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我玩，玩死你们！

　　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旷、钱龙锡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

　　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也算煞费苦心，乔允升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韩旷这种老牌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

　　扫荡，一个不留！

　　几天过去，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五十多人，成果极其丰硕。

　　然而这一次，崇祯先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

　　大臣们都很诧异，都五十多了，还不够吗？

　　既然皇上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

　　第二天，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这次是六十几个，该满意了吧。

　　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敢糊弄我，以抗旨论处！

　　崇祯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了他。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

　　不管了，接着糊弄：

　　“我们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

　　崇祯冷笑：

　　“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特畏任怨耳）！”

　　怪事，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

　　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迷题。

　　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阁臣面前，说：

　　“看看吧。”

　　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这次赖都赖不掉了。

　　包裹里的，是无数封跟魏忠贤勾搭的奏疏，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

　　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

　　就这样，自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一直到崇祯元年（1628）三月，足足折腾了四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

　　最后的名单，共计二百六十一人，分为八等。

　　特等奖得主两人，魏忠贤，客氏，罪名：首逆，处理：凌迟。

　　一等奖得主六人，以崔呈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斩首。

　　二等奖得主十九人，罪名：结交近侍，处理：秋后处决。

　　三等奖得主十一人，罪名：结交近侍次等，处理：流放。

　　此外，还有四等奖得主（逆孽军犯）三十五人，五等奖得主（谄附拥戴军犯）十六人，六等奖得主（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七等奖得主（祠颂）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

　　以上得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

　　对此名单，许多史书都颇有微辞，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某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脑袋是有问题的。

　　我算了一下，当时朝廷的编制，六部只有一个部长，两个副部长（兵部有四个），每个部有四个司（刑部和户部有十三个），每个司司长（郎中）一人，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两人。

　　还有大衙门都察院，加上各地御史，才一百五十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没算地方政府）大致不会超过八百人。

　　人就这么多，一下子刨走两百六十多，还不算多？

　　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了吧。

　　然而崇祯不肯拉倒，不只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

　　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大家在朝廷里，平时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挖坑机会，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

　　比如大学士韩旷，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人倒是毫不含糊，骂过魏公公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写进去！

　　更搞笑的是，由于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记成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只能认倒霉。

　　此外，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订为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砍了。

　　那位第一个上疏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垣，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

　　而在案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翼、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本来没他们什么事，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复仇

　　总体说来，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逆案”。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

　　但某些人就不同了。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挫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

　　黄宗羲就是某些人中的优秀代表。

　　作为“七君子”中黄遵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

　　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

　　这一原理后被社科院教授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

　　善莫大焉。

　　但这四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

　　当时恰好朝廷审讯许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

　　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许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

　　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

　　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当场就怂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

　　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顶脑门，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

　　值得庆幸的是，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许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

　　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审讯开始，先传许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

　　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

　　大家很奇怪，都看着他。

　　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

　　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

　　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许显纯来了。

　　这一刻，许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他的答案。

　　答案是一声惨叫。

　　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许显纯身上戳，而许显纯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

　　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

　　答案是能。

　　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许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因为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那时，没有人阻止他。

　　但形势开始变化了，许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黑锅得大家背。

　　于是许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

　　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

　　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

　　其实这次审讯，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

　　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了，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打上了瘾，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活生生地拔了下来！

　　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许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

　　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

　　如许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

　　比如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所到之处，都是口水（民争唾其面），实在呆不下去，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赶走了。

　　还有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可谓深厚，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

　　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比如黄宗羲，他痛殴许显纯后，又派人找到了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干掉了。

　　大明是法制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真是没王法了。

　　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

　　先是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上书，要为父亲魏大中伸冤，然后是杨涟的儿子杨之易上书，为父亲杨涟伸冤，几天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书，为父亲周顺昌伸冤。

　　顺便说一句，以上这几位的上书，所用的并非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血。

　　这也是有讲究的，自古以来，但凡奇冤都写血书，不用似乎不够分量。

　　但崇祯同志就不干了，拿上来都是血迹斑斑的东西，实在有点发怵，随即下令：你们的冤情我都知道，但上奏的文书是用墨写的，用血写不合规范，今后严禁再写血书。

　　但他还是讲道理的，崇祯二年（1629）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

　　杨涟得到的谥号，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慨其一生。

　　至此，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

　　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

　　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

　　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

　　而在遍览史书十余载后，我信了，至少信一样东西——天道。

　　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

　　人世间也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是为天道。

　　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看到了它，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

　　它告诉我，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道有常，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恒久不变。


　　复起

　　崇祯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很想有番作为，但当他真正站在权力的顶峰时，却没有看到风景，只有一片废墟。

　　史书有云：明之亡，亡于天启。也有史书云：实亡于万历。还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

　　应该说，这几句话都是有道理的，经过他哥哥、他爷爷、他爷爷的爷爷几番折腾，已经差不多了，加上又蹦出来个九千岁人妖，里外一顿猛捶，大明公司就剩一口气了。

　　朝廷纷争不断，朝政无人理会，边疆烽火连天，百姓民不聊生，干柴已备，只差一把火。

　　救火员崇祯登场。

　　他浇的第一盆水，叫做袁崇焕。

　　崇祯是很喜欢袁崇焕的，因为他起用袁崇焕的时间，是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十九日。

　　此时，魏忠贤刚死十三天，尸体都还没烂。

　　几天后，在老家东莞数星星的袁崇焕接到了复起任职通知，大吃一惊。

　　吃惊的不是复起，而是职务。

　　袁崇焕当时的身份是平民，按惯例，复起也得有个级别，先干个主事（处级），过段时间再提，比较合理。

　　然而他接受的第一个职务，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

　　兵部右侍郎，是兵部副部长，都察院右都御史，是二品正部级，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布衣袁崇焕就变成了正部级副部长。

　　袁部长明显没缓过劲来，在家呆了几个月，啥事都没干，却又等来了第二道任职令。

　　这一次，他的职务变成了兵部尚书，督师蓟辽。

　　明代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任职令诞生了。

　　因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是一个很大的官，很大。

　　所谓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部长，很牛，但最牛的官职，是后四个字——督师蓟辽。

　　我之前曾经说过，明代的地方官，最大的是布政使、按察使和指挥使，为防互相扯皮，由中央下派特派员统一管理，即为巡抚。

　　鉴于后期经营不善，巡抚只管一个地方，也摆不平，就派高级特派员管理巡抚，即为总督。

　　到了天启崇祯，局势太乱，连总督都搞不定了，就派特级特派员，比总督还大，即为督师。

　　换句话说，督师是明代除皇帝外，管辖地方权力最大的官员。

　　而要当巡抚、总督、督师的条件，也是不同的。

　　要当巡抚，至少混到都察院佥都御史（四品正厅级）或是六部侍郎（副部级），才有资格。

　　而担任总督的，一般都是都察院都御史（二品部级），或是六部尚书（部长）。

　　明代最高级别的干部，就是部级，所以能当上督师的，只剩下一种人——内阁大学士。

　　比如之前的孙承宗，后来的杨嗣昌，都是大学士督师。

　　袁崇焕例外。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是袁百姓，几月后，他就成了袁尚书，还破格当上了督师，而袁督师的管辖范围包括蓟州、辽东、登州、天津、莱州等地，换句话说，袁督师手下，有五六个巡抚。

　　任职令同时告知，立刻启程，赶到京城，皇帝急着见你。

　　崇祯确实急着见袁崇焕，因为此时的辽东，已经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

　　自从被袁崇焕打跑后，皇太极始终很消停，他没有继续用兵，却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皇太极和他老爹不同，从某种角度讲，努尔哈赤算半个野蛮人，打仗，占了地方就杀，不杀的拉回来做奴隶，给贵族当畜牲使，在后金当官的汉人，只能埋头干活，不能骑马，不能养牲口，活着还好，要是死了，老婆就得没收，送到贵族家当奴隶。

　　相比而言，皇太极很文明，他尊重汉族习惯，不乱杀人，讲信用，特别是对汉族前来投奔的官员，那是相当的客气，还经常赏赐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