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