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皇帝下了圣旨，内阁又没有封还，按说是不能不办的。可是照现在这么个局势，如果真要去办，没准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想来想去，搞了个和稀泥方案：三王并封照办，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

　　方案报上去，万历不干：三王并封，就为不立太子，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

　　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也就没啥说的了。礼部主事顾允成，工部主事岳元声，光禄寺丞王学曾等人继续上书，反对三王并封，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理都不理，随他们去。

　　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不理的照样不理，谁也奈何不了谁。

　　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大家这才突然发觉，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王锡爵。

　　这事既然是王锡爵和皇帝干的，皇帝又不出头，也只能拿王锡爵开刀了。

　　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

　　王锡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没法讲道理，就差打上门来了。

　　当然，一点也没差，打上门的终究来了。

　　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史孟麟、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干一件事：吵架。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不错，史孟麟首先发言，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程序性一一批驳，有理有节，有根有据。

　　事情到这儿，还算是有事说事，可接下来，就不行了。

　　因为王锡爵自己也知道，三王并封是个烂事，根本就没法辩，心里理亏，半天都不说话。对方一句句地问，他半句都没答，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岳元声即刻回答：

　　“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别无商量！”

　　接着一句：

　　“皇上要问，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

　　王锡爵气得不行，大声回复：

　　“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

　　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然而岳元声回答的声音却更大：

　　“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充军也好，廷杖也好，你看着办！”

　　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王锡爵也没办法，只好说了软话：

　　“请你们放心，虽然三王并封，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礼仪是不一样的。”

　　首辅大人认输了，岳元声却不依不饶，跟上来就一句：

　　“那是礼部的事，不是你的事！”

　　谈话不欢而散，王锡爵虽然狼狈不堪，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

　　因为虽然骂者众多，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他的死穴。

　　这事看起来很简单，万历耍了个计谋，把王锡爵绕了进去，王大人背黑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王锡爵先生，虽然人比较实诚，也是在官场打滚几十年的老油条，万历那点花花肠子，他一清二楚，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是将计就计。

　　他的真正动机是，先利用三王并封，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然后借机周旋，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

　　在他看来，岳元声之流都是白颈乌鸦，整天吵吵嚷嚷，除了瞎咋呼，啥事也干不成。所以他任人笑骂，准备忍辱负重，一朝翻身。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

　　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

　　李腾芳，湖广湘潭人（今湖南湘潭）。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还不是官，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就有了朝廷的悟性，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锡爵的秘密。

　　他的这封信，是当面交给王锡爵的，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可刚看几行字，就把他给拉住了：

　　“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

　　太深刻了，太尖锐了，于是王锡爵对他说：

　　“请你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李腾芳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王锡爵的部署：

　　“王大人，你的打算是对的。但请你想一想，封王之后，恐怕册立还要延后，你还能在朝廷呆多久？万一你退了，接替你的人比你差，办不成这件事，负责任的人就是你！”

　　王锡爵沉默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因为在这个计划里，还有最后一道保险。

　　李腾芳走了，王锡爵没有松口，此后的十几天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但王大人心里有谱，打死也不说，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

　　王就学是王锡爵的门生，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一进老师家门就哭，边哭还边说：

　　“这件事情（三王并封）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如此下去，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啊！”

　　王锡爵却笑了：

　　“你放心吧，那都是外人乱说的。我的真实打算，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看到这些文书，也能明白我的心意。”

　　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然而王就学没有笑，只说了一句话：

　　“老师，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一旦出了事，会追悔莫及啊！”

　　王锡爵打了个寒战，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思维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

　　如果将来册立失败，皇三子登基，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必然会收拾掉自己。

　　而如果皇长子登基，即使他知道密奏，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因为长子登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犯不着感谢谁，到时，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他自己背。

　　所以结论是：无论谁胜利，他都将失败！

　　明知是赔本的生意，还要做的人，叫做傻子。王锡爵不是傻子，自然不做。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他专程拜见了万历，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撤回三王并封。

　　这下万历就不干了，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现在你要洗手不干，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怎么够意思？

　　“你要收回此议，即无异于认错，如果你认错，我怎么办？我是皇帝，怎能被臣下挟持？”

　　话说得倒轻巧，可惜王大人不上当：你是皇帝，即使不认错，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是大臣，再跟着淌混水，没准祖坟都能让人刨了。

　　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王锡爵偏一口咬定——不干了。

　　死磨硬泡没办法，大臣不支持，内阁不支持，唯一的亲信跑路，万历只能收摊了。

　　几天后，他下达谕令：

　　“三王都不必封了，再等两三年，如果皇后再不生子，就册立长子。”

　　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一点也不消停，接着起哄，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陛下您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皇后怎么生儿子，不想立就不想立，你装什么蒜？

　　万历又火了，先是辟谣，说今年已经见过皇后，夫妻关系不好，纯属谣传，同时又下令内阁，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一律严惩不怠。

　　这下子王锡爵为难了，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了，大臣他又得罪不起，想来想去，一声叹息：我也辞职吧。

　　说是这么说，可是皇帝死都不放，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他已然明白，在手下这群疯子面前，一丝不挂十分危险，身前必须有个挡子弹的，才好平安过日子。

　　于是王锡爵惨了，大臣轰他走，皇帝不让走，夹在中间受气，百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拼一拼——找皇帝面谈。

　　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却似乎很忙，王锡爵请示了好几个月，始终不见回音。眼看要被唾沫淹死，王大人急眼了，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他见到了万历。

　　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与会者只有两人，本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出于某种动机（估计是想保留证据），事后王锡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

　　等了大半年，王锡爵已经毫无耐心：

　　“册立一事始终未定，大臣们议论纷纷，烦扰皇上（包括他自己），希望陛下早日决断，大臣自然无词。”

　　万历倒还想得开：

　　“我的主意早就定了，反正早晚都一样，人家说什么不碍事。”

　　不碍事？敢情挨骂的不是你。

　　可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

　　“陛下的主意已定，我自然是知道的，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偏要大吵大嚷，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要平白受这份闲气？”

　　球踢过来了，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一脚传了回去：

　　“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担心，如果皇后再生儿子，该怎么办？”

　　王锡爵气蒙了，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搞了三王并封，闹腾了足足半年，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还真是不要脸，既然如此，就得罪了：

　　“陛下，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还过得去，现在皇子都十三岁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十三岁都去读书了，何况还是皇子？！”

　　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毫不动怒，只是淡淡地说：

　　“我知道了。”

　　王锡爵仍不甘心，继续劝说万历，但无论他讲啥，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全无反应，等王大人说得口干舌燥，气喘吁吁，没打招呼就走人了，只留下王大人，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谈话是完了，但这事没完，王锡爵回家之后，实在是气不过，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

　　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威胁：

　　“皇上，此次召对（即谈话），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但此事不久后，天下必然知晓，若毫无结果，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我即使粉身碎骨，全家死绝，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你谈过话，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我完蛋了，你也得下水！

　　这是硬的，还有软的：

　　“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一向颇有名声，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实在是痛心疾首啊！”

　　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对着干，当即写了封回信，训斥了王锡爵，并派人送到了内阁。

　　按照常理，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因为他虽为人刚正，却是个厚道人，从来不跟皇帝闹，可这一次，是个例外。

　　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王锡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看完后，王锡爵倒没什么，他反而激动了。

　　这位仁兄二话不说，当即怂恿王锡爵，即刻上疏驳斥万历。有了张位的支持，王锡爵浑似喝了几瓶二锅头，胆也壮了，针锋相对，写了封奏疏，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

　　王锡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万历虽然顽固，却很机灵。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无非是有内阁支持，现在王大人反水了，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于是他终于下圣旨：万历二十二年春，皇长子出阁读书。

　　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王锡爵如释重负，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但已出阁读书。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

　　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王锡爵办成了，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着，直来直往，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别说换名义，少个字都不行！所以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

　　再加上另一件事，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

　　因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恰好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之前已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

　　虽然一般说来，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每隔六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就算彻底完蛋。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

　　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这次京察，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

　　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

　　赵南星，字梦白，万历二年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

　　此人不贪钱，不好色，且认死理，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

　　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很明显，就是来折腾人的。

　　果不其然，京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

　　朝廷顿时一片恐慌。

　　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

　　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

　　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糟了殃。

　　赵志皋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锡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你算老几？

　　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

　　但王锡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

　　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疏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

　　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

　　奏疏送上去，他压根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

　　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

　　这条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

　　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锡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

　　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锡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