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士兵,可以得到装备马匹,掳掠百姓,可以获得奴隶,抢夺财富,可以强大金国。
当然了,这些话是不能明说的,因为一个强盗,杀人放火是不需要借口的,但对一群强盗而言,理由,是很有必要的。
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
“今岁(年),必征大明国!”
光叫口号是不够的,无论如何,还得找几个开战的理由。
四月,努尔哈赤找到了理由,七个。
此即所谓七大恨,在文中,努尔哈赤先生列举了七个明朝对不住他的地方,全文就不列了,但值得表扬的是,在挑事方面,这篇文章,还真是下了点功夫。
祖父、父亲被杀,自然是要讲下的,李成梁的庇护,自然是不会提的,某些重大事件,也不能放过。比如边界问题:擅自进入我方边界。经济问题:割了我们这边的粮食。外交问题:十名女真人在边界被害(这个理由好像很眼熟)。
其中,最有意思的理由是:明朝偏袒叶赫、哈达部,对自己不公。
对于这句话,明朝有什么看法不好说,但被李成梁同志打残无数次的叶赫和哈达部,应该是有话要讲的。
这个七大恨,后来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驳斥过,凑热闹的事我就不干了。我只是认为,努尔哈赤先生有点多余,想抢,抢就是了,想杀,杀就是了,何苦费那么大劲呢?
杀死一切敢于抵抗的人,抢走一切能够抢走的东西,占领一切能够占领的土地,目的十分明确。
抢掠,其实无须借口。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将他的马刀指向了第一个目标——抚顺。
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在与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他们不懂军事,却很彪悍,不懂权谋,却很狡猾。
这句简单的话,蕴藏着深厚的哲理。
很多人说过,最好的老师,不是特级教师,不是名牌学校,而是兴趣。
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是生存。
为了一块土地,为了一座房子,为了一块肉,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熟悉杀戮的技巧、掌握抢劫的诀窍,无须催促、无须劝说,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懂得生存,懂得如何去生存。
生存很困难,所以为了生存,必须更加狡诈、必须更加残暴。
所以在抚顺战役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
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的内容是,明天,女真部落三千人,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
抚顺守将欣然应允,承诺打开城门,迎接商队的到来。
第二天(十五日)早晨,商队来了,抚顺打开了城门,百姓商贩走出城外,准备交易。
然后,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屠刀。
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商队变成了军队,很明显,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
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须隐藏,精锐的八旗骑兵,在“商队”的帮助下,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
守城明军反应很快,开始组织抵抗,然而没过多久,抵抗就停止了,城内一片平静。
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努尔哈赤并不惊讶,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很快,他就见到了计划中的那个关键棋子——李永芳。
李永芳,是抚顺城的守将之一,简单介绍下——是个叛徒。
他出卖抚顺城,所换来的,是副将的职称,和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女。
抚顺失陷了,努尔哈赤抢到了所有能够抢到的财物、人口,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
明军自然不肯干休,总兵张承胤率军追击努尔哈赤,却遭遇皇太极的伏兵,阵亡,全军覆没。
抚顺战役,努尔哈赤掠夺了三十多万人口、牛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对努尔哈赤而言,继续抢下去,有很多的理由。
女真部落缺少日常用品,拿东西去换太麻烦,发展手工业不靠谱,抢来得最快。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女真正在闹灾荒,草地荒芜,野兽数量大量减少,这帮大爷又不耕地,粮食不够,搞得部落里怨声载道,矛盾激化。
所以继续抢,那是一举多得,既能够填补产业空白,又能解决吃饭问题,而且还能转嫁矛盾。
于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七月,他再次出击,这次,他的目标是清河。
清河,就是今天的辽宁本溪,此地是通往辽阳、沈阳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而清河的失陷过程也再次证明,努尔哈赤,实在是个狡猾狡猾的家伙。
七月初,他率军出征,却不打清河,反而跑到相反方向去闹腾,对外宣称是去打叶赫部,然后调转方向,攻击清河。
到了清河,也不开打,又是老把戏,先派奸细,打扮成商贩进了城,然后发动进攻,里应外合,清河人少势孤,守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
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城内的十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有钱、有奴隶、有粮食,空白填补了,粮食保证了,矛盾缓和了。
但他留下的,是一片彻底的白地,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痛苦、无助。
无论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什么观点、什么利益、什么目的、什么动机、什么想法、什么情感、什么理念、都应该承认一点,至少一点:
这是抢掠,是自私、无情、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
〖征服的荣光背后,是无数的悲泣与哀嚎。
——本人语〗
第八章 萨尔浒
【会战】
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抚顺、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选择战机、还是玩阴耍诈,都可谓是无懈可击。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
但对明朝而言,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不仅恶劣,而且残忍。
清河、抚顺战役结束后,抢够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不打收条,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
他挑选了三百名当地平民,在抚顺关前,杀死了二百九十九人,只留下了一个。
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并让他带回一封信,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
“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就约定时间作战!如果认为我做得对,你就送金银布帛吧,可以息事宁人!”
绑匪见得多了,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倒还真是第一次见。
明朝不是南宋,没有送礼的习惯。他们的方针,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既然要打,那咱就打真格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明军集结完毕,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
明军共分东、西、南、北四路,由四位总兵率领,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
东路指挥刘綎,自朝鲜进攻。
西路指挥官杜松,自抚顺进攻。
北路指挥官马林,自开原进攻。
南路指挥官李如柏,自清河进攻。
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赫图阿拉。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系由各地抽调而来,而这四位指挥官,也都大有来头。
李如柏的身份最高,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的弟弟,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很会打仗,比较扯淡。
马林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之前没提过,但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个文人,都当上了总兵。至于马先生的作战水平,相信你已经清楚。
这两路的基本情况如此,就指挥官来看,实在没什么戏。
但另外两路,就完全不同了。
东路指挥官刘綎,也是老熟人了。使六十多斤的大刀,还“轮转如飞”,先打日本,后扫西南,“万历三大征”打了两大征,让他指挥东路,可谓志在必得。
但四路军中,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最猛的将领也并不是刘綎。这两大殊荣,都属于西路军,以及它的指挥官,杜松。
杜松,陕西榆林人,原任陕西参将,外号杜太师。
前面提过,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职称,拿到这个头衔的,很少很少,除了张居正外,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追认。
但杜将军得到的这个头衔,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只不过……不是朝廷。
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经常主动出击蒙古,极其生猛,前后共计百余战,无一败绩。蒙古人被他打怕了,求饶又没用,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所以就叫他太师。
而杜将军不但勇猛过人,长相也过人,因为他常年冲锋肉搏,所以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面目极其狰狞,据说让人看着就不住地打哆嗦。
但这位刘綎都甘拜下风的猛人,这次前来上任,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犯了错误。
杜松虽然很猛,却有个毛病:小心眼。
所谓小心眼,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杜松先生小心眼,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比如之前,他曾经跟人吵架,以武将的脾气,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可是杜兄一气之下,竟然出家当和尚了。
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杜松就想明白了,于是又还俗,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
后来他升了官,到辽东当上了总兵,可是官升了,脾气一点没改,上阵打仗吃了亏(不算败仗),换了别人,无非写了检讨,下次再来。
可这位兄弟不知那根筋不对,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还是不消停,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论罪被赶回了家,这一次是重返故里。
虽说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这人一点没改,刚到沈阳(明军总营)报到,就开始咋呼:
“我这次来,就是活捉努尔哈赤的,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又不是什么好事,谁跟你抢?
事实也证明,这个光荣任务,没人跟他抢,连刘綎都不敢,于是最精锐的西路军,就成为了他的部属。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大致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明人多,林子太大,什么人都有,什么鸟都飞,混人、文人、猛人,一应俱全。
说漏了,还有个鸟人——辽东经略杨镐。
杨镐,是一个出过场的人,说实话,我不太想让这人再出来,但可惜的是,我不是导演,没有换演员的权力。
作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看着它的开幕和结束,除了叹息,只有叹息。
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全军共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成事,需要十二万人,但要坏事,一个人就够了。
从这个角度讲,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
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
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
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攻击方从哲,但公正地讲,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
我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算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他了。
方首辅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坐镇沈阳,宣布出兵。
下令后不久,回报:
今天下大雨,走不了。
走不了,那就休息吧。
这一休息就是四天,二月二十五日,杨镐说,今天出兵。
下令后不久,又回报:
辽东地区降雪,行军道路泥泞,请求延后。
几十年来,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做人倒还行,很少跟人红脸,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
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不知是那根筋有问题,突然发火了:
“国家养士,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
完事还把尚方宝剑挂在门外,那意思是,谁敢再说话,来一个干一个。
窝囊了几十年,突然雄起,也算可喜可贺。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
按照惯例,出师之前,要搞个仪式,一般是找个叛徒、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然后再杀几头牲口祭天。
祭旗的时候,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一刀下去,干掉了,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
事实证明,有时候,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祭天的这头牛,不知是神牛下凡,还是杀牛刀太糙,反正是用刀捅、用脚揣,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牛干掉。
封建社会,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
出征!
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
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
但我认为,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
在杨镐看来,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六万,手下的杜松、刘綎,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
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
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六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且以骑兵为主,明军就不同了,十二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除杜松、刘綎部外,战斗力相当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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