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全无谈判的筹码，这位73岁高龄的老人，抱着争得一分是一分的态度，拼力力争，“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其实根本没有可商量的余地，李鸿章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耻辱的条约上，最后却不得不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给日本，使台湾跟祖国隔离。它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各国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如果说甲午战争以前，列强对大清帝国还有最后一丝敬畏的话，甲午战争之后这种敬畏就彻底没有了。甲午战争以前，我们打败仗都是输给英法。输给英法不丢人，全世界谁打得过英法？俄罗斯打不过，美国打不过，澳洲更甭提了，非洲还用说吗？拉美谁能打得过？拉美不是从西班牙、葡萄牙这“两颗牙”手里独立出来的吗？所以谁都打不过英法，我们输了也不丢人。现在被谁打了？日本，一千多年跟我们低声下气的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大替矣。”中国这人就丢大了，中国在亚洲称王的时期也结束了。一千多年汉唐以来形成的以中国为亚洲中心的体系被颠覆了。甲午一战乾坤颠倒，日本国力不如中国，都能把中国打成这样，西方列强一看日本都行，咱哥儿几个别客气了，来吧，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特别是这一仗打完，台湾就出去了，1895年台湾被占领，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整整被日本占领了50年。这50年小日本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台湾人必须起日本名字，按日式的起居饮食，家家不能供祖先，要建神社，供日本的天照大神。每天中午老师带着学生向东京皇宫方向遥拜，学生的课本里面的世界地图，日本、台湾、朝鲜是一种颜色。扉页上都印着这么一段话，“大日本天皇陛下对本土人民、半岛人民、台湾人民皆爱若赤子”，就向台湾人灌输这种观念，日本、台湾、朝鲜是一个国家，都是天皇陛下的子民。

　　1945年，台湾的经济水平确实在中国是最高的，至少它50年没打仗了，内地一直在起义，在革命，在打仗，小日本在那里搞了经济建设。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台湾的民族认同感相当低，好不容易回来了4年，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到现在一眨眼60多年。从1895年到现在117年，这117年里面，台湾只有4年跟大陆连在一体，113年都分开，所以这种认同感需要慢慢找回来。台独势力这么猖獗，始作俑者是谁？小日本。如果没有这一次台湾跟祖国分离，能够闹台独吗？四川怎么不独立？北京怎么不独立？

　　其次，巨额赔款，清政府无力偿还，不得不举借外债，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大清一年财政收入是8800万两，要给日本2亿两，后来赎辽东花费3000万两，威海卫赎城费150万两，8年还清，这一笔钱可就多了去了，到哪儿去找这一笔钱？只能跟洋人借。借洋债，跟英法俄德四国银行借了3亿两银子，拿到手的是2.65亿两，剩下的算回扣了，要还7亿两，还有很多苛刻的政治条件，还清贷款之前，铁路得列强修。这笔钱折合成日元是3.25亿，相当于日本4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也就是说咱们赔这一笔钱，3年不吃不喝，小日本可以4年什么都不干。当时正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日本急需资金，中国一下给了4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于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六强，与英法俄德美并驾齐驱了。

　　再次，开放通商口岸，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这次战争后，中国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个通商口岸。重庆已经是西南腹地，八年抗战时，国民政府就在重庆领导抗日战争。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闭关锁国，专限广州一口和恰克图一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南京、九江、镇江、汉口。中日《马关条约》又开放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且允许日本设工厂免收内地税。

　　最后，资本输出，在中国设工厂，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今天看得特别明显，巴黎春天百货商店，最好的耐克鞋也就是50多欧元，折合人民币400多元，法国人都不买。咱们这儿耐克鞋除非是十年前的款式，打完折也不是这价，这鞋都哪儿生产的？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结果中国卖得最贵，人家那儿极其便宜，二三十一双就很不错了，这个巨额利润都被洋人挣走了。咱们出口一双鞋挣2.3元，出口一件衣服挣3.51元，大部分的钱都让人家挣走。很多年前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9.99美元，2元从中国进的，运费1元，出口材料0.65元，等于中国做这么一个娃娃挣0.35元，大头都让人家给挣走了。最后还算咱们跟他们的贸易顺差，因为这个东西Made in China。你能找到美国生产的耐克鞋？开玩笑，那得多少钱一双？工人一年五六万美元，他做鞋多少钱一双，工厂得卖多少钱才够给工人开工资？咱中国劳动力极其便宜，几乎跟不要钱一样。倒退一百年，连那三块多钱你也没地儿挣去。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俄、德、法强迫小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友谊吗？不是，俄国想把中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它想要却被小日本给弄走了，俄国绝不答应。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跟着抗议。德国想占山东，也不愿意辽东变成日本领土，所以三国抗议。日本一看国库就剩耗子屎了，没法跟强国作战，那行，辽东我就不要了，但是给我钱，3000万两银子。俄国说我有功吧，我给你要回辽东，旅顺、大连归我了，强租25年，把辽东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结果老毛子不争气，十年后日俄战争战败，小日本又把这地儿给弄回来了，等于我们白花了3000万两银子，兜一圈，最后这地儿还是小日本的。九一八事变后更彻底，不光是辽东半岛，大清龙兴之地、太祖太宗陵寝所在，都成日本领土了，要是我们要不回来，扫墓得申请签证，给祖宗上坟去不了，可怜。

　　清政府无能，台湾人民有种，台湾人民自发进行了保卫战，前后五个多月大小百余仗，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比甲午战争当中清军打死打伤的日军都多。日军主力部队近卫师团有一半被消灭，近卫师团和日本的二、三、五、六师团，并称日军的五大主力。近卫师团在这一仗被消灭了近一半，以后历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出动过，只保卫皇宫。近卫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明治天皇的叔叔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被击毙，第一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也被击毙，近卫师团死了一个中将师团长、一个少将旅团长，这个师团长还是皇叔刘玄德一样的人物。但可惜没能保住台湾。

第6节 老佛爷掐断了变法的路

　　维新人士十大论条

　　甲午战争中国损失太大，面子上也过不去，梁启超先生讲：“华夏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这一仗可把中国人打醒了。我们为什么败给小日本，有人开始琢磨，因为我们的变革没有触及根本，小日本除了人种不能变，其他全变了，完全西化。咱们是弄一点皮毛，“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得，现在火器跟人家一样了，还干不过人家，而且干的还不是欧洲，是它的学生日本，跟老师打就更打不过了。这样一来，中国人认识到，制度也得变革，所以才有了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被破坏，大量的劳动力市场涌现，朝廷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政策——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改变，与世界潮流接轨，资产阶级活跃异常。

　　19世纪60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出现早期维新思想。王韬、郑观应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文化上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政治上实现君主立宪，突破了洋务运动的思想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只是就事论事。

　　有行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位，他们的思想为变法做了理论准备，主要行动是：

　　第一，开办学堂，即广州的万木草堂。万木草堂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涉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

　　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其中的内容仍然没有脱离封建教育，但他的目的则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发愤图强。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泰西哲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等；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

　　这些课程，虽然还是以传统的学术为主干，但与当时专学八股、帖括词章的传统学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体育方面，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康有为编着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宣传今文经说，鼓吹变法维新。起初学生不满20人，后增至100多人，培养出了一批着名的维新变法人才，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1894年，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学堂一度停办。1896年后又有短期讲学活动。由于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承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

　　第二，康有为把西方政治资本主义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奠定了资本主义维新派进行变法的理论基础。

　　第三，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指明变法有四条途径：“其一，像日本，自变；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主张学习日本，迅速变法，避免印度、波兰那样亡国的命运。

　　第四，发动“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1895年，李鸿章跟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签完字之后需要两国的皇帝批准，加盖玉玺，用玺之后才能生效，当时日本给的期限是10天。消息传来，康有为正好在北京参加会试，联络各省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给皇帝上书，康有为在北京南城杨椒山祠写就的上书里说：“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听说日本要赔两亿，我们上至老佛爷，下至小百姓，勒紧裤腰带三年不吃才能给它。要是向洋人借钱，不晓得几时能还清，这是死路一条。要是这两万万自个儿花多爽，你赔它干吗？所以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

　　拒和就是拒不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提议迁都到西安去，那个地方离大海远，周秦汉唐历代兴王之地，小日本登陆一定到不了那儿。练兵，练20万精兵，拿2亿两银子练兵、买武器，跟小日本再决一死战。变法，“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康有为引经据典，说《易经》里头说了：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也说了，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要是祖宗的法不能变的话，那么世祖何尝没有变太宗皇帝的法？要是用八贝勒的旧法治天下，那我清朝怎能够长治久安呢？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到最后亡国，与变法而使宗庙得以继续，孰轻孰重，孰得孰失，皇上必能分辨的。康有为用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的例子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这一封上书，皇上是看不到的。朝廷的法度是京官四品以上，地方官三品以上，才有权上折子。否则全国那么多官员，人人给皇上上折子，皇上不得看吐血？清朝每一代皇帝有这种专折奏事权的官员就300多个人，300多人一天给皇上上一折子，300多份折子皇上从早看到晚，你老百姓上折子那不可能。通政使司衙门拒绝代奏，所以皇上没看到。但是此文在报纸上一发表，康、梁火了，成了知识分子的偶像，一夜爆红，名震天下。

　　第五，创办《中外纪闻》。《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登载一些格致有用的书，探讨万国强弱的原因，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后来，这份刊物成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期刊，其前身是《万国公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编，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该报的出版使广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渐知新法的好处，为改良派政治团体的建立和改良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格致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命题，指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

　　汪大燮（1860-1929），原名尧俞，字伯唐，原籍安徽黟县，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后考入总理衙门章京，以明敏谨慎着称。辛丑和议时，沙俄妄图在山东享受特别权利，汪上书陈述利害，被清廷采纳，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1914年，汪任教育总长，明言废除“中医”之举，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掀起废中医之议。1917年，汪任代理国务总理。同孙宝琪、钱能训合称“三老”。晚年致力于红十字会慈善事业。

　　第六，成立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或译书局。入会者众多。袁世凯曾捐银入会。帝师李鸿藻、翁同龢等予以支持。李鸿章也愿捐银2000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不好，遭到拒绝。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强学会。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立即南下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倡导维新变法。强学会之后，各地也纷纷组织会社，有湖北质学会、广州圣学会、湖南南学会、广东粤学会、苏州苏学会、陕西味经学会，上海有不缠足会、农学会、译书会、蒙学会等。强学会已具有现代政党的雏形。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积极投入山东、山西的救灾活动，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在上层人士中间，曾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他主持广学会达25年，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通过译介西学，出版刊物，李提摩太影响了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他参与了戊戌变法，被维新派视为精神导师。李提摩太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