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上前去,奇怪地问道:
“你又想干什么?”
王守仁压根就没有看他,眼睛依然死盯着那根竹子,只是挥了挥手,轻声说道:
“不要吵,我在参悟圣人之道。”
王华气得不行,急匆匆地走了,一边走一边大叫: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王守仁依然深情地注视着那根竹子,在他的世界中,只剩下了他和这根不知名的竹子。
王华不理解王守仁的行为,但是大家应该理解,有了前面的哲学课打底,我们已经知道,王守仁先生正大踏步地前进在圣贤之路上,他在“格”自己家的竹子。
“格”竹子实在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王守仁坐在竹子跟前,不顾风吹雨淋,不吃不喝,呆呆地看着这个有“理”的玩意儿。
“理”就在其中,但怎么才能知道呢?
怀着成为圣贤的热诚和疑惑,王守仁在竹子面前守了几天几夜,没有得到“理”,却得了感冒。
王守仁病倒了,在病中,他第一次产生了疑问:朱圣人的话是对的吗?
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在故事背后,还有着一个人对未知的执著和探索。
王华受够了自己儿子的怪异行为,他下达了最后通牒,你想研究什么我都不管,但你必须考中进士,此后的事情任你去做。
王华没办法,毕竟他自己是状元,如果儿子连进士都不是,也实在丢不起这个人。
王守仁考虑了一下,认为这个条件还不错,便答应了,从此他重新捡起了四书五经,开始备考。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王守仁确实继承了王华的优良遗传基因,他二十一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就中了举人。老爹终于露出了笑脸,打发了前来祝贺的人们之后,他高兴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道:
“好小子,明年必定金榜题名!”
可是事实证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毕竟是靠不住的,王守仁先生常年累月干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临考前恶补只能糊弄省级考官,到了中央,这一招就不灵了。
之后弘治六年(1493)和弘治九年(1496),王守仁两次参加会试,却都落了榜,铩羽而归。
父亲王华十分着急,王守仁自己也很沮丧,他没有料到,自己想当圣贤,却连会试都考不过,心里十分难过。
换了一般人,此刻的举动估计是在书房堆上一大堆干粮,在房梁上吊一根绳子,再备上一把利器,然后拼命读书备考。
可惜王守仁不是普通人,他经过痛苦的思索,终于有所感悟,并做出了一个决定。
为了得到父亲的支持,他又一次去找父亲谈话。
“我确实错了。”
听到这句话,王华欣慰地笑了:
“以你的天分,将来必成大业,落榜之事无须挂怀,今后用功读书就是了,下次必定中榜。”
发完了感慨的王华高兴地看着自己的好儿子,按照通常逻辑,王守仁应该谢礼,然后去书房读书,可是意外出现了。
王守仁不但没有走,反而向父亲鞠了一躬说道:
“父亲大人误会了,我想了很久,适才明白,落榜之事本来无关紧要,而我却为之辗转反侧,忧心忡忡,为此无关紧要之事烦恼不已,实在是大错。”
王华又一次发懵了,可是王守仁却毫不理会,继续说道:
“我以为,书房苦读并无用处,学习兵法,熟习韬略才是真正的报国之道,今后我会多读兵书,将来报效国家。”
说完这几句话后,他才不慌不忙地行了一个礼,飘然而去。
面对着王守仁离去的背影,刚刚反应过来的王华发出了最后的怒吼:
“你要气死老子啊!”
王守仁没有开玩笑,在二十六岁这年,他开始学习兵法和谋略,甚至开始练习武艺,学习骑射。
当然了,最终他还是给了自己老爹几分面子,四书五经仍旧照读,也算是对父亲的些许安慰。
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学习中,王守仁逐渐掌握了军事的奥秘和非凡的武艺,此时武装他头脑的,再不仅仅是四书五经、圣人之言。文武兼备的他已悄悄地超越了很多人,对于他们而言,王守仁已经变得过于强大。
就这么过了两年,半工半读的王守仁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三次会试,这一年他二十八岁。
要说这位王守仁的智商真不是白给的,他这么瞎糊弄三年,竟然还是中了榜,而且据他父亲调查,原先他的卷子本来被评为第一名,可是有人走了后门(招生黑幕),一下把他挤到了二甲。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王守仁总算是当了官,没给他老爹丢脸,可惜他没有混上翰林,直接被分配去了工部(建设部),但根据工作日志记载,王守仁不算是个积极的官员,他从来都不提什么合理化建议,也不当岗位能手,却认识了李梦阳,整天一起研究文学问题。
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但在光鲜的外表下,王守仁的痛苦却在不断地加深。
他的痛苦来源于他的追求,因为他逐渐感到,朱圣人所说的那些对他似乎并不起作用,他今天“格”一物,明天又“格”一物,“格”得自己狼狈不堪,却毫无收获。
而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发现,在朱圣人的理论中,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问题。
这里先提一下朱圣人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说起来真可谓是家喻户晓,鼎鼎大名——“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则更为著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句话曾经被无数人无数次批倒批臭,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但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因为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也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原理。
大家要知道,朱圣人的世界和我们的是不同的,这位哲学家的世界是分裂成两块的,一块叫做“理”,另一块叫做“欲”。
朱圣人认为“理”是存在于万物中的,但却有着一个大敌,那就是“欲”,所谓“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准则,只要人人都遵循了“理”,幸福的生活就来了,那好处多了去了,天下安定了,世界和平了,宇宙也协调了。换在今天,这玩意儿还能降低犯罪率,稳定社会,那些翻墙入室的、飞车抢包的、调戏妇女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会统统地消失。最终实现和谐社会。
可是“欲”出来捣乱了,人心不古啊,人类偏偏就是有那么多的欲望,吃饱了不好好待着,就开始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搞得社会不得安宁。
所以朱圣人的结论是,要用客观世界的“理”,去对抗主观人心的“欲”,而这才是世界的本原。
通俗地说就是,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崇高道德,可以牺牲人的所有欲望,包括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
这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极大(或者说极坏)影响的理论,到了明代,这套理论已经成为了各级教育机构的通用教材,也是大明王朝各级官僚们的行为法则和指导思想,在那个时候,朱圣人的话就是真理,没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这套理论。
可是王守仁开始怀疑了,这源于一件事情的发生。
弘治十四年(1501),王守仁调到了刑部(司法部),当时全国治安不好,犯罪率很高,大案要案频发,他便从此远离了办公室的坐班生活,开始到全国各地出差审案。
但是审案之余,王大人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四处登山逛庙找和尚道士聊天,因为他“格”来“格”去,总是“格”不出名堂,只好改读佛经道书,想找点灵感。
不久之后,他到了杭州,在这里的一所寺庙中,他见到了一位禅师。
据庙中的人介绍,这位禅师长期参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经悟透生死,看破红尘,是各方僧人争相请教的对象。
王守仁即刻拜见了禅师,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启示。
可是他失望了,这位禅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他谈论一些他早已熟知的佛经禅理,他慢慢地失去了兴趣。而禅师也渐渐无言,双方陷入了沉默。
在这漫长的沉默之中,王守仁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他开口发问,打破了沉寂。
“有家吗?”
禅师睁开了眼睛,答:
“有。”
“家中尚有何人?”
“母亲尚在。”
“你想她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即刻的回应,空荡荡的庙堂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了窗外凌厉的风声。
良久之后,一声感叹终于响起:
“怎能不想啊!”
然后禅师缓缓地低下了头,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
王守仁站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严肃地说道:
“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
听到这句话的禅师并没有回应,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他庄重地向王守仁行礼,告辞而去。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禅师的身份,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
寺庙的主持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上门求佛的人竟然把自己的禅师劝回了家,要让他再待上几天,只怕自己这里就要关门了,便连忙把王大人请出了庙门。
王守仁并不生气,因为在这里,他终于领悟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
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转折】
正是从那一天起,王守仁意识到:朱熹可能是错的。
他开始明白,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欲望,但那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绝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王守仁并不知道,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求索,他已经在无意识中突破了朱圣人的体系,正向着自己那宏伟光辉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
可要想走到这条圣贤之路的终点,他还必须找到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疑团的答案——“理”。
虽然他不赞成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也不认可人心和天理的分离,但“理”毕竟还是存在的,只有找到这个神秘的“理”,他才能彻底击溃朱熹的体系,成就自己的圣贤之路。
可是“理”在哪里呢?
这又不是猪肉排骨,上对门王屠户那里花几文钱就能买到,奇珍异宝之类的虽然不容易搞到,但毕竟还有个盼头。可这个“理”看不见摸不着,连个奋斗方向都没有,上哪儿找去?
于是唯一的方法只剩下了“格”。王守仁只能相信程颐老师的话了,今天“格”一个,明天“格”一个,相信总有一天能“格”出个结果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啥都没有“格”出来,王守仁十分苦恼,他开始意识到可能是方法不对,可他也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整日冥思苦想,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坚定地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成功的。
因为他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接近了那个最终疑团的谜底。
成功确实就要到来了,可是老天爷偏偏不做亏本买卖,在将真相透露给王守仁之前,它还要给他一次沉重的打击,考验他的承受能力,以确认他是否有足够的资格来获知这个最大的秘密。
这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六部九卿上书事件,事实证明,哲学家王守仁先生不是一个只会整日空想漫谈的人,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气。南京的言官戴铣上书被廷杖,大家都上书去救,由于刘瑾过于强势,很多人的奏折上都只谈从宽处理,唯独这位仁兄,不但要救人,还在奏章中颇有新意地给了这位司礼监一个响亮的称呼——权奸。
刘瑾气坏了,在当时众多的上书者中,他特别关照了王守仁,不但打了他四十廷杖,还把他贬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
这个职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贵州龙场招待所的所长。龙场就在今天的贵州省修文县(贵阳市管辖)境内,在改革开放的二十一世纪,那地方都还算不发达地区,在明代就更不用说了,压根就没什么人,那里的招待所别说人,连鬼都不去住。
王守仁原先大小也是个六品主事,结果一下子变成了王所长,那么龙场招待所所长是几品呢?
答案是没品。也就是说大明国的官员等级序列里根本就没这一号人物,基本算是清除出高级公务员队伍了。
于是,天资聪慧、进士出身的王哲学家就此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可这还没完,还有一场更为严峻的生死考验在等待着他。
刘瑾是一个办事效率很高、做事很绝的人,他罢了王守仁的官,打了他的屁股,却并不肯就此甘休,为了一解心头之恨,他特地找来了杀手,准备在王守仁离开京城赴任途中干掉他。
这一招确实出人意料,一般说来很难防备,可惜刘瑾并不真正了解王守仁。这位兄台虽然平日研究哲学,每天“格”物,看起来傻乎乎的,其实他还有着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
王守仁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应该算是个人精,连他那考上状元的爹都被折腾得无可奈何,初中文化的刘瑾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
他早就料到刘瑾不会放过他,便在经过杭州时玩了一个把戏,把自己的帽子和鞋子丢进了钱塘江,为了达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目的,王哲学家做戏也做了全套,还留了封遗书,大意是我因为被人整得很惨,精神压力太大,所以投江自尽了。
这一招很绝,杀手们听说这人已经自尽,就回去交差了,更搞笑的是连杭州的官员们也信以为真,还专门派人在江边给他招魂。
而与此同时,魂魄完好的王守仁已经流窜到了福建,他虽然保住了命,却面临着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不能回京城了,更不想去贵州,想来想去也没出路,看来只能继续流窜当盲流了。
可盲目流动也得有个流动方向才行,往南走,还是往北走?
在武夷山,王守仁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他乡遇故知,王守仁高兴之余,便向对方请教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的这位朋友思考了很久,给了他一个天才的建议:
“还是算一卦吧。”(似曾相识)
于是,一百多年前老朱同志参加革命前的那一幕又重演了,在王守仁紧张的注视下,算卦的结果出来了:利在南方。
那就去南方吧。
王守仁告别了朋友,踏上了新的征途,但他仍然不愿意去贵州,便选定了另一目的地——南京。
此时他的父亲王华正在南京做官,而且还是高级干部——吏部尚书。但王守仁此去并非是投奔父亲,而且是秘密前往的,因为他已经在中央挂了号,稍有不慎,可能会把父亲也拉下水。他之所以要去南京,只是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了结。
王守仁十分清楚,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传统古板的读书人,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梦想,只希望儿子能够追随自己的足迹,好好读书做人,将来混个功名,可现实是残酷的,自己从小胡思乱想就不说了,十几年都没让他消停过,好不容易考中了个进士,现在还被免了官。
事到如今前途已经没有了,要想避祸,看来也只能去深山老林隐居,但在这之前,必须给父亲一个交代。
于是他连夜启程赶往南京,见到了他的父亲。
父亲老了。
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磨砺,当年那个一本正经板着脸训人的中年人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满面风霜的老人。
见到儿子的王华十分激动,他先前以为儿子真的死了,悲痛万分,现在见到活人,高兴得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是不断地抹着眼泪。
王守仁则生平第一次用愧疚的语气向父亲致歉:
“我意气用事,把功名丢了,对不起父亲大人。”
可是他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意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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