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每次严嵩来求他帮忙的时候，总是十分客气，时不时还得给他送礼，唯恐得罪了这位大特务，哪天心血来潮，在他的院子里塞几件龙袍兵器，那麻烦就大了。

　　深得皇帝的信任，掌握大臣的隐私，然而强势的陆炳，却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

　　身为名门之后，陆炳自幼就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忠奸善恶，是非分明。而在进入官场后不久，他便依照最原始的准则作出了判断：严嵩是坏人，夏言是好人。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严嵩合谋，最终害死了夏言。

　　对于这件事情，严嵩自然是心安理得，陆炳却是引以为耻，羞于提及。

　　严嵩和陆炳都是搞经济的高手，具体手法却大不相同，严嵩贫富通吃、老少咸宜，陆炳却只向为富不仁的大户下手，从不为难穷人，而且他还经常拿钱出来接济一些正直的大臣，遇上皇帝发怒要整人，他会站出来说情保全，绝不落井下石。

　　应该说，陆炳大致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的利益面前，良心实在不太值钱。

　　随着严党的不断壮大，国家祸患的日益严重，陆炳的立场也在不断摇摆着，但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仍然保持着与严党的合作关系，直到沈链事件的发生。

　　沈链，是一位锦衣卫。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在地方干了几年县长，几经曲折之后加入锦衣卫，成为了陆炳的手下。

　　在众多的锦衣卫中，沈链算是个十分奇特的人，他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明明是个特务，却比言官还积极，经常上书议论时政。一般说来，这种性格的人很难在特务机关混下去，可更为奇特的是，最高长官陆炳居然十分欣赏他的个性，认定他是个人才，不但不难为他，反而处处加以维护。

　　当时的沈链任职锦衣卫经历，只是锦衣卫中的一个基层干部，长得也没啥特点，丢到人堆里就找不着了，但事实证明，陆炳的眼光没有错，沈链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在“庚戍之变”中，他第一次崭露了头角。

　　当时俺答围城，要求入贡，而那封所谓的入贡书，跟勒索信属于同一性质，措辞蛮横，极端无礼。

　　可是当皇帝传旨，要大臣讨论入贡问题时，只有司业赵贞吉（王门弟子）挺身而出，表示反对，在内阁意见没有下达前，其余的老狐狸们都保持了沉默。

　　正是在这片沉默中，沈链站了出来，公开支持赵贞吉的意见。

　　沈链的出现让众人吃了一惊，而之前打死也不说的吏部尚书夏邦谟此刻却突然跳出来，用讥讽的口气问道：

　　“阁下现任何官？”

　　这意思很明白：你算是个什么屁官，哪有你说话的份！

　　沈链镇定自若地大声答道：

　　“我是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链，诸位大人不言，小吏自当言之！”

　　浩然正气，声震寰宇。

　　正二品的尚书无颜面对从七品的经历，羞愧地退了下去。

　　沈链用他的直言征服了在场的人，也赢得了陆炳的尊重。此后，陆炳安排沈链作为他的贴身侍从，随同进出各处。

　　陆炳这样做，除了表示器重外，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直性子的下属，免得他到外面惹事。

　　可是他万没想到，这个安排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正是严嵩的家。

　　沈链秉性刚直，遇到小奸小恶都要去插一脚，眼睛容不得沙子，更何况是严嵩这种大奸大恶的巨型花岗岩，所以每次到大贪官严嵩家吃饭，他总是“不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爽，非但不苟言笑，还跟严世蕃干过几仗。但他毕竟是陆炳的人，严氏父子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然而事情最终激化了，在亲眼目睹“庚戍之变”的耻辱，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后，沈链终于忍无可忍，一次醉酒之后，他愤然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上疏，历数严嵩十大罪状，喷射出心底的怒火：

　　“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

　　于是神仙也保不住他了。

　　沈链的结局又一次证实了严嵩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文书刚送上去，谕令就下来了：锦衣卫沈链，处以杖刑，发配居庸关外。

　　得知消息的陆炳焦急万分，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跑去给沈链送行。

　　看着这位即将发配边疆的属下，陆炳感叹良久：

　　“你这又是何必呢？”

　　然而身受杖伤、已然一无所有的沈链却依旧昂起了头：

　　“扫除奸恶，天理！”

　　看着那单薄却坚毅的背影，陆炳发出了最后的叹息：“我不如沈链啊！”

　　在勇敢的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链的面前，从一品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陆炳，是一个软弱的人。

　　六年后，在严世蕃的指使下，沈链被杀害于宣府，他的两个儿子沈衮、沈褒也被关入监牢，并活活打死，是为斩草除根。

　　对于庞大的严党而言，这次事件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风波，沈链那徒劳无益的努力什么都没能改变。

　　然而这徒劳无益的努力，却是一个普通人无畏的证明，沈链这个平凡的名字就此被镌刻于史册之上，永不磨灭。

　　他并不需要改变什么，因为他的勇敢已经说明了一切。

　　勇敢的沈链死去了，胆怯的陆炳还活着，他仍旧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愿也不敢去对抗那股可怕的势力。但他依然被深深地触动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向着另一个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政局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严嵩贪婪腐化，严党为祸国家，但大家也知道，严嵩奸诈狡猾，严党权大势大，反对它必定遭殃，投奔它必定发达。

　　而沈链之举之所以能名留史册，是因为仅此一位，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利益的动物，于是严党的成员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而那个隐忍的徐阶依旧隐忍着。

　　对于严嵩而言，嘉靖三十一年是个好年份，皇帝大人安心修道，将国事完全托付给他，百官臣服，那几个不服气的也收拾了，沈链被赶跑了，仇鸾被打倒了，而他唯一的对手徐阶也被压得毫无招架之功。

　　不会再有人敢与我作对了。这是严嵩最为自信得意的时刻。

　　然而他错了，无须等待多久，他将迎接自己从政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正是他覆灭之路上的第一声丧钟。

　　与之前的沈链如出一辙，这次攻击的发起者也是一个小人物，不过在明代历史上，这位小人物却有着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称号。

　　【明代第一硬汉】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

　　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

　　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殷士瞻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世贞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二十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

　　当然，王世贞先生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可谓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换在几百年前，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

　　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

　　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殷士瞻都是前二甲头名，庶吉士。王世贞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忬是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

　　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这号人的最终命运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

　　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掩没，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与比拟。

　　杨继盛，即使再过五百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

　　杨继盛，字仲芳，河北容城人，正德五年（1510）生，家里很穷。

　　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

　　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

　　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地过。

　　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想读书。”

　　在没有希望工程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

　　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

　　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

　　“你才多大年纪，读什么书？”

　　“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样回答。

　　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放牛）。

　　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都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

　　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站了六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十三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

　　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

　　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祭酒）徐阶。

　　如以往一样，徐阶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也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

　　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途，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

　　但徐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

　　在明代，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太难，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是不太靠谱的。

　　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总比没有强。

　　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

　　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

　　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

　　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努力地干活。

　　他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

　　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

　　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

　　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却没有记住。

　　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

　　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大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

　　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

　　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

　　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

　　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纷争，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

　　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

　　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诏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

　　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武选司。

　　兵部最穷的地方是职方司，而最富的无疑是武选司。武将升迁谪降，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

　　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

　　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

　　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

　　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个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

　　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

　　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不是写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

　　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

　　在明代，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对、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

　　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那就是件极不正常的事情。

　　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劾过的，不是人，是神。

　　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死劾。

　　在很多情况下，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下次就少贪点，弹劾礼仪，那就注意点形象，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是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