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见是，被告人是在与人起了争执后，返回家中取刀，应该不属激动杀人，而且主观恶性严重。这种意见得到多数人赞成，并被合议庭采纳，那名被告人也最终被判了死刑。
　　不久，二审与复核结果下来，上级法院维持原判，被告人被押赴刑场执行。那一天，我也去了。站在刑场，我见到那个青年。那一刻，我突然懊悔莫名，内心反复问自己：“他，真的该处死吗？”从那刻起，我才真正明白“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这句话的含义。
　　2006年7月，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所有死刑案件都实现了二审开庭。今年，最高法院最终收回了死刑核准权。许多人都对死刑的执行过程感到神秘，其实，对执行者而言，最大的震撼，往往是濒死者对生命的不舍与留恋。一次，即将对一名死囚执行枪决，临刑前，他突然对法警提出最后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朝执行指挥看看，指挥叹口气，说：“给他挪吧。”在场者都见惯了执行场景，看到这幕却都很动容。
　　一位资深法官曾对我们说：如果你缺乏对生命的敬畏感，就不配做一名刑事法官。这种敬畏，既包括对被告人的，也包括对被害人的。一次，一位生性胆小的女同事曾办理过一起强奸杀人案。她说，阅卷时，自己看过被害人生前照片，那是很漂亮很清纯的一个女孩儿。再看尸体解剖照片，虽然尸体已被焚烧甚至腐烂，但她却一点也不像从前那样觉得恶心、恐怖。她说：“这个时候，她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可怜的小妹妹，我认真阅卷，就是为她申冤，我为什么要害怕她的尸体呢？”
　　人们常开玩笑说我们刑事法官就是一群杀手，媒体也爱给我们冠以“生死判官”之名。其实，我们并不喜欢“杀手”这一头衔。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判罪行极其严重者死刑，但也会将更多罪不至死者从枪口下解救出来。如果法官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只是机械审理，匆忙下判，那和杀人机器又有什么分别呢？
　　在担任刑事法官的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力图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同于常人。但办理死刑案件，心理压力是难免的。我们易处于焦灼状态，思维反复在某个问题中纠结缠绕。午夜梦回，经常梦到极端残酷、残忍的事情。长期目睹社会的最阴暗面与人心的最丑恶面，我们有时也会变得敏感、易怒而又多疑。此外，如果给我们一些心理辅导，那就更好了。警察开一枪都要接受心理辅导，更何况我们这些每天都要进行生死抉择的刑事法官呢？
　　今年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偶然发现自己学生时代抄写的读书笔记。其中一则抄自民国法学家吴经熊的自传。上世纪30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惟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则笔记边，学生时代的我给的批注是：“伪善。”
　　现在，我拿出笔，轻轻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了：“人性。”
　　（岩冰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5日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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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怕失去，所以冷漠

作者：陈志宏




　　风很大，很冷。呜咽如哭。
　　他在寒风中蜷缩得像一只受伤的猫，靠着自己家的门，任伤心的泪在风里滴落成冰。与泪一起结冰的，还有他那颗渴望温暖的幼小的心。
　　姨娘执勤回来，已是凌晨3点，见他在冷风中紧缩成一团，泪水打湿双眼。她记起来了，昨天下午小侄儿给自己打来电话说钥匙落在家里，要姨妈早点儿回家开门。偏偏下班前接到临时任务，竟然把这事给忘了。悔恨、懊恼，一瞬间将这位威风凛凛的女刑侦队长击倒，她哭出了声，急急地把孩子抱进了屋。
　　孩子的妈妈和她一样，也是刑警，前年牺牲了。年轻的她以母亲的名义呵护着年幼的侄儿，把所有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错过了恋爱也无怨无悔。在最疲惫的时候，在最无助的时候，她叫一声“儿子”，或是孩子喊她一声“妈妈”，俩人心里都会感觉幸福一波连着一波。
　　可是自从那个北风凛冽的夜晚，她失约之后，孩子不再叫她“妈妈”，只叫她“姨”。距离一夜之间产生了：他在学校被小混混追打，鼻青脸肿回来，却不再向她哭鼻子，也不喊痛，早熟得让人心酸。
　　她关切地问：“儿子，你怎么啦？是不是和同学打架了？”
　　他毫不在乎地说：“姨，没事，我摔了一跤！”
　　他甚至在她执勤的日子，卷起书包和床单，逃跑似地离家，独自睡到天桥底下。是她的同事认出他来，把他往家领。她知道后，倒在床上，抱着姐姐、姐夫的遗像痛哭。而孩子并不认错也不解释，径自回到自己房间，重重地把门关上。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已经成了一道鸿沟。
　　小侄儿的冷漠，令女刑侦队长绝望得发疯：自己付出去的爱，怎么就弥补不了那一次的过失？
　　又一次完成任务归队途中，她打开车载电台，陡然听到小侄儿在向主持人倾吐心声——
　　“我怕，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姨执行任务去了。我妈妈和姨一样，也是刑警，在一次追逃中死了。我怕我姨会像我妈妈一样。所以，我现在就把姨当陌生人看。如果她牺牲了，我的难受会少一点儿。但我还是很怕姨离开我，她是我最亲的亲人啊！今天是母亲节，我最想喊她一声：妈妈！”
　　她把车泊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泪珠一滴滴落在白色皮凉鞋上，悬在心中的疑团散了，电波中那一声呼喊，于纵横的空间里，让她收获到了世界上最浓烈的亲情。
　　来自孩子幼稚心灵的呼喊，在女刑侦队长心里，是无比辽阔、深沉、浓烈的爱！
　　（蓝紫摘自《莫愁·天下男人》图/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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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愤怒人生闭上了嘴

作者：佚　名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因为那句“丑陋的中国人”的声音与警告，我们曾经与他相遇——在那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他那不无尖刻的声音冷冷地照着我们身上的病痛与疮疤，让人隐隐地刺痛，却又激情满怀。
　　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名字似乎已很少有人提起了。4月29日，这位自称“看过地狱”，“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的老人，在沉默中闭上了双眼，带着他的批判，带着他的梦平静地走了——台湾知名作家柏杨4月29日因呼吸衰竭于台湾辞世，享年89岁。
　　
　　写作人生“只为苍生说人话”
　　
　　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
　　上世纪八十年代，《丑陋的中国人》通过民间渠道从香港进入内地之后，马上掀起一股“柏杨热”。然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明的极力推崇，在中国崛起的今天的人们看来，又不乏偏激愤懑，而后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风波证明了这种思潮的危害性。很快有报纸发表社论称：“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除了使人们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柏杨的作品随后淡出大陆主流精神生活。
　　2004年8月，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丑陋的中国人》，第一次以柏杨授权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内地，仍然畅销。是年，上海《书城》杂志票选《丑陋的中国人》为20世纪最后20年影响中国最大的20本书之一。
　　2007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研究中心成立，柏杨捐献了自己的著作手稿、日记、书信等资料万余件。曾经有记者问他，在描述19世纪的中国时，其评价是“羞辱的痛苦世纪”，在描述20世纪的中国时，其评价是“充满惊涛骇浪”，对21世纪的中国他如何期待？柏杨回答说：“希望这个世纪中国能真正富强起来。不仅物质上要极大丰富，文化上也要不断创新发展，推动人类不断前进。”
　　柏杨的一生，以“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著称于世。他同时是杂文家、作家、史学家和翻译家，可谓著作等身，计有170多部小说、杂文和历史作品先后面世。其中，《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狱中著作《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最大的10部书之一；《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甚广。
　　2006年，柏杨宣布封笔。封笔前，柏杨曾在《柏杨曰》自序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不为君王唱赞美歌，而只为苍生、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以此作为对自己一生的注脚。
　　
　　牢狱十年“看过地狱回来的人”
　　
　　柏杨一生念过无数个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因屡屡被学校开除，从没有拿过一张文凭，为此还造过假文凭。少年时代打过继母，青年时代从过军，和蒋氏父子都有过面对面的经历，多次企图自杀，无数次被单位开除，曾遭遇十年牢狱之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差一点被枪决。
　　《柏杨传》作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古继堂与柏杨夫妇交往多年，他表示柏杨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终贯穿着顽强二字，“干一个什么事，非成功不可。他的杂文深刻揭示了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贪污腐败，结果挨整。他却怀着一颗不怕死的心，你越整我我越要写，最终被抓进监狱。”
　　1968年1月13日，柏杨在《中华日报》负责的《大力水手漫画》专栏上刊出一幅漫画，内容是大力水手父子俩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个人，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俩人竞选总统，还把大力水手说的“Fel?鄄lows”（伙伴们）翻译为“军民同胞们”。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将其定以“侮辱元首”、“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等罪名，于当年3月4日将他逮捕。
　　柏杨身陷囹圄长达9年零26天，一度可能被处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当时监狱里有个图书馆，有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他就开始进行史学研究与创作。没有纸，他就把文字写在烟盒上，出狱时这些烟盒全部被没收，他又千方百计把它们找回来，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3部书稿。
　　柏杨曾说，“我之所以写中国历史，就是想要追究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为何循环往复地充满了血腥和欺诈，到底该由谁来负责？”“我以杂文体写历史，形式上嬉笑怒骂，但内心无比沉重。”
　　（马树强摘自《钱江晚报》2008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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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父亲等２则）

作者：佚名




　　我的父亲
　　●胡一虎
　　
　　“没有祖产，无祖可祭”是跟随国民党来台湾岛的外省人的隐痛。我始终没有问过父亲，他有没有后悔过。总之在我懂事之时，父亲便已决定将一切深锁于心底。
　　在我高三那年，父亲从军中退役，在高雄市车船管理处做事。当时高雄的公车是自动投币的，于是就有部分汽车司机作假，使一部分车票钱流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当时的公车司机很多都是黑社会出身，所以一直没有人敢出面制止。父亲当时是主管稽查工作的，发现这一情况后，不顾朋友和家人的反对，坚持将贪污的司机查办到底。事情刚刚结束，父亲便遭到了黑社会的报复，被人砍伤右臂，顿时血流如注，但他仍带伤忍痛追歹徒。在送医救治时，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惊慌失措，号啕大哭，父亲却淡然一句：“这是为正义而流的血，不必大惊小怪。”
　　父亲是2005年端午节因心肌梗塞猝然离世的。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于2003年写的遗嘱：
　　其实我也是恍恍惚惚地生，恍恍惚惚地死，不过我要生得光明磊落，死得无声无息……
　　生前为善不求报；死后但求子孙贤。
　　父亲用他最后的力量给儿子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课，教给我怎样从正面的角度看待生离死别。
　　
　　
　　苦难结婚记
　　●霍达
　　
　　爹是命苦的人，身后还有三个幼弟。祖父被土匪杀害，祖母是个刚烈的女人，决然殉情随丈夫而去。只剩下四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暗无天日的年代艰难度日。
　　爹带着三个弟弟吃百家饭长大，并在十九岁时来到一家供销社做售货员。那时是刚刚解放的光景，娘的家就在这个贫苦的小村庄，那时娘十七岁。娘当时胆大包天，她趁着出门买针头线脑的功夫，跑到供销社门口偷偷掀门帘儿，迅速看了一眼，跑掉了。爹正在那拨拉算盘查账，压根也不知道有个女子来偷瞧他，而这一瞧，就订了终身。
　　爹有三个弟弟，那年月实在养不活人，为了不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饿死，当年他把最小的弟弟送到了外省的亲戚家。家里决定为爹娘操办婚事。娘对爹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最小的小叔子从遥远的边陲接回到兄嫂身边，娘说，长嫂为母，一定接回弟，我才嫁。
　　爹踏上了去接叔叔的船。是水路，顺着江走，近一个月没有任何信儿。那年的夏天出现了洪涝，灾民流散，天气古怪，狂风暴雨往往闪电般降临，大江里每一天都传来翻船死人的噩耗,瘟疫开始流行。
　　娘每一天都到村口去打听，问流浪路过的灾民，有没有见过那样子的一个瘦削少年，同时，给那些灾民拿一口吃的。爹始终还是没有音信。就在娘快要绝望的时候，爹坐的船出现了，旧船上有翘首企盼的年轻的爹，还有他身边的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我的叔叔。他们回来了。
　　第二天，喜事大办，爹娶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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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在即，要户口还是要高薪（１１则）

作者：佚名




　　临毕业找工作，大学生们又面临了户口和高薪不能兼得的两难选择：是为了稳定要户口，还是奔着高薪谋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观点
　　本科起薪满12万元，硕士满18万元，博士、MBA满24万元，不需要考虑户口，本科起薪低于4万元，硕士低于6万元，博士、MBA低于9万元，一定要有户口。
　　——网络就业宣言
　　
　　户口，牵扯的利益越来越少。随着当前户籍制度与经济发展矛盾的越发突出，户籍改革必然会加快步伐。事业的起点很重要，如果因为户口而选择了并不是很适合自己的职业，在得到了所谓安定感的同时，也培养了一个潜在的杀手。
　　——尘世涧
　　
　　声音
　　近七成人认为，年薪超过10万元以上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这除了折射出他们对户籍权利的饥渴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现实利益诉求。
　　——王超
　　
　　一个没有户口的人，需要更高的年薪才能获得与有户口者同等的发展，谁叫你不幸没有出生在这个城市，谁叫你没有幸运地获得户口。
　　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毕业不能落户口，始终会有一种漂泊的感觉，就像二等公民，与农民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