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要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国家领导的事，普通老百姓很难主动去纠正，但也有许多纯粹是老百姓的事。
　　在美国，而且不仅美国，在一切富国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公共汽车司机会等待跑来的乘客，对于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更是耐心和关怀。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乘客的候车时间，避免了浪费；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和谐和宽松的人际环境。
　　———写邮政编码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因而提高了邮局对信件的分拣速度。万一你不知道编码，也可以放心把信寄走，决不会退回给你。邮局代你查编码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去查少得多，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效率。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吵架，更没有看到过聚堆看热闹的人。在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经济内，到处都有招人的广告，上班时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有转化为金钱的可能，决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谓的活动上。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口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地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实质上与人方便的结果是自己方便。
　　———富国里同样有犯规的小贩，但确实只是个别的，人人遵守规则，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风貌。警察遇到犯规的商贩，用文明执法的原则来处理。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一大难题，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借钱给做小本生意的人，更不会去没收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本。小贩是需要受教育的，但是粗暴的态度并不能教育人，倒是引起愤懑的反应，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犯罪。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无数类似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妨碍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它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人们这样做并不犯法，甚至也谈不上是道德问题，可是大量这类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变穷。这类事情的起因，责任在于我们每个老百姓，不论你是一名售货员、司机、教师、电话接线员、政府办事员，改变一下你办事的原则都可能使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当每个人都这样想时，国家就富起来了，你所支付的同样的劳动就会得到更高的报酬。
　　
　　（吴清贵摘自《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暨南大学出版社）
　　
日本买下美国之后
作者：李　子
　　即使像洛克菲勒中心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也能顺利买卖，说明美国制度中对于私人产权的尊重，而这也是美国在这次商业博弈中最终胜出的原因之一。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却由于政府长期过分干预经济、低效率的国有福利体系、石油危机等多种原因而陷入了经济停滞。世界范围内，日本经济可谓一枝独秀。日本制造的工业产品行销世界各地，所向无敌。美国几乎只有招架之力。
　　一国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必然提高其货币的购买力。而且，美国等国也非常愿意看到日元的升值，这样将会减弱日本出口工业品的竞争力。于是，1985年，美日英德法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规定美元实现贬值。这样也就是提升了日元的币值。“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的几年，日元币值差不多上升了3倍。
　　于是，手里拿着大把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普通消费者在夏威夷之类的地方买一些商品，美国人倒还高兴，但令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日本人对美国企业资产的大量收购。这些挥舞着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他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
　　整个美国尽在彀中
　　到了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宣布，他们以34亿美元的价格成功购买了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此举是索尼公司由制造业转向娱乐业的战略行动之一。此前，三菱公司已经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这个代表着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的伟大建筑现在属于日本人了。
　　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日本人在美国大量购买资产，尤其是购买那些如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这样的影响巨大的企业资产，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反响。目睹本国众多有影响的大公司、大产业转而由日本人充当老板，美国舆论惊呼，这简直是日本第二次入侵美国，上一次是在珍珠港。美国人甚至自嘲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传来消息，日本人买走了自由女神像。
　　在日本人这一边，则是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沾沾自喜。多年来只能对美国唯唯诺诺的日本似乎看到了自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经济规律教训了日本人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日本人就感到了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三菱公司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就因为经营不善，难以承受巨额亏损，不得不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索尼购买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行为，后来也被证明是日本亏损最大的企业并购案。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失去了大量收购美国资产的势头。以前收购的那些资产许多变成了经济包袱，不但不能带来收入，还要想办法摆脱。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更降低了日本收购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盈利能力。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当初那些被认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美国资产出售者其实是对的。
　　始终只考虑经济指标的美国商人不但赢得了经济效益，并没有因此失去美国，而且还在未来的发展中再次抢得先机。
　　可是那些日本购买者呢？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初的许多购买行为没有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日元升值带来的财富膨胀让他们头脑发热，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可以不受经济规律的制约。日本人往往是出于非经济目的而购买那些资产的，至于这些资产能不能在日后带来足够的收益，他们并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考虑。而以后的局势发展也让他们为自己忽视经济规律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也许有人会感慨，不管怎样，总是美国人胜出。老牌资本主义，果然厉害。还有人因此深信存在某种阴谋。美国人设计了圈套，并成功地诱使日本人上当。这些看法都不得要领。
　　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来自于制度的优势。通过出口工业品挣到了大笔美元的日本，当他们想要购买外国资产时，为什么大多选择美国呢？正是因为美国有可靠的产权保护，有优良的经营环境，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因为有这些制度优势，于是，美国人为购买日本货而支付的美元，通过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
　　
　　（爱铃摘自《平原晚报》）
　　
谋略家与政治家的差距
作者：彭　匈
　　董卓进京，坏事做尽，国人皆曰可杀。曹操聚十七镇义兵，几番厮杀，都无损其毫发。反而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王允，竟然将董卓活活玩死，不能不让人叹一声钦佩。
　　演义中王允的出场，并不轰轰烈烈，一个和事佬的形象。董卓设宴，议论废立之事。座中丁原、卢植反对，卓怒，拔剑欲杀。司徒王允曰：“废立之事，不可酒后相商，另日再议。”于是百官皆散。休要小看了这一柔软的态度，往往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刻，需要的恰恰是理智。
　　理性归理性，但要如何拿下董卓，他也没辙。接下来发生了曹孟德献刀谋刺董卓事败而逃，三英战吕布且战且走的局面。董卓更加骄横，百官尽皆震怖。王允终于明白，对于强敌，不能明攻，只可暗取。于是设下一条神鬼难料的连环计。
　　王允本人自然是幕后总指挥，台前表演的是大明星貂蝉。俩人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本来，一块肥肉要拴住一虎一豹，这种常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却被他们做到了。
　　贵为公卿的王允可以给自己府上的歌妓貂蝉“叩头便拜”，说着说着，还“泪如泉涌”。不仅彰显其对汉室的忠心耿耿，还体现了大丈夫的屈伸自如。
　　接着紧凑安排两次宴席，先对吕布说“方今天下别无英雄，惟有将军耳”；后又对董卓说他夜观天象，汉家气数已尽，由董太师继位，“正合天心人意”。见人讲话，见鬼打卦，足见权谋机变，老奸巨猾。
　　一女许二夫，一马配二鞍，王允敢于不按常理出牌，是他拿准了普天下男人的弱点。但凡世上男子，少有能抗拒美色的，何况是绝色。果然，吕布的表现是“欣喜无限”；董卓则赞曰：“真神仙中人也！”王允又最懂得，男人一旦对美女怦然心动，接下来必然会一桩接一桩地干蠢事。
　　中间他那恰到好处的装聋卖傻、故作惊诧、加油添醋、点火煽风，真是炉火纯青，滴水不漏。对手的一举一动，事态的发展进度，全在他老人家的掌控之中。
　　貂蝉的配合也很重要，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貂蝉竟能在两个位高权重的男人中间穿梭博弈，不仅游刃有余，甚至有创造性的发挥。
　　本来，取下董卓首级，王允大功告成，堪称匡扶汉室第一功臣，接下来他应该大有一番作为的。只可惜，人无完人。政治家所要求具备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深邃目光、宽广胸怀，他根本谈不上。
　　王允大权在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蔡邕。蔡邕多才多艺，在当时名气很大，本质上却是典型书呆子一个。董卓身死，举国都拍手称快，惟独他跑去抚尸痛哭（裴松之注引《后汉书》说他并未抚尸痛哭，只是在王允面前“有叹惜之音”）。许多人为蔡邕求情免死，都没有用。其实，天下正用人之际，王允竟不能容人，凡附卓者必诛，此大败笔也。
　　 董卓原部李、郭、张、樊，见大势已去，上书告饶。此时的王司徒，本应审时度势，四人皆虎狼之辈，又拥有重兵，不说加以收编，至少也应采用安抚之策，稳住局面。然而王允却掷下狠话：“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树特树对立面，导致四人率大军合围长安，十日城破，“诛允及妻子宗族十余人”，进而欲逼宫弑君，酿成“李郭之乱”。
　　仅有谋略机巧，没有政治家的胸襟，纵然机关算尽，只能成其一二事，断然成不了大业。陈寿作《三国志》，董卓、吕布有传，而王允无传，只是在别人的传记里出现，可见分量还是不足。
　　（玉冰心摘自《半月选读》
　　2008年第12期）
　　
悲伤的英吉拉
作者：金惠子
　　到达埃塞俄比亚的第二天，我们去了3个月前发生内战的昆波尔查。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乘飞机到昆波尔查需要1个小时。那里的房子都是泥土做成的墙，房顶都是由杂草编织覆盖的。
　　当地人把苔麸磨成粉末，做成米糕似的薄饼，名字叫“英吉拉”。富人可以在里面加上羊肉或蔬菜，穷人只要有什么调料也不放的英吉拉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很多人连这个都吃不上，只能连日挨饿。
　　孩子们穿着救助组织分发的不合身的衣服，有的破了好几个洞。他们总是赤脚走路，脚掌就像坚硬的鞋底。
　　在一个间毫无人迹的泥土房里，我看见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躺在破毯子上面。他的肚子上趴着个瘦得屁股都皱巴巴的婴儿，另外还有一个男孩子和两个女孩子也都因饥饿眼窝凹陷，呆呆地坐在旁边。那个看上去像爸爸的男人注视着我的眼睛，勉强支撑着身体对我说道：
　　“我患了疟疾，快要死了，孩子们也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生病的妻子出去找食物了。”
　　从那一刻起，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开始流淌，直到离开非洲，我的眼泪都没有停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这个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好似尸体一般的男人，竟然对着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广受观众爱戴的我，倾诉着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痛苦？
　　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后，我们又去了距离市中心有10分钟车程的日泊帐篷难民收容所。日泊收容所里容纳了5000多人，都是为了躲避贫穷和内战而逃到首都的人们。看见我们，大人孩子都跑了过来，伸开他们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指，哭喊着：“我没有英吉拉！” 因为干旱，河水已经干涸了，河边满是因找不到水喝而渴死的牛和羊，腐烂的尸体正发出难闻的臭味，我们不得不捂住了鼻子和嘴巴。寄居在上面的苍蝇漫天飞舞，还不时飞来叮咬着孩子们的眼睛和嘴巴。我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动物饿死之前把它们吃掉呢？动物饿死了，孩子们也跟着饿死了。不管我问谁，都问不出明确的答案。
　　每个破旧的大型军用帐篷里都住着大约150名难民。只要一下雨，雨水就从漏洞里渗了进来。见到我们，人们大声喊着：“我没有英吉拉！”还有人向我们展示露着白骨的大腿，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药物。
　　帐篷里面简直是人间地狱。那么多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却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人们就在破烂的大帐篷里面对着污物生活。
　　一位年轻的妈妈用黑炭状的东西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了个十字，抱着哭闹不休的孩子站在角落里。我看见水晶般的泪珠沿着这位妈妈褐色的面颊流淌。孩子生病了，年轻的妈妈却只能在孩子的额头上画十字，祈祷孩子早日康复。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痛楚可怜地站在那里哀泣。孩子的脸皱皱巴巴，就像猴子，肚子却鼓得厉害。
　　孩子有气无力，手里却始终紧握着一样东西。我仔细看去，原来是个鹅卵石大的土豆，孩子似乎没有力气把土豆塞进嘴里了，只是拼命地抓着，说什么也不松手。
　　我们访问难民营的时候，因找不到合适的住所，只好住在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酒店和难民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西餐厅里到处都是陪着孩子们享受幸福时光的人，他们打扮得得体又时髦。
　　我在酒店里看到一场婚礼，新郎骑着白马，新娘乘着长长的豪华轿车入场，真像电影里的画面啊。准确地说，这个酒店本身就像画中的风景，而它距离难民帐篷村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在悲伤和震惊之中，我度过了如坐针毡的10天，终于到了离开的日子。离开的前一天，有个在访问期间一直陪伴我、隶属当地救助团体的埃塞俄比亚青年不辞劳苦地砍来了一捆甜苔麸，送给我做礼物。我忍不住又哭了。他们多想送给我东西啊，但又没有东西可送，所以才会砍来了甜苔麸。
　　这个我在最开始住的客房里认识的年轻人，此次专门负责我们此行的所有苦差事。有一天傍晚，他穿着一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又旧又短、但洗得干干净净的乳白色外套，小心翼翼地敲响了我的房门。我推开门，请他进来。他迟疑着走进房间，突然，他抓着我的短袖子，跪在我的面前，恳切地对我说道：
　　“您是著名的演员，对吗？我可不可以跟您去韩国？我总是吃不饱饭，我想上学。”
　　这个年轻人的眼睛是那么清澈。我怎么带走他呢？想必他也是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来敲门的吧，可我该怎么对他说呢？我真的很为难，于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告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