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把维里科夫斯基和参议员麦卡锡（Senator McCathy）相比较，后者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在政府机构里寻找苏联间谍。这个比较暗示着维里科夫斯基的俄国血统，这更是毫无必要而且相当奇怪的。

　　沙普利的这些愤怒的行为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碰撞中的世界》出版于1950年的4月，立即就冲到了畅销榜的顶端。沙普利不可能像中世纪的教会威胁伽利略和其他人的那样，威胁要烧死维里科夫斯基，但是科学——本来应该是公正和开明的——很快就证明它就和最狂热的宗教组织一样独断专横，因为沙普利已经开始宣称他们有能力打击报复这些“变节者”。

　　第一波的攻击瞄准的是戈登阿特沃特（Gordon Atwater）——海登天文馆的馆长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天文学中心的主席。在被要求承认他对维里科夫斯基的忠诚时，阿特沃特非常英勇地回答道：“这种科学必须要用非传统的冷静和虚心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他的这一答复招来了他的一个同事和他的老板的指责，他们冲进他的办公室，他的同事当面和他争吵，他的老板则立马宣布开除他，并要求他马上清理好他的办公室。

　　最后我们得知，沙普利，正是博物馆董事会的董事之一。

　　除了笼罩着海登博物馆的“可怕恐怖和恐慌”之外，《一周要闻》杂志也迫于压力取消了一篇原定发表的阿特沃特的论文。这一努力成功以后，沙普利开始专注于将关于《碰撞中的世界》的正面书评替换成他的朋友们写的书评，这种策略首次运用于《先驱导报》，然后蔓延到了全国其他的杂志。但是据我们所知，很少有天文学家愿意写评论来指责维里科夫斯基是骗子、是疯子，是对文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

　　在经过七个星期的连续攻击后，麦克米兰的总裁布勒特认输了，他向维里科夫斯基要求停止麦克米兰和他的合同，因为麦克米兰四分之三的生意，都是来自于出版教材，而这全部面临着危机。

　　维里科夫斯基欣然同意了这一要求，并将合同转到了更加大众化的道布尔戴出版公司，这一次他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同时出版了他的其他六部著作。麦克米兰公司以为自己所遭受到的惩罚马上就要结束了，但当《纽约时报》发表了关于这件事的难以容忍的详细报道后，他们才发现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根本无惧于媒体对这件事的负面报道，沙普利得寸进尺的进一步要求麦克米兰公司“忏悔”，于是詹姆斯普特纳姆的上司，在辛辛苦苦地为公司工作了二十五年之久后被开除了。

　　记者们，在目睹了沙普利等人严重损害了美国出版行业的自由后，试图为沙普利的动机和行为找出原因。讽刺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也已经身不由己的加入到了这个攻击当中，成为了这个号称要将人性从真正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科学团体的蝎子尾巴。比如《纽约客》的文学评论专栏，没有任何幽默感地宣称，《碰撞中的世界》是一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可悲的、不详的、迷信的书”。

　　还有一些评论称这本书是“预言、无知、占卜师”混合成的空话，是伪科学，只有一半是真的，或者，更重要的，“完全的废话”。这些杂志所使用的形容词可谓多姿多彩。“自从哈森普菲尔船长被报导说他带着一船的地铁和自流水井进入了纽约港，P·T·巴纳姆1的名人馆再没有过这么好的候选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自从印刷机发明以来无聊、愚蠢的思想的最无耻的合集”（《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维里科夫斯基应该被指责，他竟然没有把以下的故事放入他的著作中：“棉尾兔的传说和小母鸡潘妮、胖矮人，或者是保罗班杨，以及他的蓝色的斧头3，宝贝！”（《多伦多环球邮报》）；“一本不负责任类出版物的光辉典范”（《星期六文学评论》）。

　　为了夺得优秀的科学舆论的称号，那些“认真”的科学仆人们频繁地使用着不是那么科学的艺术写作手法，因为他们都同样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形容词和毫无意义的论点，其中的大多数语言都是很糟糕的。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组织了一个关于出版有责任感的出版物的小组讨论，当然，这是由哈洛沙普利发起的。在这个讨论会上，麦克米兰的代表坦诚了他们的罪孽，乞求得到宽恕。AAAS的这个会议与科学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更多的作用是保证所有的科学组织都能够看到他们是怎么处罚那些敢于与主流科学对着干的人。

　　对维里科夫斯基的反应是正常的对待科学和宗教的“叛变者”的反应，比如在望远镜的时代，那些无法证明一个爆炸产生了物质的愚蠢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的科学从业人员，都会被取消掉他们的资格。同样的，持有相同立场的杂志都拒绝打印任何批评主流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只要被认为是超出了限制领域的任何知识全都是不能出版的。

　　大肆向公众传播实证主义的科学已经是很难容忍的了，但是他们最新的策略则是尽量避免出现像维里科夫斯基这样的不能容忍的例子，所以简单而粗暴的宣称那些所有可能产生矛盾思想的领域全都已经成了定论，不用再讨论了。“我们距离其他星球的距离，”他们说道，“已经测量过了，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所以我们应该讨论更加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测量在大角星的另一边的那个黑洞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

　　维里科夫斯基面对这些攻击，调整了齿轮，开始玩起了实证主义科学的游戏。他根据他的理论得出了几个预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木星会发出无线电信号（后来，这个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他还预言金星上的温度非常高，他所推测的温度后来也被证实为金星的真实温度。这些都是对实证主义科学团体的嘲弄。为了掩盖实证主义的科学对金星的发现落后于维里科夫斯基的理论，在NASA开始金星探测计划之前，卡尔萨根被允许写了一篇先发制人的文章。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奏效，在60年代时，太空计划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的注意，维里科夫斯基就变得流行起来。

　　因此，70年代初期，AAAS又开始了一次周期性的“驱魔行动”，他们组织了一场号称“客观公正”的讨论会，名字叫做“维里科夫斯基对科学的挑战”。这次讨论会，维里科夫斯基非常天真的出席了。会议的主席是萨根，虽然并不是他所策划的这次会议，但他裁决维里科夫斯基在各个方面都是错误的。会议的结论是：维里科夫斯基是个文人，他所说的任何东西都是非科学的。他的预言，尽管是正确的，但是同样是非“科学的”。这种伎俩会继续使用下去，直到主流科学的终结。让我们看看当下对人工智能设计的讨论吧。

-----原始人的高科技：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我们曾经知晓的秘密？（1）

弗兰克·约瑟夫
　　德瑞克J德索拉普赖斯（Derek J。 de Solla Price）1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震撼，当他正在清洗的一块人工制品终于将它的真实身份显露在他面前时。那个谜一样的东西躺在雅典博物馆里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它是在1900年复活节前后从地中海东部的120英尺海底里被打捞上来的。这个东西是由伊利萨斯达迪阿托斯（Elias Stadiatos）发现的，他是一个采集海绵的潜水师，当时正在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小岛安提基瑟拉（Antikythera）的海岸上工作，他发现了一艘古罗马失事船只的一部分，这艘船里还载着其他年代的物品，据测定大约是在公元前80年失事的。


　　1902年5月17号，希腊考古学家瓦莱诺斯斯特阿伊斯（Valerios Stais）在检查这艘船只时，他发现了一个齿轮状的东西镶嵌在一块看上去像是岩石的东西里。实际上，那是一个已经严重硬化、并且被腐蚀得非常严重的机器的三个主要部分，以及它的很多小的组成部分。


　　他把它叫做安提基瑟拉装置，在其后的四十九年里它始终是个秘密。直到耶鲁大学的科学史教授普赖斯发现了它的真实身份：它是一台机械模拟式计算机，它的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


　　“那就像是在图坦卡蒙法老墓里发现一台涡轮式发动机一样，”普赖斯在发表在《美国科学》1959年6月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一台古希腊的计算机。”他指出安提基瑟拉装置所使用的是非常复杂的差动齿轮技术，到了公元16世纪中期这种技术才又被重新发明出来。它能够计算月球运转的周期，通过在月球运行所产生的效应中减去太阳运行所产生的效应，从而计算出行星和恒星的运动轨迹。这样的功能使得它比16世纪的差动齿轮都要先进得多，像是进入了太空时代。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多次检测后，这台先进机器的功能逐渐显露了出来。当把过去或者未来的日期输入它的曲柄后，它能计算出那个时候太阳的位置、月亮的位置，或者告诉我们其他天文学的信息，比如其他星球的位置等。差动齿轮的运用可以使这台机器能够加减角速度2。它前面的刻度盘可以通过以埃及日历为基础的黄道十二宫图显示出每年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过程。它前部后方的刻度盘显示了一个四十年的周期，相邻的刻度盘则显示了相等的235个月的默冬1日历，这基本等同于十九个阳历太阳年。低一点的刻度盘显示了一个单月的运行日期，同时伴随着一个辅助刻度盘显示了阴历的十二个月。


　　安提基瑟拉装置的主体由青铜做成，外部配以木质的框架。它有13英寸高，6。75英寸宽，但是只有3。5英寸厚，上面还刻有两千多个字。其中大多数的文字已经模糊了，所以完整的翻译还在继续研究当中。这台复杂的机器目前存放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青铜收藏馆里，但是美国的游客们可以在蒙大拿博兹曼的美国国家计算机博物馆里看到它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复原品。


　　安提基瑟拉装置本来的用途应该是作为一件非常实用的航海工具，帮助罗马货船成功地完成从希腊跨越大西洋到美国的路程，这比哥伦比亚要早了十五个世纪。再者，毫无疑问的，安提基瑟拉装置并不是第一件类似的工具，它的产生应该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不断发展，远比它在公元前80年沉没于地中海里要早得多。


　　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曾经写道：马赛琉斯（Marcellus）领事从被占领的锡拉库扎城带了两个仪器回到罗马。其中一个仪器在一个球上画上了宇宙的地图，另一个仪器则用来预测太阳、月亮、行星的运行状况。他的描述很像安提基瑟拉装置，更有趣的是，锡拉库扎刚好就是阿基米德抗击罗马侵略的地方。这个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天才曾经用一排镜子将阳光反射到敌人的船上，导致了他们起火燃烧。虽然现代的怀疑主义者们认为这个故事纯属传说，但是麻省理工的一组人员经过研究得出结论：阿基米德的这一军事行为的确是可行的。已经逝去的漫长的时间消除掉了阿基米德的原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痕迹，像安提基瑟拉装置这样的发现非常罕见。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原始时期的科学技术比今天的主流科学家们想让我们相信的程度要发达得多。
　　在我们的祖先使用的所有先进技术当中，最让人惊讶，同时也得到了最有效的证明的是——潜水艇。关于潜水艇的微弱的记忆一致持续到了中世纪，但是以中世纪的普遍观点来看，这都是不可想象的。十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语手稿叫做《亚历山大的真实历史》（La Vrai Histoire d‘Alexandre），这本书描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乘坐一个“玻璃桶”完成的航行，那个玻璃桶让他在他自己的舰队眼皮底下，从希腊的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而丝毫没被发现，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32年。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对这个潜水艇的表现非常满意，他下令要为他的海军大量生产。如果《亚历山大的真实历史》是我们关于这个故事的唯一来源，那么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就是个中世纪的幻想故事。但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也曾经在一本书里记载过，在抗击泰罗斯的战役里，希腊海军在同一年使用了“可以潜入水中的房子”。当这个潜水艇被偷偷的放置到水下后，它成功地阻碍了对方的进攻。


　　在薛西斯一世1进攻欧洲的时候，一个名叫西斯里斯（Scyllis）的希腊战士，在夜间从波斯国王的舰队中浮出，用刀在码头系船处切断了各个船只。西斯里斯的“潜水艇”使用了一根导管，这个导管是一个中空的、可以呼吸的管子，它仅仅露了一个头在水面上。在搅乱了敌人的舰队后，西斯里斯又航行了九英里回到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在那里他和其他希腊同伴们汇合。类似的行动也被其他一些古典时期最优秀的学者们记述过，比如希罗多德（公元前460）和老普林尼2（公元77）。


　　在公元前200年时，中国的史学著作记载了一个类似潜水艇的机器的活动，这个机器成功地将一个人带到了海底，又将他带回到了海面上。


　　虽然我们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过原始的潜水艇，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器给了我们充足的证据去证明原始科学技术远比我们知道的更为先进。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加州大学验光学院的杰伊伊诺克（Jay Enoch）和密苏里大学验光学院的瓦苏迪万拉克什米拉瑞亚南（Vasudevan
Lakshminaryanan）考察了一个早期王朝的人体雕像上用石英晶体做成的眼睛。他们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一是这座埃及第四王朝时期制作的拉赫特普王子塑像的石英晶体眼睛那复杂精致的结构；二是一座来自埃及塞加拉第五王朝时期的墓穴的一个抄写员塑像，科学家们正试图用现代光学技术来重塑后者。复制者们发现这些古埃及的晶体切割术对他们来说都太高级了。伊诺克和拉克什米拉瑞亚南得出结论：“古埃及人用石英晶体来重新塑造人类的眼部结构，它的表面的美和它的复杂精巧的技术，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晶体了，虽然这就已经够古老了，都是4600年前的事。”


　　他们的发现在经过近三十年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后，终于在2001年出版了。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名为《澳大利亚的黎明》的杂志中写道：“我发现的最早的晶体是水晶的，属于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第四王朝。它们是在开罗博物馆里发现的，另外有两块是在巴黎的罗浮宫。但是考古学家的证据显示它们在晚期埃及的阿比多斯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差不多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前一个王朝的国王墓穴里，还出土了一个象牙刀柄，上面有一个非常微小的雕像，这个雕像只有可能是在放大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当然，我们今天想要看见也必须通过放大镜才行）。”
　　坦普尔把法罗斯灯塔3的镜子和金字塔的结构联系了起来：“建造金字塔的技术至少可以向后推到公元前3300年，实际上应该更早，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判定那个象牙手柄是第一次那样高科技的生产物，而事实上，像这么复杂的工艺，必定是要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才能形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放大技术在埃及得到运用，是在公元前3300年。金字塔的这一情况接近于地理学上的罗盘，没有人能够搞清楚罗盘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因为它的精确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迄今所知的古埃及的技术。所以，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金字塔如此精确的结构是怎么可能产生的？”


　　英国著名的埃及学专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惊奇于“埃及金字塔的许多精巧的工艺已经等同于很多现代光学技术”。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当彼得勒梅热勒（Peter Lemesurier）考察了金字塔外围二十一亩的精致的石灰岩之后，他说道：“这些石灰岩都根据现代光学技术中的普通精确性标准来进行过水平测定和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