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要求政府官员只对民众负责，对议会负责。在美国各州市都有自己的宪章，市长行为只要符合联邦宪法和州里的法规就行。所以副总统来了，甚至总统来了，根本不关他市长什么事。他们心中的“上帝”不是总统，而是身边的百姓。总统得罪得起，而百姓得罪不起。
　　(青苹摘自《中国移动周刊》2008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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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葬礼

作者：方舟子




　　1882年4月19日下午4点，达尔文在夫人爱玛的怀里停止了呼吸。达尔文的遗愿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与哥哥伊拉兹马斯和夭折的大女儿安妮埋在一起。他的家人和村民们也都希望他能长眠在他已生活了40多年的土地上。
　　但是其他人则认为以达尔文的成就应该为他举行国葬，埋到英国的先贤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第二天英国的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呼吁把这位“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与牛顿等人埋在一起供后人凭吊。有一家报纸还指出，早在15年前普鲁士国王已授予达尔文爵位，英国女王却没有这么做，以致达尔文死时还是一介平民，不能以“爵士”的头衔下葬，难道不该以入祠祀奉来弥补英国对其“第一儿子”的不公平待遇吗?(后来达尔文有三个儿子被陆续授予爵士头衔。)
　　在媒体的呼吁声中，皇家学会会长给达尔文的家人去信，请求他们同意达尔文入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达尔文的邻居、林耐学会会长兼议员约翰·鲁巴克收集了28位议员的签名，向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请愿。正在法国访问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甚至还未收到议会的请愿书，就已发电报表示同意让达尔文入祠。
　　葬礼于4月26日举行。爱玛没有出席葬礼，留在了唐恩家中。10名抬棺者中除了鲁巴克、一名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教士，还包括皇家学会会长，一名伯爵和两名公爵(其中一位是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的校长)，美国大使以及达尔文最亲密的朋友中还健在的三位。
　　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达尔文长期秘密研究进化论，只有一些朋友知道他在研究这个将会颠覆世界的理论，胡克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华莱士。达尔文本来做好了在死后才发表其进化论手稿的准备。他不想见到这个理论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议。但是在1858年夏天，由于接到华莱士的来信，知道华莱士已独立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这才迫使他在征求了胡克等人的意见后，与华莱士同时发表了关于自然选择理论的论文，并在次年出版《物种起源》。此后自然选择理论也被称为达尔文主义——这个说法是华莱士首先使用的。
　　古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物种起源》的发表不出所料掀起轩然大波，达尔文本人避免参与社会争论，代替他四处争斗捍卫进化论的是赫胥黎，因此获得“达尔文的斗犬”的称号。
　　在“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的赞美诗歌声中，达尔文被埋在了牛顿墓碑的下方。
　　没有人觉得把提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时报》甚至评论说：“该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该葬礼需要大教堂。”英国基督教领袖们乘机在世人面前展示他们的宽容。《旗帜报》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像接受天文学和地质学一样接受进化论的主要科学事实，而不会对更古老和珍贵的信仰产生任何偏见。”《教会时报》则干脆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谣言声称达尔文临终忏悔并放弃了进化论，这个谣言至今还能在传教宣传品中看到。
　　事实上达尔文死时不仅不信神，甚至对基督教极其反感。他生前不愿公开他的宗教立场，但是在私下场合，达尔文并不隐瞒他反对基督教的立场。在自传中，他用一章专门阐述自己的信仰，批驳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并介绍了自己唾弃基督教的经过。他甚至抨击基督教的教义“真是一种可诅咒的教义”。
　　达尔文自传是给其子女看的，并没有打算发表，所以写得非常坦率，以致在其死后(1887年)发表时，在爱玛(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要求下做了大量的删节，直到1959年才得以完整地出版。如果达尔文对基督教的抨击在其生前就被公开，英国基督教领袖们对他是否还会如此宽容，他是否还能入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无论如何，达尔文大概是大教堂祀奉的第一个“罪人”。
　　(岩冰摘自《中国青年报》2008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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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私仇的代价

作者：孙存准




　　战国时期，赵国大将廉颇功勋卓著，声名远播，为捍卫赵国的利益和尊严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赵国上下的一致尊敬。但好景不长，公元前245年，孝成王赵丹死，悼襄王赵偃继位，廉颇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起因却非常简单，疾恶如仇的廉颇看不惯郭开吹牛拍马的作为，曾在一次宴会上当面斥责这位悼襄王的宠臣，郭开由此对廉颇怀恨在心。而悼襄王昏庸无能，好听谗言，宠信郭开。结果廉颇先被剥夺兵权，接着被迫流亡魏国，寄人篱下。
　　后来，赵国军队多次遭受秦军围逼，悼襄王想召回廉颇，廉颇也想回赵国效力。悼襄王便派使者去察看廉颇还能不能披甲上阵。郭开闻讯后用重金贿赂使者，要使者毁谤廉颇。“廉颇见使者，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但使者给悼襄王带回的考察结论是：“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简单的一句话，不仅关闭了一代名将的报国之门，而且葬送了赵国的生存机会。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攻陷赵国都城邯郸，赵国灭亡。
　　值得回味的是，在赵国灭亡前，秦国间谍王敖曾就郭开谗间廉颇之事问郭开：“你不怕赵国灭亡吗?”郭开回答：“赵国的存亡是整个国家的事，可廉颇是我个人的仇敌。”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1894年，日本侵占朝鲜，中日大战一触即发。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一手创办北洋水师的李鸿章认为中国取胜的几率不大，“不可轻开衅端”，而光绪的师傅、最受宠信的大臣翁同龢，打着“爱国”的旗帜，“一力主战”。结果，翁同龢的“主战”击败了李鸿章的“主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今人都知道，从战争爆发到失败，再到赴日谈判，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被弄得焦头烂额，臭名昭著，里外不是人。而李鸿章的这一结果恰恰是翁同龢想要的，据王伯恭(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记载：“我(指王伯恭)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翁同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原来翁同龢在明知中国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卖力地鼓动对日作战，竟是为了“整顿”李鸿章，即利用甲午战争的时机，借日本人之手，来报李鸿章1862年上奏折弹劾其长兄翁同书弃城逃跑的私仇(翁同书被咸丰皇帝批示“拟斩监候”，后被充军新疆)。事实上，翁同龢这次“整顿”李鸿章圆满“成功”，朝廷和国民把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全部归罪于李鸿章，“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即便他背着卖国贼的骂名赋闲在家，针对他的非难和进攻也没有停止过。
　　然而，翁同龢公报私仇的代价却无比巨大，不仅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且战争后中国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割让台湾。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月汐摘自《银川晚报》图/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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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如何影响你

作者：赵　洋




　　对月光的依赖
　　
　　古人习惯把精神失常和霉运等不幸归罪于月亮的影响，科学界对此一直嗤之以鼻。但最新研究表明古人的看法也许并非全是虚妄之言，月亮对地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先前的想象。在对50多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科学家指出，月亮盈亏不仅影响海洋潮汐，还会影响人体健康，导致痛风突发和膀胱病症，人类的激素平衡和繁衍也会受到影响，月亮甚至还和车祸、犯罪等有关联。
　　英国利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满月时医生的问诊量会加大，预约会增加3.6%。斯洛伐克预防和临床疾病研究所长达22年的监测发现，在新月到满月期间，痛风和哮喘处于高发期。纽约市的14万例生育数据显示，在月亮盈亏周期的29.53天之内，人类繁衍有着微妙的不同，下弦月之后生育怀孕达到高峰。佛罗里达州一项针对谋杀和性侵犯的研究发现，月圆之际此类犯罪高发。另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发现，在月圆日车祸发生率最低，而月圆前两天是高发时段。月盈期间的车祸比月亏期间频繁。
　　
　　未解之谜
　　
　　美国精神病医生阿诺德·利伯尔在他的书中提出如此观点：人体80%以上是水，故而会像地球上的海洋那样受月亮影响产生潮汐；另外人体细胞会受磁场影响，月球磁场会作用于人体细胞，月亮的引潮力与磁场影响着人的精神活动。据利伯尔观察，当满月涨潮时，迈阿密市的精神病人发作更为频繁，社会治安问题更多。
　　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则认为，月亮的引力变化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月亮引力本身变化的幅度就不大，作用到人体上的力量变化就更小了。美国的精神病学之父本杰明·拉什曾经长期观察精神病人在月亮盈亏的各个阶段的表现，但是发现二者只在很少数的案例中存在联系。
　　另外一种看起来更为朴素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这种观点认为，月亮对人体的影响现在已经比过去弱了，原因就在于人类活动对于月光的依赖性减弱了。
　　在19世纪照明用煤气灯发明之前，人们在夜晚的室外活动大多依赖于月光。所以在月圆之夜，人们在室外的活动要比平常多得多。因此，在月圆之夜发生案件的比例自然升高。此外，室外活动增多，睡眠时间会相对减少，长此以往则会引发狂躁。月亮的周期盈亏变化会引发人的大脑清醒程度的间歇性变化。这可能就是月圆之夜人们容易产生情绪变化从而引发很多问题的原因。
　　月亮对地球上人类的影响，正逐步被科学家们研究探测其背后的原因，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个谜底终将被完全揭开。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曾说：“当你不看月亮时，它是不存在的。”其实无论月球存在于38万千米以外，还是仅存在于你我的想象中，它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地影响着地球和上面的人类。
　　(刘洋摘自《时文博览》2007年12月图/傅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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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的“双文化生活”

作者：新井一二三




　　“跟你在一起，我几乎忘了你是日本人。”曾有很多中国朋友跟我说。
　　我父母都是日本人，我从小受日本教育。我的文化背景肯定是“日本人”。学会了中国话，了解了中国文化，并不等于我丢掉了日本文化。所以，每次有中国朋友说“你跟中国人一样”时，其实我心里不是很好受。因为我知道在骨髓里，我永远是日本人。
　　麻烦的是，连日本人都开始跟我说，“你不是日本人”。回到东京老家，我母亲和妹妹半开玩笑地把我称为，“我们家里的外国人”。
　　后来，我移民到多伦多去，有几年我非常努力要做加拿大人——学会加拿大口音的英文，天天吃加拿大口味的西餐，跟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来往。结果，我变成了加拿大人吗?没有。人家最多把我当做“同化成功的移民”。我越来越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同化?能够跟其他文化背景的加拿大人和平共处不就可以了吗?
　　在多伦多，我也有不少中国朋友。中国移民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其他民族绝对比不上。去他们家里，一定能吃到中国菜，能听到中国音乐，讲的又全是中国话了，于是让我有“回家”的感觉。我有点儿像父母亲重复地结婚、离婚的孩子，还记得出生在哪一个家，但后来也有了别的家。中国文化的环境对我来说亦是家园。
　　不过，当那些中国朋友来我家，一定会说：“没想到你这么西化。”因为我爱喝咖啡。只是，西方朋友来我家发现我早上吃稀饭时，一样吃惊地说：“没想到你还这么东方化。”
　　语言跟文化的关系很深，但不完全一致。人可以过双语生活。那么，有没有“双文化生活”这种东西?我在和西方的男朋友相处时，尽量把生活西化：早上不吃稀饭无所谓，晚上偶然带人家去有“异国情调”的日本、中国餐馆，默默地尝到“回家”的味道就可以了。未料，当我在家里用日语或汉语接电话的时候，男朋友难免感到“异化”，好像我从一个人跑到另一个世界似的。因为西方人不能分清日语和汉语，他都不知道我到底跑到哪一个世界。
　　我曾经以为，会讲的语言越多，能交的朋友越多。这一方面是真的，另一方面却不一定。好比换了好几次小学的孩子，同学的总数当然很多了，可是他会有几个真正要好的朋友呢?也许，有过类似经验的孩子才能理解他的感受。
　　幸亏在香港有讲英语的香港人，学广东话的北方人，还有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香港的文化环境不纯，但有文化“杂种”的生命力，所以我在香港才感到孤独得舒服。
　　
　　新井一二三，一个用中文写作的日本女作家。她出生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后到中国学习中文和中国近代史。此后，她又曾在加拿大、香港等地生活。并于1997年回到日本，目前担任明治大学讲师。《樱花寓言》讲述了新井一二三在各国的故事，对我们了解全球化颇有助益。
　　(三七鸟摘自《樱花寓言》江西教育出版社图/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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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

作者：亚罗斯洛夫·加舍克




　　也许是命该如此。我在德国德雷斯顿市郊外散步时，不幸被火车撞了。我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年半。我原本打算在这儿只待4天就回国，没想到这次从我的国家奥地利出发的出境游竟游了一年半。都说人的命运掌握在上帝手里，没想到我的命运还掌握在医生们的手里。
　　我现在不仅模样令人恐怖，而且也弄不清楚，我全身上下还有什么是我自己的。我只知道，是18位医生和52位助手把我又重新组装到一起，而且组装得非常成功!医生还给我出具了一份长达14页的医学证明。证明中详细地记载了我是用什么材料组装的。
　　我自己身体上的东西只剩下了一个大脑、一个胃、15公斤肉和半升血，心脏还是和一个牛心拼凑的，其他东西就都不是我自己的了，身体表面的东西更都是人造的。这些在那份医学证明中都有记载。可以说，我是现代医学技术之集大成，我的存在足以证明现代医学技术完全可以用不同的东西创造出一个新人。
　　我从医院出来后，去了一趟“中心墓地”，那儿是医院专门用来埋葬现在还活着的人“遗弃”的部分身体的。我看了一眼那个埋葬着我的残肢断臂的坟墓后，就去了火车站，准备回国了，我大概是在德雷斯顿逗留时间最长的游客了。
　　经过奥地利海关的时候，海关人员严格检查游客随身携带的行李。有一位海关官员看到我后，不禁大惊失色。但不管怎么说，最后他还是认出我的确是一个“人”。而且他显然把我当成了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走私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