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

　　要特别说明的是，很多材料记载明朝只有一个连中三元者，这是不对的，在洪武年间，安徽人黄观连中三元，永乐靖难时，黄观为永乐所忌，将其名字从登科录上划去，改第一名为韩克忠，所以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三元并没有黄观的名字。在此特为这位忠臣和读书天才正名。

　　【当官的秩序】

　　参加科举考进士是为了当官，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可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十分之可怕。在此，我们先看看他们的组织内的运行秩序。

　　我们前面说过，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当官，就难得多了，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实在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几（从一到几十不等）年，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这个叫“大挑”。那么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说来大家可能不信，是看你的长相，选择方式类似现在的警察局认人，举人们如同嫌疑犯，几十人一队，站在吏部大臣们面前任人挑选。

　　这个时候，长得丑的可就真是叫天不应了，肯定是没有你的一份了，早点回家吧。

　　其实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啊。

　　选中的举人就可以当官了，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所谓清流。

　　这些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区分很有趣，需要详细说说，大家了解这些规则后，就能较好的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

　　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来说明这个问题，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甲是兵部侍郎（三品），乙是礼部郎中（五品），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戊是布政史参议（从四品）。

　　这五个人中甲、乙、丙、丁都是进士，戊是举人出身，他们在兵部大堂相遇，分清官位后，他们按照秩序坐下，大家开始谈话，由于说的不是公事，自然要从出身讲起，此时戊一定会先退出，为什么呢。

　　因为他够聪明！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人中排第二，但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你一个举人连殿试都没有参加过，凑什么热闹。这就类似现在开口问学历，他是北大，我是清华，您呢，总不能说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这个时候上去无异于自讨没趣。而且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十分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情，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等等，就如同围城里的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抛出一句。其实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爬出去的，谁知道呢。这是见面的第一步，摆出身。

　　下面是第二步，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就好谈了，谈下一个问题，何时中进士的。一谈之下，甲是洪武十六年的，乙是十九年的，丁是二十二年的，丙资格最老，是洪武三年的，这就类似今天见面问人：您的哪一届毕业的啊，喔，是师兄啊，失敬失敬。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时候，那三位就要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要行礼。这是第二步，摆资历。

　　第三步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甲说：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一下：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我是二甲第十五名。

　　这个时候丁说：我是庶吉士。

　　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的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来头很大。

　　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他们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

　　你说庶吉士厉害不厉害？

　　这三套摆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了数，将来多多关照啊，科举势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秩序，形成强大力量的。

　　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额外的吸引力，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邻居家大婶大哥看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面子就越大。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古代官员出行都要带一大堆人，前面有打锣的，举牌子的开道。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学问都在牌子上呢！

　　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晃，将来一定要学他！

　　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也是很多人倾慕的。

　　进士的牌子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正九品），官位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何政绩，都可以写上去，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面所说，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

　　【八股】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靠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啊，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朝廷的斗争】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了新的争斗。

　　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

　　有的朋友问道，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确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

　　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以找茬为职业的官员。

　　他们的名字叫言官。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下这些人。

　　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

　　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110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要是他们也徇私枉法怎么办呢，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了，他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大家咋一听，八府的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都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

　　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官位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的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进行审核。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们从不动粗，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书读得少，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方才恍然大悟，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到东林党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

　　朱元璋搞来这群人后，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周观政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时，遇见一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女乐是不准入内的。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说了一句：“我有圣旨在身！”（注意这句话的分量）。

　　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了，可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遇到这么个人，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还特意加上一句，周观政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