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的基本铲除维护了统一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强干弱枝又把地方都给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乱”，宋朝以后确实没再发生过关于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儿，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但是官员冗滥，财政开支庞大，又是伴随而来的弊端。官员冗滥到什么程度？前面说了，枢密使虽然管军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变成三省五部呀，兵部还是有的。三司使管财政，户部也还是在的。如此一来兵部和枢密使，户部和三司使的机构就重叠了嘛，重叠就会产生扯皮呗。这事是你干还是我干，所以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于北宋朝廷厚待士人，这帮大爷脾气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们，惯得这个毛病，官员冗滥造成机构重叠了，还不好处理。
　　再有一个毛病，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了。当兵的脸上刺字，当官的昨天晚上才开始看《孙子兵法》，你想想天亮这仗怎么打。
　　要说地方财政困难，积贫积弱。它并不是真的贫，真的弱。他有钱，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王朝，只不过这钱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说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语类》中朱熹总结的“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就说了，你什么都收了，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的军事力量薄弱，没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后被外族一打就垮。北宋的灭亡，就是因为上面那些看起来可以巩固江山的政策。
　　进化科举制
　　相对于唐朝，宋朝选拔官吏的方法有所变动，科举制度得到了发展。
　　考试分作乡试、省试、殿试三级。
　　省试就是后来的会试。有些外行的书写成会考，高中毕业才会考呢。它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考，康有为哪个中学的，康有为高二几班的？后来，他又分为院试、乡试、会试，会试就是省试和殿试。院试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没中就是童生，古代没有毕业那一说。小孩五六岁进学，进学之后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岁考上就是神童，不过您七十考上也可以，范进不是五十多岁才考上秀才吗？老考老不上，老没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为什么造反，就是他考了一辈子秀才都没考上。你想他那学问要能考上有天理吗？他没考上说明大清不腐败，他就是考不上，搁哪个朝都考不上，从十八岁考到三十多都没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院试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参加乡试。乡试在省城举行，中试的统称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这边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参加会试。三年一次由礼部主试，中试的都叫贡士。贡士的第一名叫会元，不是汇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没淘汰，中了贡士，于是你就可以去参加殿试。所有的贡士去参加殿试肯定都能中，只不过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等叫甲赐进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状元，然后榜眼、探花。第二等叫甲赐进士出身，上榜人数若干。第三等叫甲赐同进士出身，上榜人数也是若干，就这么三等。
　　你要乡试以上的三次考试全中，就叫连中三元。中国的一个成语叫连中三元，干吗不连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两毛五分，它不是连续中奖可以兑换三元牛奶的意思，它三元的意思是解元、会元、状元。科举制1300多年，连中三元的只有明朝的商辂。只有哥们儿一人能连中三元，因为这太难了，哪那么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后拿了状元，但前面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场还有状态问题和发挥问题嘛。所以连中三元这哥们儿很了不起。
　　殿试的录取权由皇帝掌握，所以进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门生。
　　以前是高官主试，高官决定录取，这帮新科进士一旦被录取就对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结成朋党。你们都是我录取的，你们就是我的门生嘛，所以都得听我的。现在不一样，录取权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结党去吧，不碍事。
　　明清两朝殿试在保和殿，尤其清朝那些康熙爷什么的，那真是亲自出题，亲自监考。那考试一考，早晨起来一直考到天黑，点着蜡接茬考，皇上也跟那坐着监考。到后来有的皇上像咸丰，到考场转悠一下，说声同志们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举实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们现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性别都挡上，严格保密。到了明清还得“誊卷”，考官看不到你的亲笔卷子，他是由十个中书舍人给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笔迹全都一样，以免万一我的学生我认识他字迹，就给个高分。当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了。
　　在录取名额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别是宋太宗他在位20年，录取的进士超过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录三四十个，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录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难，全国好几千万人，读书的就算有几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几百万，三年一考录取那么几百人，很难办。结果宋太宗在位的时候老开恩科，今年我生了一个胖儿子，我高兴，今年科举开恩科。明年我又生一个，再开。后年娶一个小媳妇挺好，接着开，再后年我们家那树上长灵芝了，他老有事儿。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寿的时候，今年不应该科举，但我整寿，就开一个恩科。1894年没有科举，但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就开了恩科。这就为各阶层读书人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举，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农民都可以去参加科举，商人子弟也可以参加。只有犯人的孩子和娼优的孩子不行。过去小孩念私塾，“朝为田舍郎，老师教你念：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说的是读书就能科举当官，读书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还能造反吗。所以真宗皇帝御制《劝学篇》劝士子们六经勤向窗前读。你干吗要读书呢？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你只要念书，什么玩意儿都有：黄金屋、颜如玉、车马簇、千钟粟。
　　今天也一样，也是六经勤向窗前读。英语、数、理、化、生、史、地、政，正好六个。你连大学都没上，你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货的。大学没毕业工作都找不着。你读大学的，黄金屋、颜如玉、车马簇、千钟粟。不读，铁皮屋、柴禾妞、棒子面、自行车。
　　宋朝的科举制等于是扩大了政权基础，这么多个人都让你给吸入到朝廷里来。但是官本来就够多了，你还把这么多人都招来，招来你就得让他做官。做官你就得给他钱，北宋的知识分子待遇那么优厚，给钱还不能给少。所以造成一个结果，冗员，官吏多而杂，这帮人就更不地道了。


4.多余的官兵多余的开销
　　“饿”向胆边生
　　到了北宋初年中期，发生了很严重的社会危机。
　　唐以后田制不立，没人管了，百姓有多少地就给国家交多少税，没地的就甭交了。而到了宋，北宋太祖皇帝是高干子弟出身，他当上的皇帝是因为趁着人家孤儿寡妇篡的权嘛，所以他不了解民间疾苦，他也没见过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所以北宋还是不给老百姓分地。
　　特别是北宋皇帝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宋太宗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尓。”有钱的人越多越好，正因为有钱的人多了，国家可以征税呀。你说的那是美国，美国的个人所得税60%是年收入十万美元以上的这些个大款们交的。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阶层交的，你说让那公司老总交个人所得税，他交什么呀？他把自己工资定到1600，不够交税标准。你那飞机头等舱你月工资1600买得起吗？他肯定花什么钱都走公司账，我月薪1600，不交个人所得税。这在国外是非法的，比尔盖茨每月工资400美元，你信吗？
　　为富者不仁，所以中国不可能指着有钱人为国家出力，北宋也这样。造成的第一个社会危机就是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差距越来越大。“富人有弥望之田，穷人无立锥之地，”到了这种地步国家还不管，你不管这个贫富矛盾，最后矛盾就指向了政府。
　　第二，百姓被地主剥削得饥肠辘辘，就得被逼造反。农民没得吃那行吗？他肯定反抗。
　　第三，冗官、冗兵、冗费，三冗。冗官就是养的这官太多没用。冗兵，北宋养兵的目的是为防止内患，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我养兵的目的就是让你别叛乱，有叛民而无叛兵。结果每逢荒年政府都派人到灾区去募饥民当兵。那你这个部队等于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兵全是饥民构成的。过去有这么一个口号叫“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我一竖旗就有人来，吃粮。不是来保家卫国的，要吃不着粮，就哗变了。
　　所以北宋的军队爱哗变，你想他能吃得着粮吗？长官怎么着都得克扣军饷吧。你看他长官坐着奔驰600，你自行车也没有，长官一顿饭鲍参翅肚，你煎饼果子吃不起，于是这帮人就哗变了。岳家军为什么后来打仗那么棒，“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掠抢。”老百姓就支持人民子弟兵嘛。北宋别的军队老百姓不支持他，觉得他比金军、辽军还混蛋，就会抢老百姓。见着老百姓如狼似虎，见着敌人就耗子见猫那种感觉，御敌无方，扰民有术，这部队哪行。冗费就好理解了，你80%的钱花在养官，这就叫冗费。


5.王安石死磕
　　搜刮有钱人
　　于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北宋一共九个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变法有三方面。
　　第一，理财措施。理财措施核心是这么一句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要增加国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主意，国家又要拿钱，这摆明了就是从有钱人身上下刀子。所以他这个改革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也属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分两次贷款给农民，收成后加息20%还官，免受高利贷盘剥，增加政府收入。相对于现在来说，20%利息太高了，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只能向高利贷和地主借，那就是 200%的利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一句话就把官僚地主搞惨了，这些人想盘剥百姓没法盘剥了。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减轻农民差役负担，保证生产时间。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再次，农田水利法。复次，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户的多少肥瘠收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后，市易法，政府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大商人控制市场，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现在等于是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增加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以免你积压仓库，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然后政府挣四百对吧。但如果商人卖，他可能卖八百，九百，一千。因此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政府得到了钱，老百姓物价也能够便宜点，然后商人吃亏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整体的理财措施都体现着这个思想核心“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短暂的变法
　　变法第二是军事措施。
　　首先，保甲法。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后改为五家）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然后你们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兵，平时种田，战时编入军队抵御辽夏进攻，减少军队开支。这种兵实际上叫民兵，是保卫本乡本土的，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因为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形打过来了，我躲着。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一出国，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没有说你中国我也中国的，组织的也是北京同乡会，不是中国同乡会，缺乏国家概念。所以这民兵非常适合，你保卫的是你媳妇，你家乡。
　　将兵法。禁军驻地固定，然后固定地将官加以训练，充实边防。
　　变法第三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举，废明经，设明法。明经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没用。整顿太学，使学校成为为变法造舆论，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过变法，一定程度地扭转了社会危机。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危害百姓。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司马光当政，就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个，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废除了。
　　好心办坏事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压力很大呀。因为咱们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他就顶着雷，压力很大。他明确地表示说我这个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过的这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因为你王安石变法，你看地震了，7.9级，属于天变。王安石说我不相信，我接着变，弄个8.3级我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所以这三条宗旨一来，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一往无前，往难听里说就这老哥太愣了。你谁都不怕，天、祖宗，就没人能管得了你了，那往往他的事就容易走向极端。这时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装支持。我求官，为了求官我假装说我重视新法，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太少，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当官之后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明明那青苗法应该是20%吧，我收30%的利息。提举使以多散为功。我多收。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我才借给他们，现在是我逼着你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还不上，富户为穷人作担保。你们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还不上我找你要。最后那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连地主都跑了。“君子喻于义，孔圣人曾经曰过， 小人喻于利。”所以这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逐利。《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人家不轻离别没法养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轻离别”，而你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国呢？
　　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你当官了，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我当了市长，我们家人要开公司，你能竞争过我吗？你一点辙没有。所以官不能干这个，不能与民争利。而王安石他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那么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他也算呀，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后来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那个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他确实存在这些问题。王安石变法之后，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新党和旧党。新党上来就打旧党，旧党上来就打新党，党同伐异，这样的结果就使得北宋大臣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也是后来造成他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为什么在教科书上给无限拔高，因为我们误读了列宁的选集。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的改革家，列宁这么说，其实是括弧里边的一个注解：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其实没有给王安石这么高的评价，列宁是为了向俄国人介绍谁是王安石，说明王安石的身份，才说他是中国的一个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