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追击布尔人，但是他们埋伏起来，把我们三人包围了。他们两人被打死了，我肩上中了象猎枪的子弹。但是我拼命趴在马上，跑了几里路我才昏过去掉下马来。
　　“等我苏醒过来，天已黑了，我挣扎着站起来，感觉异常虚弱。使我吃惊的是近处就有一座房子，相当大，有南非式的游廊和许多窗子。天气很冷。你知道那种夜晚袭来的令人发僵的寒冷，那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难以忍受的死冷，和爽利明快的霜冻很不一样。简单说吧，我感到彻骨地寒冷，唯一的希望就是设法达到那座房子。我拼死力站立起来，一步一步拖着，几乎已经没有知觉。我只依稀记得爬上台阶，走进一个大敞着的门，进入一间摆着几个床位的大屋子，倒在一张床上，嘴里满意地哼了一声。床上被子已摊开，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把被子往我颤抖的身上一拉就睡熟了。
　　“我醒来已是早晨，我不但没有进入一个健康的世界，反而仿佛来到一个噩梦的世界。非洲的阳光从宽大无帘的窗子射进来，使这间刷成白色的大而空敞的宿舍显得特别明亮。我面前站着一个矮如侏儒的人，脑袋硕大如鳞茎球，口中急切地说着荷兰话，挥动着一双海绵般的变形而怕人的手。他身后站着的一群人仿佛都觉得眼下这情况很有意思，但我看到他们却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形。每一个人不是歪七扭八就是臃肿变形。这些丑八怪的笑声比什么都难听。
　　“看来他们全都不会讲英语，但是情况非得说清不可，因为大脑袋越说其越大，后来一边怪叫着一边用他那变形的手揪住我就往下拉，而不管殷红的血液从我伤口直流。这个小怪物力大如牛，要不是有一个年长的负责人听见这屋的嘈杂声走过来，真不知他会把我整成什么样子。他用荷兰语责备了几句，揪我的人就躲开了。然后他转向我，睁大惊讶的眼睛看着我。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他诧异地问道。'别动！我知道你已疲惫不堪，你肩上的伤口需要处理。我是医生，我马上找人给你包扎。不过，小伙子！你在这里比在战场上更要危险。你是在麻疯病院里，你在麻疯病人的床上过了一夜。'
　　“吉米，我还用说别的吗？看来，由于战火迫近，这些病人在头天都疏散走了。第二天，由于英军开来，他们又被这位医务总监送回医院。他说，尽管他自以为有免疫力，他也绝不敢象我那样在麻疯病人的床上睡一夜。后来他把我放在一间单独病房内，细心地护理我，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就被送往比勒陀利亚总医院。"你看，这就是我的悲剧。我希望能侥幸，但是等我回到家里，我脸上出现的这些可怕症状终于宣布了我未能逃脱感染的命运。怎么办呢？我是住在一座平静无邻的房子里。我们有两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仆人。这是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肯特先生是一位外科医生，在保证绝不泄密的条件下他愿意陪我同住。这样处理是十分简单的。而另一条路则是极其可怕的：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被终身隔离，永远不得释放。但是必须绝对保密，否则即使是在这个穷乡僻壤也会引起群众哗然，早晚会把我扭送麻疯病院的。吉米，就连你也不能告诉。今天我父亲怎么会让步的，我真不明白。”
　　上校指了指我。
　　“是这位先生气使我让步的，"说着他打开了我递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麻疯"字样。“既然他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全告诉他。”
　　“确实如此，"我说道，“谁敢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呢？看来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诊视过病人。请允许我，敢问先生是不是这种病的专门医生呢？因为，据我理解，这是一种热带病或亚热带病。”
　　“我有合格医生的正常知识，"他有点板起面孔地说。
　　“先生，我深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觉得在这一病例上听听会诊意见也是有价值的。据我理解，你避免会诊只是怕发生压力而使你交出病人。”
　　“正是这样，"上校说。
　　“我预料到这一点了，"我解释说，“今天我带来一个朋友，他的谨慎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以前我曾替他出过力，因此他愿意做为一个朋友而不是做为专家来提供他的意见。他的名字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听我这么一说，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惊喜之状，简直就象新提升的下级军官要会见首相似的。
　　“我将感到骄傲，"他低声地说道。
　　“那我就请詹姆斯爵士到这里来。他现在正等在门外的马车里。至于我们，上校，咱们可以到你书房去，我来做些解释。”
　　在这种关键时刻就显出我是多么需要我的华生了。他善于运用得体的提问和种种惊叹词来夸张我的侦查艺术，把我那种本来只是系统常识的侦察术给夸大成奇迹。现在我自己来叙述，就没有人来捧场了。我只好照实叙述，就象那天在上校书房里我对着几个听众所说的，其中还包括戈弗雷的母亲。“我的方法，"我说道，“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面：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也可能剩下的是几种解释，如果这样，那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证实，直到最后只剩下一种具有足够根据来支持的解释。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下当前这个案子。起初，提到我面前的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里被隔离或禁锢起来。可以认为他是由于犯罪而逃避，或者是由于精神失常而不愿住疯人院，最后是因为有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我想不出其它解释。那么，就需要把这几个结论加以对比和甄别。
　　“犯罪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本地区并没有尚未破案的犯罪报告，这我十分清楚。如果说是尚未暴露出来的犯罪，那从家族利益来说应该是把他弄走或是送出国外，而不是藏在家里。我看不出这条思路有什么可能成立的地方。
　　“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小屋里有的第二个人可能是看守人。他走出来以后把门倒锁上，这就加强了上述假设，说明可能是强行禁闭。但另一方面，强制不可能是很严的，否则这个青年就不会跑出来去看一眼他的朋友了。多德先生，你记得我曾探索论据，比如问你肯特先生读的是什么报纸。如果是《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那会帮助我思索。但是，只要有医生陪同并上报当局，把疯人留在家里是合法的事。为什么这样拼命保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设想也不能成立。
　　“剩下的第三个可能，看来虽然稀奇，却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麻疯在南非是常见病。由于特殊的机遇，这位青年可能受到感染。这样一来，他的家属处境就十分困难了，因为他们不愿把他交给麻疯隔离病院。为了不露风声、不受当局干涉，必须严守秘密。如果给以适当报酬，不难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来照顾病人。也没有理由在晚上不让病人出来。肤色变白是这种病的普通症状。这个假设的论据是十分充足的，以致使我决心把它当做已被证实了那样来行动。当我初到这里，发现给小屋送饭的拉尔夫戴着浸了消毒水的手套，这时候我连最后的疑点也消除了。先生，我只写了一个词，就告诉你秘密已被发现了，我之所以写而没有说出来，是为了向你证明可以信任我的谨慎。”
　　我正在这样结束我的小小分析时，门开了，那位庄严的著名片肤病学家被引进来了。但是破例地，他那狮身人面像般严肃的脸今天解冻了，眼中流露出人情味儿的温暖。他迈步朝上校走过去同他握了手。
　　“我往往给人带来坏消息，"他说。"但今天的消息不那么坏。不是麻疯。”
　　“什么？”
　　“典型的类麻疯，也就是鱼鳞癣。是一种鳞状的皮肤疾病，影响仪容，非常顽固，但有治愈的可能，绝无传染性。不错，福尔摩斯先生，确是非常的巧合。但能说完全是巧合么？难道没有一些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么？或许这位青年在接触病人以后的恐惧心理产生了一种生理作用，模拟了它所恐惧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可以用我的职业荣誉来担保——呵！夫人休克了！我建议由肯特先生护理她，直到她从这次惊喜性休克中复原为止。”
　






三个大学生





　　一八九五年中有些互相关联的事情，使福尔摩斯和我在我们著名的大学城住了几周。我要记述的事正是在这时发生的。事情虽然不大，但是富有教育意义。为了使那种令人痛心的流言自行消灭，最好是不让读者分辨出事情发生在哪个学院，以及发生在谁的身上，因此我在叙述时竭力避免使用那些容易引仆人们联想和猜测的词句，只是谨慎地追述一下事情本身，以便用它来说明我的朋友的一些杰出的气质。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栋离图书馆很近带家具出租的寓所里，因为福尔摩斯正在对英国早期宪章进行紧张的研究。他的研究是很有成效的，也许会成为我将来记述的题目。一天晚上，我们的熟人希尔顿·索姆兹先生来访，他是圣路加学院的导师和讲师。索姆兹先生身材较高，言语不多，但是容易紧张和激动。我知道他一向不够安静，此时他显得格外激动，简直无法控制自己，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您会为我牺牲一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在圣路加学院刚刚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要不是恰巧您在城内，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朋友答道：“我现在很忙，不希望有什么事使我分心。您最好请警察去帮助您。”
　　“不，亲爱的先生，这样的事不能请警察，因为一旦交到官方，便不能撤回。这是涉及到学院名声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传扬出去。您是那样有能力，而且说话谨慎，所以只有您能够帮我的忙。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尽力而为。”
　　自从离开贝克街的惬意环境以来，我的朋友脾气有些不太好。离开了他的报纸剪贴簿、化学药品以及邋遢的住室，他便感到极不舒服。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我们的客人便急忙把事情倾吐出来，他谈话的时候心情很激动。
　　“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明天是福兹求奖学金考试的第一天。我是主考人之一。我主考的科目是希腊文。试卷的第一题是一大段学生没有读过的希腊文，要求译成英文。这一段已经印在试卷上，当然，要是学生事先准备了这段希腊文，会占很大的便宜。所以，我非常注意试卷的保密问题。
　　“今天下午三点钟，印刷所送来了试卷的校样。第一题是翻译修昔的底斯著作中的一节。我仔细地校阅了清样，因为①原文需要绝对正确。直到四点三十分，还没有校对完。可是我答应一个朋友去他的屋里吃茶，所以我把清样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屋子，连来带去前后只用了半小时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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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修昔的底斯（公元前４６０年—４００年？），希腊历史学家。——译者注
　　“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我们学院的屋门都是双重的，里面的门覆盖着绿色台面呢，外面的门是橡木的。当我走近外面的屋门，很吃惊地看见屋门上有把钥匙。一时间，我以为是我自己把钥匙忘在门上了，但是再一摸口袋，我才发现钥匙在里面。我清楚地知道，另一把钥匙是在我的仆人班尼斯特手中。他给我收拾房间已经有十年了，是绝对诚实可靠的。钥匙确实是他的，我推想，他一定进过我的屋子，来看我是否要喝茶，出去时，也许不小心把钥匙忘在门上了。他来的时候，我刚刚出去几分钟。如果不是今天的情况，他忘记钥匙是没有一点关系的，但是今天却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后果。
　　“我一看到我的桌子，立即知道有人翻了我的试卷。清样印在三张长条纸上。原来我是放在一起的。现在呢，一张在地板上，一张在靠近窗户的桌子上，还有一张仍在原处。”
　　福尔摩斯开始感兴趣了，他说：“在地板上的是第一张，在窗户旁的桌子上的是第二张，仍在原处的是第三张。”
　　“福尔摩斯先生，你使我吃惊，你怎么会知道得这样清楚呢？”
　　“请继续叙述你的有趣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我想是班尼斯特干的，这种行为实在不可饶恕。然而他十分诚恳地否认了，我相信他讲的是实话。另一个解释只能是这样：有人走过看见钥匙在门上，知道我不在屋里，便进来看考卷。这个奖学金的金额是很高的，涉及到大笔的钱财，所以一个厚颜无耻的人或许愿意冒险偷看试卷好去胜过他的同伴。
　　“这件事使得班尼斯特非常不安。当我们发现试卷准是被人翻过的时候，他几乎昏了过去。我给他一点白兰地喝，然后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象瘫了似地坐着，这时我检查了整个房间。除了弄皱的试卷外，我很快地找到这位闯入者留下的其它痕迹。靠窗户的桌子上有削铅笔剩下的碎木屑，还有一块铅笔心的碎头儿。显然，这个骗子匆匆忙忙地抄试题，把铅笔尖弄断了，不得不重削。”
　　这个案件渐渐吸引了福尔摩斯，他的脾气也就随着好了起来。他说：“讲得好极了！你是吉星高照，大有破案的希望。”
　　“还有一些痕迹。我有一个新写字台，桌面是漂亮的红色皮革。我和班尼斯特可以发誓，桌面非常光滑，没有一点污点。现在我发现桌面上有明显的刀痕，大约三英寸长，不是东西擦过的痕迹，而是确实的刀痕。还有，我在桌子上看到一个小的黑色泥球，也许是面球，球面上有些斑点，象是锯末。我肯定这些痕迹是那个弄皱试题的人所留下来的。没有足迹或是其他证据可以辨认这个人。我正着急没有办法的时候，忽然想起您在城里，就直奔您来，向您求教。福尔摩斯先生，请您一定帮我的忙。现在您明白了我所处的困境：或者找出这个人来，或者推迟考试，等到印出新的试题。不能不作任何解释就更换试题，可是，这样一来便会引起讨厌的谣言。这不仅会损害本学院的名声，而且也会影响到领导本院的大学的名声。最要紧的是，我希望能默默地、谨慎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很高兴处理这件事，而且愿意尽力提供一些意见。"福尔摩斯站了起来穿上他的大衣。"这个案子还是很有意思的。你收到试卷以后有人去过你的屋子吗？”
　　“有，道拉特·芮斯，一个印度学生。他和我住在同一栋楼，来问考试的方式。”
　　“他到你的屋里就是为这事吗？”
　　“是的。”
　　“那时试卷在你的桌子上吗？”
　　“是的，不过我记得是卷起来的。”
　　“可以看出来那是清样吗？”
　　“有可能。”
　　“你的屋子里没有别人？”
　　“没有。”
　　“有人知道清样要送到你那儿吗？”
　　“只有那个印刷工人知道。”
　　“班尼斯特知道吗？”
　　“他肯定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班尼斯特现在在哪儿？”
　　“他身体不舒服，坐在椅子上，好象瘫了似的。我立即匆忙地来找你。”
　　“你的屋门还开着吗？”
　　“我已把试卷锁了起来。”
　　“索姆兹先生，那么可以这样说：翻弄试题的人是偶然碰上的，事先并不知道试卷在你的桌子上。”
　　“我看是这样的。”
　　福尔摩斯微笑了一下，可是这个微笑令人费解。
　　他说：“好，我们去看看。华生，这不属于你的职业范围，不是生理的问题，而是属于心理方面的。不过，要是你愿意去，就去吧。索姆兹先生，现在请你吩咐！”
　　我们当事人的起居室正对着这座古老学院的庭园，庭园的地上长满苔藓。起居室的窗户又大又低，上面还有花窗棂。一扇峨特式的拱门后面有石梯，石梯已经年久失修了。这位导师的房间在第一层。另外三个大学生，分别各住一层楼。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福尔摩斯停住脚步，注视了一下起居室的窗户。然后，他走近这扇窗户，用脚尖站起来，伸着脖子往屋里探望。
　　我们有学问的当事人说：“他一定是从大门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