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他很温和。

　　温和文明的皇太极，是一个比野蛮挥刀的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

　　张牙舞爪的人，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

　　无需暴力，无需杀戮，因为温和，才是最高层次的暴力。

　　在皇太极的政策指引下，后金领地逐渐安定，经济开始发展稳固，而某些在明朝混不下去的人，也开始跑去讨生活，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范文程。

　　每次说到这个人，我都要呸一口，呸。

　　呸完了，接着说。

　　说起汉奸，全国人民就会马上想起吴三桂，但客观地讲，吴三桂当汉奸还算情况所迫，范文程就不同了，他是自动前去投奔，出卖自己同胞的，属于汉奸的最原始，最无耻形态。

　　他原本是个举人（另说是秀才），因为在大明混得不好，就投了皇太极，在此后几十年的汉奸生涯中，他起了极坏的作用，更讽刺的是，据说他还有个光荣的嫡系祖先——范仲淹。

　　想当年，范仲淹同志在宋朝艰苦奋斗，抗击西夏，如在天有灵，估计是要改家谱的。不过自古以来，爷爷是好汉，孙子哭着喊着偏要当汉奸的，实在太多，古代有古代的汉奸，现在有现代的汉奸，此所谓汉奸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在范文程的帮助下，皇太极建立了朝廷（完全仿照明朝），开始组建国家机器，进行奴隶制改造，为进入封建社会而努力。

　　要对付这个可怕的敌人，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在紫禁城里的平台，怀着憧憬和希望，皇帝陛下第一次见到了袁崇焕。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召见，史称平台召对。

　　他们见面的那一天，是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

　　顺便说一句，由于本人数学不好，在我以上叙述的所有史实中，日期都是依照原始史料，使用阴历。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阴历七月十四日，是鬼节。

　　七月十四，鬼门大开，阴风四起。

　　那天有没有鬼出来我不知道，但当天的这场谈话，确实比较鬼。

　　谈话开始，崇祯先客套，狠狠地夸奖袁崇焕，把袁督师说得心潮澎湃，此起彼伏，于是，袁督师激动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计五年，全辽可复。”

　　这句话的意思是，五年时间，我就能恢复辽东，彻底解决皇太极。

　　这下吹大发了。

　　百年之后的清朝史官们，在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洗礼后，选出了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人，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但这个人不是袁崇焕，而是孙承宗。

　　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明代史料后，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客观的。

　　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实施者，一个坚定的战斗执行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制定者。

　　而从他此后的表现看，他也不是一个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

　　所有的悲剧，即由此言而起。

　　崇祯很兴奋，兴奋得连声夸奖袁崇焕，说你只要给我好好干，我也不吝惜赏赐，旁边大臣也猛添柴火，欢呼雀跃，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皇帝陛下决定，休会。

　　但脑袋清醒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兵科给事中许誉卿。

　　他抱着学习的态度，找到了袁崇焕，向他讨教如何五年平辽。

　　照许先生的想法，袁督师的计划应该非常严密。

　　然而袁崇焕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聊慰上意！

　　翻译过来就是，随口说说，安慰皇上的。

　　差点拿笔做笔记的许誉卿当时就傻了。

　　他立刻小声（怕旁边人听见）地对袁崇焕说：

　　“上英明，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

　　这句话意思是，皇上固然不懂业务，但是比较较真，现在忽悠他，到时候他按日期验收工作，你怎么办？

　　袁督师的反应，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怃然自失。

　　没事，牛吹过了，就往回拉。

　　于是，当崇祯第二次出场的时候，袁督师就开始提要求了。

　　首先是钱粮，要求户部支持，武器装备，要求工部支持。

　　然后是人事，用兵、选将，吏部、兵部不得干涉，全力支持。

　　最后是言官，我在外打仗，言官唧唧喳喳难免，不要让他们烦我。

　　以上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立即。

　　崇祯是个很认真的人，他马上召集六部尚书，开了现场办公会，逐个落实，保证兑现。

　　会议就此结束，双方各致问候，散伙。

　　在这场召对中，崇祯是很真诚的，袁崇焕是很不真诚的，因为当时的辽东局势已成定论，后金连衙门都修起来了，能够守住就算不错，你看崇祯兄才刚二十，又不懂业务，就敢糊弄他，是很不厚道的。

　　就这样，袁崇焕胸怀五年平辽的口号，在崇祯期望的目光中，走向了辽东。

　　可他刚走到半路，就有人告诉他，你不用去了，去了也没兵。

　　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十天后，宁远发生了兵变。

　　兵变的原因，是不发工资。

　　我曾翻阅过明代户部记录，惊奇地发现，明朝的财政制度，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没有行政拨款。也就是说，地方办公经费，除老少边穷地区外，朝廷是不管的，自己去挣，挣得多就多花，挣得少就少花，挣不到就滚蛋。

　　而明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军费。

　　什么军饷、粮草、衣物，打赢了有赏钱，打输了有补偿，打死了有安家费，再加上个别不地道的人吃空额，扣奖金，几乎每年都不够用。

　　宁远的情况大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

　　要知道，明朝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是不一样的，不给工资，最多就去衙门告你，让你吃官司，不给军饷，就让你吃大刀。

　　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兵变发生时，他正在衙门审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绑成了粽子，关进了牢房，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

　　抓起来就一件事，要钱，可惜的是，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

　　其实毕自肃同志，确实是个很自肃的人，为发饷的事情，几次找户部要钱，讽刺的是，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严，是他的哥哥，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到钱，可见是真没办法了。

　　但苦大兵不管这个，干活就得发工钱，不发工钱就干你，毕大人最先遭殃，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你们把他打死也没用，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

　　就这样，兵变弄成了绑票，东拼西凑，找来两万银子，当兵的不干，又要闹事，无奈之下，巡抚衙门主动出面，以政府做担保，找人借了五万两银子（要算利息），补了部分工资，这才把人弄出来。

　　毕自肃确实是个好人，出来后没找打他的人，反而跟自己过不去，觉得闹到这个局势，有很大的领导责任，但他实在太过实诚，为负责任，竟然自杀了。

　　毕巡抚是个老实人，袁督师就不同了，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竟敢闹事，反了你们了！

　　立刻马不停蹄往地方赶，到了宁远，衙门都不进，直接就奔军营。

　　此时的军营，已彻底失去控制，军官都不敢进，进去就打，闹得不行，袁崇焕进去了，大家都安静了。

　　所谓闹事，也是有欺软怕硬这一说的。

　　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让大家散会，回营休息，然后他找到几个心腹，只问了一个问题：

　　“谁带头闹的？”

　　回答：

　　“杨正朝，张思顺。”

　　那就好办了，先抓这两个。

　　两个人抓来，袁崇焕又只问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

　　不过是讨点钱，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想活。

　　想活可以，当叛徒就行。

　　很快，在两人的帮助下，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也没有政策了，全部杀头。

　　领头的没有了，自然就不闹了，接下来的，是追究领导责任。

　　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琦，杀头，其余相关将领，免职的免职，查办的查办，这其中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逃的左良玉。

　　兵变就此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不发工资，玉皇大帝也镇不住。

　　袁崇焕直接找到崇祯，开口就要八十万。

　　八十万两白银，折合崇祯时期米价，大致是人民币六亿多。

　　袁崇焕真敢要，崇祯也真敢给，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自严，照办。

　　毕自严回复，不办。

　　崇祯大发雷霆，毕自严雷打不动，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没钱。

　　毕尚书不怕事，也不怕死，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你袁崇焕算老几？

　　事实确实如此，我查了一下，当时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四百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五百万两！如此下去，必定破产。

　　明朝，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明朝没钱就完蛋，而军费的激增，应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抢掠带折腾，所谓明亡清兴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

　　虽说经济紧张，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只是打了个折——三十万两。

　　钱搞定了，接下来是搞人。首先是辽东巡抚，毕巡抚死后，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坐，袁崇焕说，干脆别派了，撤了这个职务拉倒。

　　崇祯同意了。

　　然后袁崇焕又说，登州、莱州两地（归他管）干脆也不要巡抚了，都撤了吧。

　　崇祯又同意了。

　　最后袁崇焕还说，为方便调遣，特推荐三人：赵率教、何可纲、祖大寿（他的铁杆），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原任总兵满桂、麻登云（非铁杆），另行任用。

　　崇祯还是同意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此后的事情证明，这个誓言是比较准的，到期无果，三人互相残杀，他却未能请死。

　　至此，袁崇焕人也有了，钱也有了，蓟辽之内，已无人可与抗衡。

　　不，不，还是有一个。

　　近十年来，历任蓟辽总督，无论是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

　　“孤处天涯，为国效命，曲直生死，惟君命是从。”

　　臣左都督，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总兵皮岛毛文龙泣血上疏。


　　决定

　　袁崇焕想杀掉毛文龙。

　　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实在无法考证，反正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杀人动机，只有四个字：看不顺眼。

　　当然，也有些人说，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三百多年前袁崇焕快死那阵，京城里都这么说。

　　但事实上，这是个相当无聊的讲法，因为根据清朝《满文老档》的记载，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通过信，说要投敌，连进攻路线都商量好了，要这么说，袁崇焕还算是为国除害了。

　　鉴于清朝有乱改史料的习惯，再加上毛文龙一贯的表现，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

　　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干掉毛文龙，只是因为毛文龙不太听话。

　　毛文龙所在的皮岛，位于后金的后方，要传命令过去，要么穿越敌军阵地，要么坐船，如果不是什么惊天剧变，谁也不想费这个事。

　　躲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不太听话。

　　更重要的是，毛文龙在皮岛，还是很有点作用的，他位于后金后方，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实在比较恶心。被皇太极视为心腹大患。

　　但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毛总兵驻守皮岛八年，做得最成功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皮岛也就是个岛，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大大小小的走私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

　　打仗倒也真打，每年都去，就是次数少点——六次，大多数时间，是在岛上列队示威，或者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打个闷棍之类。

　　但总体而言，毛文龙还是不错的，一人孤悬海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牵制了皇太极，虽说打仗不太积极，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就及格了。

　　鉴于以上原因，历代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

　　但袁崇焕是不闭眼的，他的眼里，连粒沙子都不容。

　　几年前，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就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现在的袁督师手握重权，小小的皮岛总兵算老几？

　　更恶劣的是，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八年多账目不清，还从不接受检查，且虚报战功，也不听招呼，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干掉！

　　其实毛总兵是有苦衷的，说我捞钱，确是事实，那也是没办法，就这么个荒岛，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说我虚报战功，也是事实，但这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打仗的都虚报，多报点成绩也正常，都照程序走，混个屁啊？

　　我曾查阅明代户部资料及相关史料，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在四万多人左右，按户部拨出的军饷，是铁定不够用的，换句话说，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很够意思。

　　可惜对袁崇焕同志而言，这些都没有意义，在这件事上，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

　　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

　　崇祯二年（1629）四月，蓟辽督师袁崇焕下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

　　接到命令后，毛文龙当场晕菜，大呼：

　　“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只是换个地方起运，为什么立死呢？

　　因为毛总兵的船队是有猫腻的，不但里面夹杂私货，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袁督师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只能散伙。

　　他立即向皇帝上疏，连声诉苦，说自己混不下去了，连哭带吓唬，得到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怎么从长，喝西北风？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

　　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十万两军饷，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

　　拿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了袁崇焕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

　　也好，先拿着，到时再慢慢谈。

　　然而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是：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

　　说起来，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混了好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要论耍心眼，实在不如袁崇焕。

　　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督师就打算干掉他。

　　早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找到大学士钱龙锡，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这还不算，杀的方法都想好了：

　　“入其军，斩其帅！”

　　后来他给皇帝的奏疏上，也明明白白写着：

　　“去年（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安排已定”，那还谈个屁。

　　但谈还是要谈，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跟自己死磕，那就大大不妙了。

　　所以袁崇焕决定，先哄哄他。

　　他先补发了十万两军饷，然后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并写信致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