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通判，就是州里有什么事，地方长官都要与通判共同商量、决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属，其职权范围与地方官相同。凡州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务，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发布公文，还需知州与通判“联署”；知州处置公务，也必须与通判协商，因而通判又称“监州”。

　　这样看来，宋朝掌管地方事务的领导是有两位，虽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权力却一样，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应，那这事就没办法解决。试想，如果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两位领导做出决断，但两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要是再时不时地喊着“我是监州，皇上让我监督你”，这得耽误多少事情啊！

　　然而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你才能够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使得所有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职时间上，规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也非常严格。例如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可赵匡胤却不允许，下诏让百姓们回去；百姓们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这种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对赵普的一段话里道出其中玄机：“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看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你愿意贪你就贪，只要你不造反。可见他自己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赵匡胤除了对中央、地方政权的完全掌控外，对于法律判决权也不放过。由于五代藩镇跋扈，以致不顾法律而随意杀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下令，各州判决的死刑必须由刑部进行复审，并且还恢复了县尉，由县尉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匡胤明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规旧习，任命科举出仕的文官来断案，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死刑要报请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杀了人，判死刑，须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当然一般不会被驳回，准能够核准，但是一定要把死刑报给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亲自批准。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笔将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准，又称“勾决”或“勾到”。勾决咨文下达便可执行死刑。勾一个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给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请皇上恩准。皇上说这家伙太坏，勾了，但大臣还是每一个人要请求三回，别杀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实也就做个样子。因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时，还有就是“制其钱谷”。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尝到了手握军权所带来的甜头，但他也深深明白军队除了将领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钱、粮支撑，试想如果没有军饷，哪个士兵愿意为皇帝在战场上厮杀呢？之所以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是因为藩镇节度使掌管地方钱、粮，并以此来招兵买马。因此赵匡胤觉得要防止藩镇割据现象再次出现，就要从地方的钱、粮下手，从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极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财权。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颁布政令规定，每年各州赋税收入，除度支经费外，其余“悉辇送京师”。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上缴朝廷。随着政权机构建设的逐渐完善，地方财权通过路一级的转运使、州一级的通判、县一级的主簿，最终统归中央。赵匡胤还派京官监督各地场务，场务就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他们制定条禁，整齐文簿，将有关税收直接纳入国家财政，税收与地方官再无关系。这些措施无异于釜底抽薪，将准备养兵自大的本钱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里。

　　中央则以三司总掌财政，号称“计省”，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部。三司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执，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这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仅收缴了地方的财权，还限制藩镇享有的商业特权，严禁官员买卖货物，更不允许将经商当成第二职业，利用官职之便赚取外快。由于“外州无守财”，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国财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不过，宋朝还是很可爱的王朝。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来临了，只要不造反，干吗都行。汉唐很可敬，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活在那样的朝代很惨。明清就更崩溃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种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恶，反衬出了宋朝的可爱。

　　宋朝的财政总收入很吓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丑条约》那会儿，清朝的财政收入才赶上南宋。你想两宋那富裕到什么程度，都是重商主义发展的，特有钱。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给灭掉了，咱中国早就按部就班发展到近代社会了，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太祖皇帝有遗训，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宫中的一个秘殿里面，每一个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变”后，人们才知道碑上刻的内容：

　　第一条，不得杀害柴氏子孙，咱的江山是从柴家抢来的。这要搁在别人，我从柴家抢了江山，我得把柴家连根刨。宋朝却规定不得伤害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何况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浒传》里面有个逼上梁山的柴家后人，小霸王柴进，那个是虚构的，不能算。

　　第二条，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事者无罪。在宋朝你只要是读书人就没有死罪。文官没有被判死刑的。这一没有死罪，你说贪污怎么办？杀还是不杀？祖宗家法是不许杀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种侮辱，还不如杀了。皇上说那只能无罪释放了，一件快意事儿我也做不得。宰相说这种快意事儿你不做也罢。

　　不能杀士大夫，士大夫给皇上写信说事，无罪。宋朝文官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此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低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

　　总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宰相的工资一年差不多折合今天三百万人民币，是当时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总收入，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贪污呢，那三百万是小头，大头在后边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员，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们知道的寇准、欧阳修，这帮人都特讲排场，到了可劲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换了你也是一样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识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强大，所以才会有空去研究理学，去写宋词，这个宋词和唐诗的风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中国古代，对于皇帝身边的人来说，不论你是谁，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可对于宋代的文官，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宋朝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识分子有钱，皇帝可够惨。宋朝皇帝惨到都没钱给自己修坟的份上。皇陵特别简陋，在河南巩县，跟汉唐那种跨山连谷的皇陵没法比，跟明清也没法比。别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开始修坟，皇上不死这坟不能修完，不能说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儿成。皇上活着的时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着不能修坟，皇上死了之后七个月内必须完工，只要别豆腐渣，尽快干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尸体都烂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简陋。

　　祖训的第三条是不加田赋。当然这一点就没做好，要是不加田赋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况他们还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这么一来，朝内朝外和地方上的权、兵、钱全都没了，中央集权得到大大加强。

　　藩镇割据的基本铲除，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强干弱枝又把地方都给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乱，宋朝以后确实没再发生过关于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儿，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但官员冗滥，财政开支庞大，又是伴随而来的弊端。官员冗滥到什么程度？前面说了，枢密使虽然管军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变成三省五部呀，兵部还是有的。三司使管财政，户部也还是在的。如此一来兵部和枢密使，户部和三司使的机构就重叠了嘛，重叠就会产生扯皮呗。这事是你干还是我干，所以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于北宋朝廷厚待士人，这帮大爷脾气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们，官员冗滥造成机构重叠，还不好处理。

　　再有一个毛病，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了。当兵的脸上刺字，当官的昨天晚上才开始看《孙子兵法》，你想想天亮了这仗怎么打？

　　要说财政困难，积贫积弱，它并不是真的贫，真的弱。它有钱，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王朝，只不过这钱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说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语类》中朱熹总结道：“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就说啊，你什么都收了，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的军事力量薄弱，没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后被外族一打就垮。

　　北宋灭亡，就是因为这些看起来可以巩固江山的政策。

　　想当官？努力读书吧

　　相对于唐朝，宋朝选拔官吏的方法有所变动，科举制度得到了发展。

　　考试分作乡试、省试、殿试三级。

　　省试就是后来的会试。有些外行的书写成会考，高中毕业才会考呢。这些书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考，康有为哪个中学的，高三几班的？后来，科举又分为院试、乡试、会试，会试就是省试和殿试。院试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没中就是童生，古代没有毕业那一说。

　　小孩五六岁进学，进学之后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岁考上就是神童，不过你七十岁考上也可以，范进不是五十多岁才考上举人的吗？老考老不上，老没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为什么造反？就是他考了好几次秀才都没考上。你想他那学问要能考上有天理吗？他没考上说明大清不腐败，他就是考不上，搁哪个朝都考不上，从十八岁考到三十多都没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院试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参加乡试。乡试在省城举行，中试的统称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这边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参加会试。三年一次由礼部主试，中试的都叫贡士。贡士的第一名叫会元，不是汇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没被淘汰，中了贡士，于是你就可以去参加殿试。所有的贡士去参加殿士肯定都能中，只不过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状元，然后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上榜人数若干。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上榜人数也是若干。

　　你如果乡试以上的三次考试全中第一，就叫连中三元。干吗不连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两毛五分？它不是连续中奖可以兑换三元牛奶的意思，三元的意思是解元、会元、状元。科举制1300多年，连中三元的只有明朝的商辂等极少数人。这些哥们儿一人能连中三元，实在太难了，哪儿那么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后拿了状元，但前面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场还有状态问题和发挥问题嘛。所以连中三元的哥们儿很了不起。

　　殿试的录取权由皇帝掌握，所以进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门生。

　　以前是高官主试，高官决定录取，这帮新科进士一旦被录取就对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结成朋党。你们都是我录取的，你们就是我的门生嘛，所以都得听我的。现在不一样，录取权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结党去吧，不碍事。

　　明清两朝殿试多在保和殿，尤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真是亲自出题，亲自监考。那考试从早晨起来一直考到天黑，点着蜡接茬考，皇上也跟那儿坐着监考。到后来有的皇上，像咸丰，就到考场转悠一下，说声“同志们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举实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们现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性别都挡上，严格保密。到了明清还得誊卷，考官看不到你的亲笔卷子，由十个中书舍人给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笔迹全都一样，以免万一我的学生我认识他字迹，就给个高分。当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

　　在录取名额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别是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录取的进士超过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录三四十个，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录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难，全国好几千万人，读书的就算有几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几百万，三年一考录取那么几百人，很难办。结果宋太宗在位的时候老开恩科，今年我生了一个胖儿子，我高兴，今年科举开恩科。明年我又生一个，再开。后年娶一个小媳妇挺好，接着开。再后年我们家那树上长灵芝了，他老有事儿。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寿的时候，今年不应该科举，但我整寿，就开一个恩科。比如公元1894年本不应科举，但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就开了恩科。这就为各阶层读书人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举，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农民都可以去参加科举，商人子弟也可以参加。只有犯人的孩子和娼优的孩子不行。

　　过去小孩念私塾，老师教你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说的是读书就能科举当官，读书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还能造反吗？所以真宗皇帝御制《劝学篇》，劝士子们“六经勤向窗前读”。你干吗要读书呢？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你只要念书，什么玩意儿都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马簇。

　　今天也一样，也是“六经勤向窗前读”。英、语、数、理、化、生、史、地、政，改成这些科目。你要连大学都没上，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货的吧。大学没毕业工作都找不着。读大学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马簇。不读，铁皮屋、柴火妞、棒子面、自行车。

　　赵匡胤将文人摆到了国家统治这个金字塔的顶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显赫尊崇是历代都不曾有过的。宋代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础是科举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