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






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
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
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
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
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
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

战略的三个原则: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
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
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
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
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
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
长期熏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
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
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明兵打野战的战
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
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
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
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
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
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
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
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
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
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
为攻。但他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
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
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
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
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
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
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
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
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
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
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
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
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
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
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






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
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
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①陈子壮:“曾闻缓带高谈日,黄石兵筹在握奇。”梁
国栋:“笑倚戎车克壮猷,关前氛祲仗谁收?忻看化
日回春日,再上邢州护锦州。”傅于亮:“天山自昔
凭三箭,辽左而今仗一夫。秉钺纷纷论制胜,笑谈
尊俎似君无?”邓桢:“冠加荐角峨应甚,赐有龙文
许自专(指尚方剑)。借箸独当天下计,折冲随运掌
中权。”邝瑞露:“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
湖。”“供帐夜悬南海月,谈锋春落大江潮。”“衣布
尚怜天下士,高歌谁是眼中人?”邝瑞露即邝湛若,
广东名士,南海人,后助守广州,清兵破城时不屈
而死。
②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游仙黄石空余愿”。
自注:“袁再起督师,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赤松为
言,疑有所讽,惜袁不悟。”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
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袁崇焕根本没有机
会“功成”,自然谈不上“身退”。不过以他的热血
热肠,即使是功成了,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势必
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③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
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
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④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根据李逊之所著
《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
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
父亲李应昇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
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
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
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
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
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
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
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
名父之子,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
⑤《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
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
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
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
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
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
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
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
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
不告。”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
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
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
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
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
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
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
见当时政治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
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
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
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
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
至。袁崇焕有甚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
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
人大大的不高兴。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
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
“关兵动辄鼓噪,吝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
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
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
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
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
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
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
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
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
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
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

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
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
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
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
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
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
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
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
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
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
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
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
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
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
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
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
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
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
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
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
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
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
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
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
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

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
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
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
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
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






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
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
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
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
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
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
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
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
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

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
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
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
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

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
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

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皇太极

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
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

与它打任何交道。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
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






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
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
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

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
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
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
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
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
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
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
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
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
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
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
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
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
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
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
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






“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
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
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
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
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
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
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
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
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
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①《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
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
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
不能担当大事?
②《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
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③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
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
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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