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混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地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太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
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
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
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
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
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
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
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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