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耸耸肩：“我认钱，可不代表我不识货。《清明上河图》是什么东西，搁到国外，卖个几百万都没问题。”
　　“但我只是看一眼而已。”
　　“所以才收你两万。”
　　“你先告诉我怎么看。”我不肯相让。图书馆鼻子里喷出一声，不再理睬我，转身要往屋子走。我大喝一声：“你若是不告诉我，我就举报你去！”
　　图书馆停下脚步，转回头来：“举报啥？我的书都是正路收来的。”
　　“这本也是吗？”我从旁边的书堆里拿起一本《龙虎豹》。这本书和阎山川床底下发现的那本差不多，混在一大堆杂志里，估计是图书馆收上来以后，还没时间挑拣。
　　“这是别人打包卖给我的。”图书馆眼睛盯着封面，然后又挪开了。
　　“你说我去派出所举报你私藏淫秽书刊，警察会信谁？我可告诉你，最近可正严打呢。”
　　图书馆没想到我来这么一手，两个三角眼都快瞪成四边形了。我俩这么对峙了一分钟，他终于恨恨一跺脚：“你够狠，跟我来吧！”果然要对付这种唯利是图者，就得打其软肋。我跟着他进了屋子，屋子里同样摆满了书，四面墙有三面都是接天连地的大书架，上面乱七八糟摆放着大量书籍。
　　图书馆也不给我让座，自顾自走到书架前，摇头晃脑，指头在虚空中一排排书架点过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我问他干吗呢。他说检索。
　　我随他的目光去看，这书架上的东西可够杂的，从画报杂志到《毛主席语录》，从脏兮兮的《推背图》到民国小学课本，从商务印书馆译名著再到《芥子图画传谱》，琳琅满目。在中间有四个大书架，上面的东西以黑、黄、褐等颜色为主，没有封面，灰扑扑的。
　　“你这儿还真是什么书都有啊……”我大为感慨。
　　“书有什么稀奇，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牛逼，是因为我除了书以外，还收各种档案。”图书馆说。
　　“档案？”
　　“人们对书挺尊重，对档案却不怎么重视。一出动乱，就丢得到处都是。盛宣怀牛不牛？留了一批盛档，多贵重哇，结果现在星流云散，十不存一。我专收这类东西，你想找什么银号的账本、赫德的海关档案、张学良的电报密码本，咱这都能给你挖出来。原先这些档案没人问津，现在倒值钱了，那些研究历史的老先生们，都得过来求我。嘿嘿，钱可不少收。”
　　他一边絮叨着，一边来回检索，最后把目光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他搬来几摞书，高低摆成一个台阶，然后踏上去，伸手在书架上掏啊掏啊。忽然一阵灰尘响动，上面一叠东西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有八几年的挂历，有黑乎乎的碑拓，甚至还有两张发黄的《人民日报》。图书馆跳下台阶，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
　　这牛皮袋子是典型的机关档案袋，颜色有些发暗，估计很久没打开了。图书馆拿给我看，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几个正楷大字，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清》鉴图档馆存第一号乙备。”上面还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红戳，不过略有褪色。
　　我的心脏咚咚跳了起来，看来这是《清明上河图》鉴定组的工作档案。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呐，你看到了？”图书馆没好气地抖了抖档案袋。
　　“这里装的是什么？”
　　“你不认字啊？这是《清明上河图》在文物局留的资料备档，里面都是实物照片。”
　　“又是照片啊……”我叹息一声，看来这趟又是无用功。《清明上河图》的照片在市面上铺天盖地，能用的话，还用得着跑来这里查？
　　图书馆把档案袋一收，不屑道：“你懂什么？我收的档案，能和别人一样么？我告诉你，这是鉴定时用的原始资料。古画不能长时间曝光，所以当时在鉴定前，用专门设备从多个角度拍了几十张高清照片，细节纤毫毕现。大部分鉴定工作，其实是对着照片进行的。鉴定结束以后，这些照片也就存档入馆，放在文物局做备份。前几年文物局清理档案，不知哪个白痴把它扔了出来，被我捡了个大便宜。市面上那些复制品的精度，能跟这母本比？”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说他没有真本，但却可以让我看到真本了。既然这些原始照片可以满足鉴定组的专家们的要求，那么对我来说，一定也足够了。我想到这里，兴奋地要去拆档案袋，图书馆却轻轻一撤，把它收了回去。
　　“我只答应告诉你怎么看，可没答应让你看。你现在看到东西了，可以放心了吧？两万块，我把它卖给你。”
　　“可两万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你可以不看嘛。”图书馆笑眯眯地把档案袋搁到身后，然后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凶光，“你别打举报的主意，你敢去派出所，我立刻就把它扔炉子里烧了烤肉串用。”
　　我陷入两难境地。不是我舍不得出这两万块，而是这价格实在太离谱了。这些照片，只是要拿去验证一个未确定的猜想而已。我望着图书馆贪婪的眼神，突然想到，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找照片的目的。他之所以敢叫两万的高价，是观察到了我进院以后的急切神情，觉得一定能吃定我。
　　这在古董行当，叫作见人敬茶。有经验的老店主，就算对这客人背景一无所知，只要观察他看一件古玩的表情，就大致能判断出他是真心想要还是聊胜于无。据此报价，无有不中。
　　想到这里，我伸出两个指头：“两万我是真出不起。两千块，我在这里看完，您再拿回去，如何？”
　　这下轮到图书馆犹豫不决了。两千块不算少，能买下几车书了，而我要求的，仅仅只是看一眼照片，等于说这两千块他是白拿。可他又有点不甘心，从两万变到两千，落差有点大。不过当图书馆看到我摆出一副“谈不成老子就走了”的表情后，终于还是妥协了。与其开一个把买主吓走的天价，还不如赚这两千块来得实在。
　　图书馆犹豫再三，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一场博弈，双方都用了心思，总算是皆大欢喜。他是白赚，而对我来说，花两千块换来老朝奉的软肋，也是极划算的。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出去银行提了现。等我取钱回来，图书馆已经收拾出了一个小书桌，把档案袋搁在上头，还配了一把剪刀、一枚放大镜和一盏橘黄色的小台灯，居然还有一杯冲好的橘子水。这家伙市侩归市侩，服务精神真是没得说。
　　我把钱交给他，图书馆唾沫星子横飞地数完，下巴一摆道：“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我不打扰你，爱看多久看多久。那杯橘子水是白送的，饿了想吃东西就得另外掏钱了。”说完推门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无数本破败的旧书环伺四周，颇有一种“乌衣巷内老雕虫”的感觉。我扭亮台灯，用剪子仔细剪开档案袋的封口，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十二英寸的规格，少数几张七英寸的，相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性质差不多。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大致传承，和看一个人的履历差不多。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准确地说，张择端的名字在画卷上出现过。但那是在一个叫张著的金朝人的题跋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金明池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据素姐的老师说，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认定张择端是作者，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严格来说，这种手法属于循环论证。张著说作者是张择端，所以这卷画是真的；因为这卷画是真的，所以张著说的作者是对的。
　　作者本人在呕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却要等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说出来历，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台北故宫藏有一卷《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院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其上有“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的题款。仿本尚且有此，真本岂会遗漏？
　　我把照片和放大镜都放回到桌子上，身子朝后一靠，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素姐说得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迫曝露在阳光下。
　　这就好像警方不一定有犯罪分子的确凿证据，只要寻个足够将其羁押的理由，再慢慢审出真相来便是。
　　我按捺住心头狂喜，万里长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
　　我重新睁开眼睛，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这是木户小姐从日本给我寄来的——对着我挑出的几张照片喀嚓喀嚓拍了几张，然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对着上面的红戳也拍了几张。
　　我做完这一切工作后，把照片重新装回信封里，把图书馆叫进来。图书馆进屋说你看完啦，我说看完了。图书馆拿起信封，重新粘好扔回到书架上，冲我一伸手。我一边把两千块钱递给他一边说：“你信封里看都不看，就不担心我偷拿走两三张照片？”图书馆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新票子，我微微一笑，伸手前递，他一把抢过去，这才回答说你这人我信得过。他也不避讳，当着面开始一边蘸着唾沫一边数起来。那姿势，一下子让我想起蘸唾沫翻书的严世藩，心想这小子不会是严世藩转世吧。
　　图书馆把钱数完，满意地放进腰包。他环顾四周，发现那杯橘子水还剩一半，就拿起来自己一饮而尽，末了还吧唧吧唧嘴，图书馆刚收了钱，心情大好，话也多了起来：“哎，年轻人，我看你也不傻，怎么干这种花两千块钱看一眼照片的蠢事呢？”
　　“一样东西，在每个人眼中的价值都是不同的。”我淡淡回答。
　　“哪用那么复杂？我跟你说，年轻人，别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洗了脑。不能换钱的是废物，能换钱的就是好东西，能换大钱的就是大大的好东西。”
　　“扯淡！”反正我也看完照片了，不怕得罪他。
　　图书馆听了我的话哈哈一笑，一指院角：“看见那堆蓝皮的书没有？那是一个老头毕生的收藏，专门裱了书皮，编了书目。可等老头一死，他儿子就把这些书全卖给我了，换了钱去买了一堆日本电器回去。我告诉你，全北京私人藏的书，有两成都经过我的手。那些爱书的人呵护一辈子，心疼一辈子，舍不得卖，还往里添钱。结果呢？到头来两眼一闭，那些藏品都会被不肖子孙卖到我这儿来。说得好听点是藏书，说难听点，花了一辈子心思只是换个保管权。你说这书藏起来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换俩钱花花。”
　　他这话听着让人极不舒服，但又没法反驳。我只能撇了撇嘴，表示不赞同。图书馆拍拍我肩膀，故作老成道：“年轻人呐，我是觉得你这人爽快，才有心提点一下。现在时代不同了，挣钱最重要，怎么你还想不明白？鲁迅怎么说的？满篇历史都写满了仁义道德，仔细看才从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挣钱’。”
　　我无心跟这个财迷多纠缠，既然交割清楚，就立刻推门出去。图书馆在背后喊了一嗓子，说下次你再想来看，我给你打个八折。
　　我冷笑一声，没言语。等到这事掀出来，自然会有人来他这里找原始照片，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他了。
　　我匆匆赶回四悔斋，把门窗关好，拿出纸笔来开始埋头写材料。我笔头不算利落，充其量只能得一个“表达清楚”的作文批语，边写边改，费了足足一瓶墨水，到十二点多才写完，起名叫《揭秘<清明上河图>》。这份材料是给骆统的，所以没提任何关于老朝奉的事，单纯对《清明上河图》的真伪提出技术性质疑，还附了一些照片作为证据，结尾特意留了我的名字。
　　虽然我们许家是专研金石的白字门，去质疑《清明上河图》有点狗拿耗子，但这只是古董界内部的规则，老百姓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古董专家就是什么古董都懂的专家。我之前因为佛头案出了点小名，如今亮出许家招牌，可以增加公信力。
　　我勾完“愿”字的最后一笔，把钢笔搁下，整个人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在橙黄色台灯的照射下，这些稿纸泛起一片枯黄颜色，好像已然历经了千年。几年之前，我也是这样坐在四悔斋里，点着同样一盏台灯，为我父母写平反材料。那件事，同样与老朝奉有着莫大的关系。我许家与这一人羁绊太深，我爷爷、我父亲，再算上我这半辈子，已经是两代半的孽缘，如乱丝缠麻，纠结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