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

　　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

　　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

　　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注意，是一个人，看守一百个人。

　　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