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妓，评选出“花魁”；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也许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揶揄与嘲讽。
　　与时下的各类“选美”大赛相类似，“评花榜”前，组织者要先选好“花场”，订立评选章程条例，其评比内容则是令当代美女们望而生畏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那年月尚无正式的公证机构，所以在评选议程中可省略掉“请公证人员致公证词”这一项。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妓便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场面非常热闹，围观者往往成千上万。风流才子与名妓汇于一堂，边饮酒行吟，边品题高下，题写诗词或评语。评写完毕，当场唱名公布。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十倍”。评选前后，当地旅馆、酒肆自然暴满，生意空前兴隆。
　　在距今九百多年的北宋熙宁年间，汴京就已有“评花榜”活动。当时汴京名妓郜懿以美貌著称，被文人词客品评为“状元红”，曾红极一时。明代中叶后，“评花榜”更为盛行。冯梦龙《情史?情痴类》中就记载了由当时文人才子评品出的“金陵青楼十二钗”。还有好事者撰出《燕都妓品》和《金陵妓品》，依据“品、韵、才、色”把名妓分为四种风格，这也成为后来“评花榜”的四条标准。
　　明崇祯年间，金陵城曾在侨居水阁举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评花榜”活动，四方前往观赏的士人富商的车马挤满大街小巷，水阁外排列的船只像一堵墙，梨园子弟则分三班连场演戏助兴。最终被评为第一名的王月封号“状元”，在鼓乐声中坐上百花簇拥的“状元”宝座，用金杯品酒，颇为荣耀。有人还题诗：“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大家可想而知，如此闹腾几日，城中从事“第三产业”的老板们只得临时请短工帮衬了。
　　到清朝末年，随着近代报业的参与，“评花榜”与现代的“选美”在形式上更为接近。《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曾在上海凭借《游戏报》进行“评花榜”活动。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评选最受关注。评选采用投票方式，分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得票者均列在三甲，并在报上公布中选者的姓名、玉照、住所，还附上文人们附和的酸溜溜的赞词。
　　李伯元一次评选活动做下来，其报纸销量骤增，广告额翻了几番。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上海的照相业刚刚起步，由于“评花榜”中刊登青楼女子的玉照，也勾起了那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们照相的欲望，使各照相馆门庭若市。参评青楼女子时尚的服装，一经报纸宣传，也被广大良家妇女所效仿，带动了服装裁剪业的兴隆一时。
　　（王超摘自越楚新浪博客）
　　
欧美从中国“偷走”了科举
作者：何剑刚
　　目前国际上的大学入学考试模式分为三大类型：一种是以中、日、韩等国为代表的“全国统一高考”模式，以分数取人，即所谓一考定终生，“学而优则仕”；再一种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开放、松散式”大学模式，甚至不考试都能上大学；第三种是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的“等级测试”模式，将考试与开放相结合，取前两种模式的中间路线，各高校自主招生权力很大，十分灵活。
　　其中英美国家的考试制度尤其让国人青睐。那么，英、美的考试制度从哪来的？是自创的吗？不是，是“偷师”中国科举制度。
　　早在100年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即点破了：“现在各国的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孙先生的这话是有根据的，并非臆断。
　　14世纪，曾在中国居住过的欧洲人士将中国自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考试，向本国作了详细的介绍和推荐，英国当时的学术界和开明官员力主仿效中国文官考试手段，实行机会均等的公开考试。1853年，英国国王任命查理?特罗维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两位爵士负责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和方案草拟。后来，他们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中的主要观点就是建议学习、实行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开、竞争性的考试手段来招聘官员。
　　两位爵士的报告被英国国会采纳。此后许多欧美国家都把中国的考试制度“拿了过去”。
　　当时西方有人惊叹，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这一制度应该与中国“四大发明”一样，是重要的发明创造，影响了全球的用人观，直至目前，还有今后。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科举这一手段不仅被欧洲“拿走”，还反倒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原因一是考试内容落伍，二是考试模式未变。
　　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内容在长时间内呆板、重复、单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成为千百年来的必考科目，这些考试内容只靠死记硬背，固化了人的创造性思维。而西方则将文化、科技、实用多方面结合为一体，形成一种综合的考察。
　　另外，欧美“科举”中最重要的是口试和面试制度的确立，比中国的“殿试”———由皇帝一人御笔钦点，更为完善和科学。欧美“科举”即使顺利通过，还要实习和试用，至少半年以后才能正式上岗“当官”，而中国却是“祖宗定下的规矩不能改”，一成不变，僵硬得不能再僵硬。
　　（石景琼摘自《百家讲坛》
　　2008年第10期）
　　
假如梅西奇ＰＫ法院
作者：游宇明
　　2008年10月23日，对克罗地亚总统梅西奇来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日子。这一天，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一地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梅西奇向遭其侮辱的律师尤拉斯诺维奇支付7万库纳（约合1.28万美元）罚金。尤拉斯诺维奇现在法国工作，曾说过梅西奇“与有组织犯罪团伙有联系”，梅西奇３年前在公共场合说，“尤拉斯诺维奇应当去萨格勒布的乌拉普采看看，他会在那里得到有效治疗”。乌拉普采是萨格勒布一家精神病院的所在地。法院23日判决说，梅西奇的言论使尤拉斯诺维奇受到心理伤害，还影响了他的职业。
　　看到这则新闻，我首先是惊讶。以我的纯中国脑袋来看问题，总统的行政级别是最高的，可以管一个国家所有的人，我不知道萨格勒布的地区法院是个什么级别？从报道的措词看，级别层次最高也不会超过咱们的中级法院吧，这种级别的法院居然敢判行政级别最高的在任总统败诉，而且罚款的数额超过一万美元，不是乱了套吗？而且梅西奇总统发表上述言辞，也是因为尤拉斯诺维奇指责他“与有组织犯罪团伙有联系”，为什么尤拉斯诺维奇指责总统没事，总统攻击一下尤拉斯诺维奇就不行呢？再说，总统是一个国家的“法人代表”，你判总统败诉，不是有损国家的形象吗？
　　克罗地亚的法官显然不这样想。他们觉得正因为总统的行政级别最高，权力最大，国家设置的有关机制才需要对他进行严格制约。尤拉斯诺维奇说梅西奇“与有组织犯罪团伙有联系”没事，因为他是普通老百姓，他有权知道总统个人的操行如何、其权力运用是否得当；梅西奇辱骂尤拉斯诺维奇有精神病就不行，因为他是总统，总统得老老实实接受民众监督，某件不好的事总统没做，可以找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能发表不当言词污辱监督他的民众。至于国家形象，它是靠国家领导人和全体公务员认认真真工作树立的，不必建立在替领导人遮羞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法院才毫无顾忌地判决总统败诉。
　　其实，在民主意识高度发达、权力制衡机制比较科学的社会里，总统也没有“能力”公报私仇。还是说梅西奇的事吧，梅西奇只说了一句斗气的话就被法院判处一万多美元罚金，如果他因此报复法院的有关人士，他能在司法系统轻易脱身吗？就算司法系统不作声，平时就喜欢对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说三道四的国会也不会袖手旁观，他们肯定会让总统以一种非常难受的方式承担自己的责任。退一万步讲，即使上述制度设计全部失灵，民主社会的老百姓还有权利走上街头，还有权利对总统的去留举行全民公决。在这样一重又一重的监督网中，梅西奇又有多少机会去滥用自己的权力呢？说到底，萨格勒布某地区法院的“牛气”并不是来自几个法官或几个法院的领导的胆量和担当，而是来源于体制对总统权力的有效约束，来源于法官们对坚守法律不可能受到报复的职业自信。
　　我不知道克罗地亚的发展情况如何，不过，就冲他们首都的地区法院敢判决总统败诉这一点，我对这个国家深怀敬意。
　　
　　（杨兴文摘自《西安晚报》
　　2008年11月3日）
　　
贵族的印度
作者：袁　越
　　在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所有住店的人都必须填登记表，上面赫然列出“种姓”一栏。
　　“我应该填什么呢?”我问。
　　“填外国人。”旅馆老板说，“你们属于一个单独的种姓。”
　　印度的种姓制度其实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公元前1500年左右，居住在中亚高加索一带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为了和肤色黝黑的印度原住民———达罗毗荼人区别，高鼻深目的雅利安人引入了种姓概念，规定婆罗门(僧侣)是最高级别，刹帝利(武士和官僚)其次，吠舍(商人和手工业者)第三，首陀罗(农民)第四。前三个级别基本上被雅利安人占据了。雅利安人带来了吠陀教，后来演变成印度教。他们把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结合起来，使得这种歧视政策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并因此而流传了上千年。
　　“你一定要去孟买看看。”古吉拉特邦的旅馆老板说，“那是印度最富裕的城市，比上海强。”
　　“你一定要去看一场印度电影。”孟买的一家旅馆老板对我说，“孟买的电影业世界第一，比好莱坞厉害。”我花了200卢比(约合人民币40元)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放映前，全体起立奏国歌，屏幕上是一面飘扬着的印度国旗。
　　一位出租车司机带我去了富人区，一幢幢欧式房屋掩映在绿树之间，看上去确实和欧美大城市相差无几。甘地在孟买的故居也位列其间。
　　“你恨这些富人吗?”我问。
　　“不。”他想了想说，“他们只是运气好罢了。”
　　我在印度期间多次问了这个问题，答案惊人的一致。根据《福布斯》杂志最新统计，印度富豪榜前4位的富人身价加起来约为1800亿美元，比中国前40名富豪的身价总和还多600亿美元。
　　车子经过一座宏伟的寺庙，司机介绍说，这是当地一个银行家出资修建的。“印度富人最喜欢出钱修庙，因为这样能给他们带来好的‘业’，死后就能投个好胎了。”一位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印度电脑工程师对我说，“不过新一代电脑富豪，尤其是受过外国教育的那批人，已经开始把钱投给真正的慈善事业了。”
　　在我的要求下，司机带我去看穷人的生活。距富人区不远有一座桥，下面就是孟买著名的千人洗衣房。游客只能站在桥上，从高处参观这一奇景。这是亚洲最大的露天洗衣房，洗衣工清一色是男性，他们赤着上身，双脚站在污水里，用力地拍打、揉搓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和被面。洗涤剂的气味随着湿热的空气飘上来，就连站在桥上的游客都会感到阵阵恶心。这些洗衣工每个月能赚6000至7000卢比，这在印度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印度人不愿意洗衣服，就连穷人都不愿自己洗，宁可送洗衣店。这样做绝不是为了省劲，而是为了“清洁”。因为在印度教看来，所有从人身体里排出来的东西都是肮脏的，只有让“贱民”帮忙清理出去才不至于污染自己，所以印度的清洁工、洗衣工，甚至理发师都是由“贱民”来担任。贱民在四大种姓之外，有个绰号叫做“不可接触者”，普通人就连碰他们一下都是不可以的，怕弄脏自己。
　　印度对“贱民”的歧视比西方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要严重得多，甘地曾经回忆说，小时候他母亲向要饭的贱民乞丐施舍饭食，一定要把手举得高高的，把食物从空中倒到对方的碗里，以免双方发生任何身体接触。
　　让我惊讶的是，贫民窟就在城市中心，和其他地区只隔一条马路。临时搭起来的铁皮屋建在马路边，屋子极小，里面黑洞洞的，坐满了人。屋里肯定是没有厕所的，就连厨房也没有，妇女们就在马路边临时搭个灶，坐在地上烧饭。孩子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在马路边跑来跑去，玩得非常起劲。经常能看到破屋子的墙壁上贴着装饰性的电影招贴画，看得出这里的居民过得有滋有味。
　　印度每个省都有属于自己的英文报纸，上面经常会刊登征婚广告。印度的征婚广告非常奇特，它们大都是父母给子女征婚，而且最先列出的条件不是身高体重或者收入多少，而是孩子的种姓、语言和宗教信仰。印度人对于“门当户对”的要求远比中国严格，不同宗教信仰和种姓之间的印度人很少通婚，语言更是一种直接的隔阂，很难逾越。
　　印度人也不喜欢围观，我在海德拉巴德的大街上目睹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当时周围全是人，竟没有一个上去劝架，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为什么公共场合的印度人都非常自私，甚至有点冷漠，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呢?”我曾经向一个印度的软件工程师请教。“印度城市化后，各种种姓混杂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于是印度人大都不爱搭理陌生人，谁敢保证对方不是‘贱民’呢?”
　　印度的种姓制度造就了一批擅长抽象思维，善于思辨，却缺乏实际动手能力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要么出身婆罗门，要么希望自己像婆罗门那样，不劳动，整天待在寺庙里钻研经书，思考宇宙、生命和轮回之类的宏大命题。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印度教具有如此浓厚的哲学色彩，也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是印度人首先发明了“零”这个概念，并创造了最简洁的数字体系。
　　“软件业发展对普通印度人有什么好处呢?”我不禁疑问。
　　“我来教你两个印地语单词。”阿格拉沃说，“印地语中有两个词用来描述‘穷人’，一个是Ga?鄄reeb，是指经济上的穷人；另一个是Dareedra，是指思想上的穷人。很多低种姓的印度人，已经习惯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了。对于这些Dareedra，光靠发展经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思想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
　　
　　（辛麦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华尔街的前世今生
作者：佚　名
　　华尔街是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从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的一条大街道的名字，是英文“墙街”的音译。全长不过500多米，街道狭窄而短，从百老汇到东河仅有7个街段。1792年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侵犯而建筑了一堵土墙，从东河一直筑到哈德逊河，后沿墙形成了一条街，因而得名Wall?鄄Street。后拆除了围墙，但“华尔街”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并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
　　华尔街一角华尔街是美国大垄断组织和金融机构的所在地，集中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投资银行、政府和市办的证券交易商、信托公司、联邦储备银行、各公用事业和保险公司的总部以及美国洛克菲勒、摩根等大财团开设的银行、保险、铁路、航运、采矿、制造业等大公司的总部，成为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一般常把华尔街作为垄断资本的代名词，垄断资本从这里支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华尔街成了美国垄断资本、金融和投资高度集中的象征。在其东北角矗立着古老国库的分库大楼（现为陈列馆），是在华盛顿发表就职演说的地点修建起来的。
　　在百老汇与华尔街的交界处，可以看到著名的三位一体教堂；早在华尔街还是一堵破烂不堪的城墙的时候，它就已经是这附近的标志性建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