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的类型，是许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

　　孙承宗就是一个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按年龄算，应该叫山姆大爷，这位仁兄相貌奇伟（画像为证），极富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都不干，他干），非常低调（从不出兵闹事），经常埋头苦干（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

　　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压根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光复辽东，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

　　但慢慢地，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

　　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

　　更为可怕的是，此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刨你两亩地，每次都不多占，但占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

　　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自己大踏步地后退，直到天启五年（1625）十月的那一天。

　　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

　　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

　　必须说明的是，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

　　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被毁灭了。


　　第十三章 一个监狱看守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

　　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

　　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

　　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

　　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

　　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

　　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

　　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

　　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

　　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

　　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

　　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

　　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

　　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

　　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

　　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

　　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

　　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

　　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事实上，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

　　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对于此人的描述都只有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奇怪的现象。

　　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

　　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

　　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

　　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

　　事实上，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

　　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长。

　　可问题在于，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长）、县丞（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几个人而已。

　　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教育局长）、驿丞（县招待所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

　　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

　　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

　　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

　　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

　　虽然国家不管，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

　　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

　　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

　　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即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与立，时任刑部郎中。

　　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

　　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四面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

　　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

　　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

　　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

　　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

　　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

　　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

　　王安很喜欢汪文言。

　　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

　　一年后，他赌赢了。

　　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

　　杨涟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

　　王安说，目前情形不明，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杨涟说，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

　　王安说，事关重大，再等等。

　　僵持不下时，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官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

　　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

　　一直以来，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

　　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

　　继杨涟之后，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璟、韩旷、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

　　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看得出，新皇帝要即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

　　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

　　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

　　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过几次，也没能搞定。

　　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

　　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能死，没得拼。

　　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

　　汪文言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

　　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

　　梅之焕，字彬父，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

　　此人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地要走。

　　阅兵的人不干，告诉他你要不露一手，今天就别想走。

　　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长揖上马而去）。

　　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

　　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

　　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地说，是湖北麻城人。

　　明代官场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到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

　　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

　　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

　　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

　　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