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强大的后座力涌来,还让我觉得一下子并不适应,但是从镜头中望过去,那个被我瞄准的人已经重重的摔在地上,应该是死了。
我喝了一声:“好!”87派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有了“黑炮”,我们几个狙击手表现的非常出色,一时间打的对面楼里的人和楼之间跑来跑去的87的人都不敢露头了。
而87派好像也暂时停止了攻击,整个厂子外面的枪声慢慢的稀稀拉拉了起来。
双方应该都进入休整的阶段。
不过不幸的是,我们五个狙击手还是有个叫六毛的同志被击中了,一时间没有死,不过看样子也不行了。
我们这边墙上两个机枪手被打掉了,还牺牲了几个同志,也是伤亡惨重。
我大概打掉了对方六个人,赵德民成绩也不错,打掉了四个。
枪声尽管停下来了,但是87派用钢炮放进来的榴弹的密度却加大了,咚咚咚咚的,在厂里面各个角落上爆炸着。所辛整个弹药库都转移到地下去了。
我的妹妹赵雅惠也在这个厂里面,让我很担心她的生死。妹妹一直跟着我,才16岁,以前基本上都是我到哪里去,她就跟着我到哪里去。不过妹妹比我更早加入红卫兵,这个是我觉得骄傲的地方。
这个时候,是1968年。
我叫赵雅君,今年21岁,1948年出生在南海。我的父亲叫赵清途,据说以前是南海最大的地主,而且留学过德国,接受过德式的军官培训,回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了两年,因为进入抗日战争的末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我爷爷用了不少关系从军队中调出来,回南海继承爷爷的家业,同时也在南海开办了一些工厂。应该说当时我们家族在南海是声名显赫的家族。
不过在我懂事以后,这些事情都是母亲和悄悄地告诉我们的。因为我父亲赵清途在1956年被打为反革命,间谍,特务。
后来我也慢慢明白了,父亲有些时候是无辜的。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父亲曾经协助过国民党很多的官员将领从南海撤退,同时父亲曾经也考虑过全家撤到台湾去。
当时应该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找到了我父亲,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父亲没有带着全家到台湾。因为父亲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让他背景离乡实在不是他的希望,而且,父亲在南海一解放,就当上了南海市的工商联主席和治安局的局长,协助共产党维持当地的治安,对于南海的稳定应该是功劳不小的。
不过可惜的是,1956年我父亲还是被打倒了,我记忆中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当着我们的面把父亲五花大绑的抓走了。从此,我没有了父亲的消息。
我和母亲,姐姐赵雅玲,妹妹赵雅惠,弟弟赵雅仁也被赶出来,赶到了南海边上的一个靠近海的小山村里面,母亲也被挂上了地主婆的帽子。
还好的是,那个村子里面大部分的农民都曾经接受过爷爷和父亲的救济,所以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我当时是很害怕的,我印象中爷爷、父亲都是大大的好人,不管对谁都是笑眯眯的很和气,怎么可能变成坏人了呢?这在我父亲被抓走后我一直想不明白,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父亲是坏人,妈妈也从来没有给我过答案。
1957年我失踪过一次,失踪了三天,但是我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姐姐偷偷告诉我,我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不见了的,然后三天后又躺在家门口。但是我记忆中,我只是在睡觉,一睁眼就看到大家围着我哭,我还问大家怎么回事,才知道我不见了三天。
这个失踪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只是从此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慢慢的有些古怪了。
1957年底,我家里不知道为什么着了大火,我抱着我弟弟逃不出去,整个房间都是熊熊大火,眼看就要烧到我们了,我和弟弟的脚下却突然裂开一个大洞,让我和弟弟掉了下去。而且这个大洞还通道院墙外,让我和弟弟逃过了一劫。但是大火烧完后,母亲和姐姐找这个大洞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以为我和弟弟说胡话,但是我知道我说的肯定是真的。还有台风的时候,我在屋外被一颗大树砸倒,眼看着磨盘一样大的一片屋顶就要砸在我头上,但是却突然被什么东西震开了,然后压着我的大树也莫名其妙的断成了两节。
我曾经告诉过妈妈我觉得好像有人总是在打量我,我妈妈会抽我耳光,说我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打量我们。让我再也不准说有谁打量着我的这样的话,耳光挨了几次,我再也不敢说了。不过,我直到16岁,这种有人打量着我的感觉都没有消失过。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很安全。
母亲在父亲被抓走后,性格也大变,母亲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而且也很有文化,但是来到这个山村之后,脾气越来越坏,经常会边哭边责骂我们。而且,母亲也瘦的很厉害,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去劳动,要不我们全家可能都没有吃的。我记得有次母亲病了实在起不来,姐姐也才13岁,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东西吃完后,我们就断顿了,弟弟和妹妹哇哇的哭,母亲也没有办法,陪着他们哭。辛好这个村子里的人还比较好,几个受过我们家照顾的农民偷偷将他们的口粮让给我们一些,这才渡过了难关。
1958年,台湾海峡开始炮战,天空中也不时地有飞机滑过,炮声甚至整日整夜的都不停。我们都以为要打仗了,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了,只是我们全家又重新搬回到城里。父亲每次回来,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而且慢慢的,家的条件也好了一点,有些军人会送一些吃的过来。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和姐姐,妹妹,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戴罪立功,为军队做事,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都是迷。
1958年台海战争打完,我父亲带着一个勋章回来了,并展示给我们一个个人二等功的证书给我们看,并有一封父亲说保平安的信,据说是一个司令员写的。然后父亲被安排到南海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早出晚归,经常见不到人。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我在念书的过程中,开始知道了父亲原来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而且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让我逐渐对父亲有了敌对的情绪,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对父亲没有好气,我觉得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蒋匪和地主的家庭。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我成绩再好,优秀学生永远和我无缘,我不能加入少先队,这让我所有的同学都对我很歧视。我有一个外号叫“小地主”,这个外号让我非常地难受。
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姐姐在1958年以后数次出走,并且经常说她不时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要和家里断绝关系。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了事实,姐姐离开了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也步姐姐的后尘,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
我这个“小地主”,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我1963年初中毕业。当时我16岁,我姐姐19岁,弟弟14岁,妹妹12岁。
红色的岁月就到来了。
1966年,我姐姐主动揭发父亲,居然没有拉上我,而是拉上了我弟弟。
这此揭发,让父亲再次被打倒了。
一阵巨大的炮响,把我的记忆又拉回到现实中。
右边的墙被炸开了了,外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
51|二、禽兽的嘲笑
巨大的震动让我们这边的木台子也摇晃起来,87派的枪声也一下子密集了起来,甚至超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特别是我这边的几个狙击位上,子弹密集的根本的让你无法抬头瞄准射击。
坦克轰隆隆的履带的声音合着炮响就靠近了右边被炸开的缺口,而我们的攻击也向这个缺口集中起来,一个巨大的铁疙瘩就从这个缺口处怪叫着冲了进来。坦克的射击空中正喷射出半米多长的火焰,突突突的不断扫射着,让我们这边的人根本无法靠近。
副队长刘强正在怒吼着顶住顶住,前门我们垒起的一层层的防守沙袋就被炸飞起来,而刘强也被气浪冲得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又一个坦克就笔直的向前门冲了过来。
刘强挣扎着站起来,满脸是血,但是他还是嚎叫着:“撤退!撤退!”
我和赵德民从台子上跳下来,大家一片慌乱的向厂区里撤退着。
对坦克这种庞然大物,我们这些小米步枪只能在给它挠痒痒而已。
难道军队参与了87派?南海的武斗尽管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开始只是大家用根棒铁锹打架,不知道是哪放了第一枪,打死了87派的一个人,大家才开始动用了枪支。
由于南海靠近金门很近,有很多的民兵组织,在沿海的很多村落里面都有民兵持枪,所以,在动用了枪支之后,这种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枪就到了我们和他们的手中。而我们这些红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知道怎么开枪杀人,又都是血气方刚的,很多人从小都认识,都是城北的人。
而87派的基本上都是城南的人,武斗开始之前,就摩擦不断。加上现在大家的理念不同,我们保林派的坚决认为林平文书记是革命功臣,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而87派的人则不这么认为,林平文是反革命的右派,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从林平文书记的事情上,双方从唇枪舌尖的“大辩论”,由剑拔弩张的对峙,发展为街头巷尾的械斗。最后升级到双方真枪实弹的较量。
这个时候,全国的武斗都在进行,也许我们这场武斗只是小儿科罢了。
杀掉自己的同胞,我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我们这边才是真正的革命,而87派他们都是害人虫,死不足惜。更何况,87派在日趋激烈的武斗中,也不断的杀死我们保林派的人,这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怒火,见到对方都是如同见到阶级敌人一样仇恨。
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确的,我有伟大的社会主义理念,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我愿意和一切反对势力斗争,哪怕是牺牲我的生命。
相信尽管是相信,但是有时候,我躺在床上想起这些事情,还是有些怀疑,我到底怎么了,我怎么变得这么残忍了,我从小都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轻易不会和人争吵,甚至杀猪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看,怎么能够这么坚决地结束一个同胞的生命?我会睡不着,对自己到底还是不是正常人有所怀疑,但是我又会很快的自己耻笑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可能是我父亲资本家的身份让我的血液不够红,让我一直有这些资本主义的幻想,才让我对这一切有所怀疑。
而赵德民不同,他曾经和我静静的在深夜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做的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好像都被洗脑了一样,好像都不是自己了。他说他很小就熟记中国的礼仪典章,中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说不清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尽管严厉的警告他,他这样想会走错路,会被人民抛弃的。但是内心中却也波澜起伏,很想就着他的话说下去,探讨一下这个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世界,但是我却没有赵德民这样的胆量说出来。我不会揭发赵德民,因为他和我一样有着不好的出身,如果我出卖他,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出卖自己。
我知道赵德民如果被我揭发了将会得到的下场,因为赵德民至少是完全信任我才敢对我说。而且,我敢相信,有我和赵德民这样疑惑的想法的人不再少数,只是大家都忍着,憋着,谁都不敢说,憋到最后就靠打砸抢来发泄。我和赵德民都念过高中,而且我们小时候都在父母的教育下,接受过不少和课本中完全不一样的理念教育。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是异端,越是觉得自己是异端,就越想在大家面前表现我们和大家是一样的。喊口号我绝对是声音最洪亮的,表决心也是最坚决的,批斗反革命和走资派我也绝对是冲在最前面,下手最重最不留情的一个。
我父亲1966年重新被打倒之后,我参加过批斗我父亲的批斗会,为了表决心,我冲上台去当着数千人的面抽我父亲的耳光,还破口大骂父亲种种的反革命行为。父亲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他的眼神还是很温暖的看着我,这种眼神让我在梦中惊醒过,甚至自己找了个地方痛哭过一次。我觉得我尽管怨恨我父亲的身份,但是想到父亲的眼神,还是揪心一样的难受,我痛哭的时候曾经觉得自己不是人,但是一回到大家面前,大队长们夸奖我革命意识非常坚定的时候,却又虚荣的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也是因为我对我父亲的痛下杀手,我才终于加入了我梦想中的前进大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卫兵。
我曾经问过赵德民是怎么加入红卫兵的,赵德民总是笑了笑,叫我别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也一定有过和我类似的内心折磨,干了些和我差不多的事情。同样的,我也对我曾经抽过我父亲耳光的事情只字不谈,我很害怕在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流露出懦弱的表情。
这种内心的斗争总是在我临睡前来临,让我经常性的失眠。这几天的武斗,我基本上每天只能睡着2-3个小时。
坦克轰隆隆的冲了进来,对于这样的钢铁怪物,我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我们知道我们该往哪里撤退,第二道防线在工厂的二门。但是二门并没有围墙,几栋厂房也是就是二门的屏障,看来,巷战估计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我知道,我们还有法宝,就是炸药包和无数的燃烧弹,等坦克陷入厂区,空间狭窄的时候,一定能够发挥作用。
等我和赵德民冲到二门,重新投入战斗岗位的时候,前门已经完全被攻陷了。87派的人三三两两的从前门和破损的围墙外冲进来,很快就消失在厂房的阴暗处。87派的坦克并没有立即往二门这里开过来,而是三梁坦克一字散开的排在离二门这边七八十米的地方。
看来87派的人也不敢妄动,如果深入到厂区里面,对他们一定没有任何好处。
双方短暂的对峙了一下,谁也没有开枪,只有一些角落里面传出一些零星的枪声。一时间,整个厂区安静极了,谁都大气不敢出,只是都是彼此瞄准着。
然后87派的人开始用高音喇叭喊话:“保林派的人听着,交出林平文,大家还都是革命战友。顽抗到底等待你们的将是死路一条。”
很快,我们这边楼上的高音喇叭也吼叫了起来,气势比他们更大:“87派你们听着,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背叛了毛主席,尽快投降,还有悔过自新的机会。”
这样你来我往的好几轮,这种用大喇叭互相威胁和辩论,早就听得耳朵里面起茧了。只是彼此想用这招来打击一下对方的士气,以及为自己重新部署争取时间。
我用瞄准镜看到87派的几个女同志也从前门中钻了进来,突然心中猛地想起一件事,我妹妹赵雅惠在哪里?她这两天受了严重的风寒,现在应该还在自己的宿舍里面,而她的宿舍,就在二门和前门之间。而87派攻进来了的很快,妹妹不会还没有撤退吧。被87派的抓到可就糟糕了。
我看了一眼我旁边的赵德民,他正全神贯注的瞄准着,我碰了他一下,焦急的说:“德民,看到我妹妹了吗?”赵德民一惊,说:“没有,天啊,你妹妹不会还在宿舍里吧。”
我把手一撑,就要起来。
赵德民把我拉住,说:“危险,雅君!你这样去是找死!”
我又低下身来,说:“那怎么办!”
赵德民说:“你去后面问问怡巧她们,万一你妹妹也撤退下来了呢。”
我略一沉思,的确应该先去问问怡巧她们。
我猫着腰起来,小跑了几步,靠近了我们前进大队的队长王德贵,说:“王队长,我妹妹不知道撤下来没有。我去问问庞怡巧她们。”
王德贵看了看我,立即说:“快去快回!”
我应了一声,就往后面跑去。
怡巧她们这些女战士,都退在八号厂房里面,里面有不少中枪了的同志都在地上呻吟着翻滚着,满屋子都是一股子血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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