人每年赠送额在1万美元以上的可免税，超过1万美元的部分，就可使用自己的终身免税额度。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产生模范效应。这就使得美国不少富人争相“攀比”向社会捐款，一种“捐赠文化”蔚然形成。
　　宗教思想也帮助美国人养成更健康的金钱观：虔诚的富人们认为，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成果是上帝的赐予，因此应该回报社会。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手中的财富“都是自己挣来的，属于自己的”，自己是在为整个社会管理财富，因此有责任将这些钱花在社会最需要的地方，而没有权利去浪费。因此他们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在慈善事业上，在生前或是死后向社会捐出所有的财产。便成为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
　　
　　(姽婳摘自《十年读者》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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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亦有道



作者：向　娅

　　在西方，贼的名气数意大利的最大。
　　第一次失窃，估计是在我提着一个随身的手提袋于传送带前等候提取托运行李时发生的。当然，贼先生是高手，我丝毫没有察觉，直到拎着皮箱走到移民局窗前时，才发现手提袋的拉锁已经敞开，心呼地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赶紧伸手进去探摸，可这一摸，我的眼泪和冷汗就一起涌了上来，跨国旅行的命根子——护照已经没了影!我不管不顾地大叫起来，因为我听说，在中国人特别是温州人大量涌入意国后，一个中国人要是在意国悄没声息地去找警察。慢条斯理地诉说你遗失了有签证的护照，他不仅可能不相信，还可能把你扣起来，当作非法入境处理。
　　可是，尽管我声色俱变，移民局那位以仰姿“坐”着的老警察却仍不慌不忙，他慢悠悠地把双腿从桌上移下来，抬起松弛的眼皮盯了我一会儿，咧开嘴笑了。
　　我被他笑得头皮发紧，不知将被他如何处置。没想到，老警察笑过之后，竟以慈父般的亲切态度拍拍我肩膀，告诉我别着急，说是在意大利国际机场里作案的小偷，笃守职业道德，对出入境老外下手时，一般只偷钱财，不偷护照。即使失手错偷了护照，也会设法马上放回你的包里，或者置于你绝对能发现的地方。不给意大利移民局添麻烦，更不让来意国旅游扔银子的老外陷入绝境。所以老警察和蔼地教导我，先把钱藏严实，然后从这里出去，就让提包的拉锁敞开着，回到失窃的地方，慢悠悠地转他几圈，或许护照会回到你的包里。
　　我像听了一个天方夜谭故事，将信将疑地把钱包塞进裤兜，敞着提包拉锁回到传送带前，等待奇迹来临。
　　又一架飞机降落了，刚刚踏上意国土地的旅客们像20分钟前的我一样，兴冲冲地围到传送带前，等待提取各自的行李。我被自然而然地裹进人群。
　　我把敞开拉锁的包放在身后，脸上若无其事内心却极其警觉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过了十多分钟，并无任何感觉。待人们陆续提着皮箱手袋离去后，我小心翼翼地把身后的包拉过来，忐忑地伸进手……啊，神了!我触到一个极其熟悉的硬皮小本!这下，心又呼地落回原处，并立时对意国的贼们产生了一种怪怪的尊重和感激之情。看来，在罗马国际机场里扎下营盘的贼们确实有境界，恪守职业信用和道德，并且与警方早已速成默契。
　　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并且绝对站错了阶级立场。因为，就在我抹着虚汗办完移民局手续打算叫辆出租车去饭店的时候，却猛地发现。塞在裤袋里的钱包又不翼而飞了!
　　当然，这一回。钱包是绝对不会自动回来了。好在我每次单身旅行，都将信用卡藏在贴身的口袋里，这样，即使钱包丢了，也不至于落到秦琼卖马的地步。
　　正思忖意国出租车是否可以刷信用卡时，忽然，一位表着阔绰的中年妇女一边向路边的警察奔去，一边尖利而惊慌地叫道：“My purse!My purse!(英语：我的钱包!我的钱包!)”不用问，又一个老外遭了贼手。我隔着厚厚的毛衣死死按定内衣口袋，贼情观念立时又膨胀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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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录取如何“查三代”



作者：薛　涌

　　在美国的大学录取中，家庭背景一直很重要。
　　在二战前，特别是在20世纪以前，大学被以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为代表的上流社会所垄断。一些犹太平民子弟靠优异的成绩进了常春藤，就让既得利益集团惊恐不已。
　　在一战以前，常春藤还是延续欧洲的传统，按考试成绩的客观标准录取学生。这种录取政策。其实并非看起来那么公平。比如，考试所要求的一些科目，如古典语言等等，普通的公立学校不教或者很少教。结果，那些从私立贵族学校出身的WASP还是占尽优势。但是，犹太人的到来挑战了这一体系。这些犹太子弟学习认真刻苦，即使在公立学校就读。也精心准备常春藤的入学考试，并经常能够战胜WASP子弟。
　　纽约是犹太人的聚居地。地处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首当其冲，犹太学生的比例一度达到，40％以上。这就导致了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专门的“录取办公室”于1910年在该校建立。这一办公室的使命就是解决“犹太问题”，把那些“不受欢迎的学生”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办法是在录取时不仅仅看成绩，还要看学生的“品格”和“领导力”等素质。当然，这些素质的评价具有非常主观的色彩，使录取官员可以绕开客观的考试标准。
　　结果大见成效。到1921年，哥伦比亚的犹太学生比例被压到了22％。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也很快效法。考生进大学不再是参加一个考试那么简单，而且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和家庭背景资料，撰写自传性的作文，描绘足以证明自己的“品格”和“领导力”的课外活动。当然，还有由“靠得住的”教育工作者写的推荐信。录取时要处理的信息也越来越复杂。没过多久，录取办公室就成了美国大学中普遍的、永久的部门。美国大学的历史由此被改写。
　　虽然有这一肮脏的历史，这套系统在二战后仍被保存下来。特别是经过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而被用于扶助弱势的目标，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如今，美国的大学录取仍然不仅仅是看成绩，个人在功课外的成就、家庭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校在这些方面的取舍过程也是严格保密的。这就给录取过程带来相当大的神秘性。最近，马塞诸塞州的两个知名大学Tuft University和Amherst College让《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走进其录取办公室监督整个录取程序，最后记者的观察被公开登在报纸上，使我们对美国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如何查学生的家庭背景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直观的了解。
　　这两所大学都是快能与常春藤比肩的名校。有“小常春藤”之称，录取竞争非常激烈。Tuft University今年有15000名申请者。最后能收到录取通知的有3000多学生(因为大多数学生同时申请许多学校，拿到录取通知后常有一半左右不会来就读)。录取委员会有7名成员，从3月开始开会审阅录取材料。这一过程被录取部主任戏称为“长征”。在会上，一个女生的申请材料摆在大家面前：成绩全A，女童子军成员，会舞蹈，同学的辅导老师……然而，如此优异的记录难以给委员会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很快就否决。“这样的人太多了。”一位录取委员会成员说。
　　另一位是意大利蓝领工人的儿子，因为其作文动人地描述了他对食物和家庭的热爱，以及他和自己智障的弟弟的关系，一下子被大家看中，很快获得一致通过。下面一位是个平均成绩为B、英语成绩为C的学生。她有听力障碍。生长在西班牙语家庭和非常破落危险的社区。每天要通勤一个多小时上学，从小就照料自己的弟妹。录取人员对她争论不休：“这孩子在大学第一年可有些吃不消，不过最终她会赶上来。”“她已经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孩子失败。”大家讨论了20分钟仍没有结论，最后不得不推迟决定。
　　Amherst College的录取委员会有6位成员，要在7700名申请者中挑选1100位学生。一位科罗拉多的学生材料被摆在他们面前。他成绩平平，在一般情况下肯定不合格。但是，录取委员会发现，他父亲离家出走多年，他母亲失业，他生长在犯罪率极高的社区，挣扎着不掉进犯罪的陷阱。结果。他的成绩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委员会一致决定录取。
　　另一个来自纽约的牙买加移民，虽然在美国历史和统计两项高级课程考试中拿了高分，但在大学录取的主要综合考试SAT中成绩仅为1180分(满分1600)，离Amherst College学生1360，1530分的中等水平还差得非常远。录取委员会发现，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并已经被遣返牙买加。大家一片叹息：“这是多么艰难的生活!”不过，在纽约，这样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最后，大家把她放进了候补名单(因为美国大学录取的学生有一半左右不来就读，当不来就读的学生人数超过预想时，留出的空额就由候补名单中的学生填补。即使一流大学，候补的机会也相当大)。
　　一个非常轻松地获得一致通过的学生，来自贫困的移民家庭，11岁才开始讲英语，各项成就都很出色。大家无话可说，连举手表决都没有就把她的材料放进了录取档案。
　　录取委员会非常认真地审查申请者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所上的高中里升大学的学生比例等等。这三项越低，这个学生越容易被录取。父母都没有进过大学的被归入SP30类，家庭收入非常低的被归入SP31类。这两类的学生，在录取中得到了种种的照顾。
　　当然，这样考察学生的家庭背景，并非论出身取人，也不是把大学变成慈善机构，其最终目的还是挑选人才。在这样的选才过程中，大学把社会和家庭因素当作衡量学生“品格”的一项指标。你以后在一生的事业中是否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品格，是你成功的关键。而这种品格，从你上大学前如何“克服生活的挑战”中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当然，艰难的生活也加强了你对他人的理解力，成为你的“领导力”的基础。可见，“品格”和“领导力”这种在美国大学录取中非客观的指标，刚开始设立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如今则基本上成为辅助弱势阶层的有力手段。
　　
　　(十郎摘自《羊城晚报》200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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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里的文学



作者：潘小娴

　　在德国，任何地方都会给精英文化留下一角——
　　去德国旅游，我们路经一个加油站，看到里面的便利店设置有摆放着书籍出售的一小块地方。我好奇地翻开几本。发现有一本书的扉页里，有一个男人叼着古董长烟斗的照片。正是号称“德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君特·格拉斯。导游如此解释：“德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会给精英文化留下一角的。”
　　不久前，诗人杨克谈到他的一次经历。在2008年8月，他应一个电视台的邀请，和一大帮人去德国，自驾了4500公里，走进过无数的高速公路加油站的便利店，在每个便利店中，他都发现一个让人惊讶的风景：除了食品、杂志，还必定有一小块地方是卖书的。那些书，很多都是严肃文学类的书，以小说类居多，而且有很多还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德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会给精英文化留下一角的。”——我又再次想起了导游说的这句话。虽然只是一个个加油站里的小小便利店，但是却让我们以小窥大，看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精英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吴星月摘自《羊城晚报》200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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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输给了法治



作者：李晓兵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忙着一件大事：慈禧太后办六十寿辰。
　　举国铺张豪奢，户都尚书阎敬铭冒死直谏：“请圣母皇太后停了颐和园工程，臣方得轻松!”结果老太太大发雷霆，在金殿上大骂：“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
　　慈禧六十寿辰的几年前，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也出现过著名的“大津事件”。
　　日本明治宪法颁布实施几个月后，1891年5月。到日本访问的俄罗斯皇太子被警备津田三藏刺伤。日本政府担心此事影响与俄国的邦交，于是对承审法官施压，要求用对刺伤日本皇族罪的刑法标准判处津田死刑。新出炉的宪法经受着考验。当时日本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院长儿岛惟谦认为，严守国法是政治的基本。日本刑法所谓的皇太子不包含外国皇太子，应以普通谋杀未遂罪处理，并以此理由说服了承审法官。结果。津田三藏被判处无期徒刑。
　　“大津事件”在日本近代法制史上具有深远影响。被誉为“在日本的裁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日本宪法学界泰斗官泽俊义教授认为。日本司法权独立的传统是在“大津事件”中确立的，从那以后，这个原则在整个明治宪法时代一直得以贯彻，得到日本多数人的承认。这一事件不仅使日本国内的制度建设有了新契机，也成为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和评价日本民族、日本政治的新起点。有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世界列强从儿岛惟谦法官的凛然正气和对正义彻底而纯粹的追求中，看到了这个东方岛国崛起的希望。
　　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这两件事耐人寻味。后来，清廷“祖宗的基业”果然毁于一旦，北洋水师于甲午一役全军覆没。失利的原因有许多，从根本上说，是人治输给了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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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的服饰政治



作者：梁发芾

　　明洪武元年的某一天，都城南京，风和日丽。一群不知深浅的军人、游民，一时兴起，将靴子的高帮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