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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