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但是蒋介石来势凶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除抵抗之外,别无他法。不打肯定被消灭。我们主张和平,但不屈服于武力,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国共双方一面在战场上彰显自己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战场上的胜败,会增加或削弱谈判桌上的筹码,而为争取社会舆论与人心,谈判不得不继续,而且为战争所不能代替。
国共双方在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上重新对抗,谈判无法继续。激烈的武装冲突和国内剑拔弩张的气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国内中间党派及各方力量强烈呼吁继续和谈,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解决内部争端。美国于1945年12月,再次派马歇尔将军来华,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调解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1946年1月,美国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调解小组,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再开战事,但国共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编入国民党军队的建制,要共产党缴械,是在让共产党自寻死路。毛泽东说:“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军事上并没有占据上风,便往狗嘴里扔扔骨头,投其所好。
谈判是另一场战争。日本刚刚投降,朱德总司令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中共军队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也要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人民的利益。
至于谈判,马歇尔调停初期,共产党在军事上还未占上风,但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军队统帅林彪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
参阅《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揭开四平之战的内幕》,《世界博览》2009年第14期。
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歇尔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国民党就范,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当国民党屡次不听话的时候,马歇尔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中国,蒋介石吃尽了苦头。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我方并无约束力。马歇尔把自己置于了两难的境地。
出力不讨好的调停
可怜的马歇尔,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怀揣理想来到中国。他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执政政府包容其他党派,包容共产党,包括其他民主党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由一党独裁,走向多党执政,双方交出军权,军队隶属于国家。这样民主国家的体制在中国基本上就可以具备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也就实现了。可惜他对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
毛泽东对于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描述:“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所谓的‘调处’期内,马歇尔使用各种狡计,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军火和大量战略物资。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200万人)的80%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有54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后,于7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在8月10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马歇尔的调停并不招毛泽东的喜欢。美国不过是在帮助蒋介石争取时间调度而已。但共产党同样需要时间,也不希望战火再起,生灵涂炭,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促成国内和平,调停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而蒋介石觉得有了特使,自己时时受制于人,总有人处处与自己作对,让自己坐失良机。这位美国将军两边都讨不到好,只得败兴而归。马歇尔将军几乎是在一片骂声中离开中国的。
根据调停精神,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共38人参加。会议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了这些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中国从尧舜禹时代开始,几千年了已习惯于服从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产生华盛顿、拿破仑,只能产生刘邦、朱元璋这类人物。蒋介石坚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有我没你。所以政协会议无果而终,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和平民主的机会。
第2节 战火熊熊燃遍天
蒋介石的自信
抗战后共产党军队已经发展到了130万,还有200万民兵,解放区19块,100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国民党始终不愿容忍共产党的存在,不愿意作出必要的政治让步,自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就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暂时的和平不过是战事准备阶段。面对国民党的战争威胁,共产党自然不能就此退缩,而是坚守政治底线,准备武装抗争。
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同共产党再次翻脸,发动全面内战有其本钱。即便在抗日战争中,消耗巨大,但在与战争直接相关联的军事实力对比上,国民党还是大大超过了共产党。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有陆军86个军,248个师,200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海陆空军19万人,正因为国民党拥有强大的战争机器,因此对于同共产党的战争有着充分的自信。当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四平取得一时的胜利时,更使蒋介石颇为自得,认为已有资本与共产党进行实力较量。
对于如何打赢共产党,蒋介石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认为,交通是现代战争最紧要之处。控制了都市就能控制住交通。都市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人才、物资都集中在这里,能够供给军队,提供支持,是水陆交通的要塞。这样,共产党即使拥有大片土地,也会被国民党的交通线分割截断,后勤补给会觉得困难,不管怎样,控制了交通要塞,共产党的军队永远都处于国民党部队的控制范围,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共产党的部队只能算是“流寇”。出于这种考虑,国民党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将重点进攻始终放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城市和交通线上,而共产党部队还是采取惯常的运动战,很少固守城市。就国民党兵力和作战能动性,不足以凭借交通切断共产党部队的运动转移,蒋介石阻止共产党军队流窜成为空谈。
同窗之间,刀兵相见
为了应付内战需要,国民党军必须维持一定的兵员数量,为此不得不依赖高强度的征补。国民党一贯不得民心,它的征补很困难,基本上靠强迫,抓丁拉夫就是常事。士兵不知为谁而战,缺乏作战积极性,并在不断的战争中投降中国共产党,所以国民党难以维持一支稳定而有战斗力的部队。而共产党发展出一线部队(野战部队)、二线部队(地方部队)、三线部队(民兵)逐级迅速递补的完整机制,并特别注意以实际利益鼓励农民参军,争取国民党士兵投诚反正。在华东野战军中,一些部队的投诚战士已经达到一半以上,技术兵种基本上都是投诚过来的。共产党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尤其是重型武器。据统计,在3年半的全面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有180万人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和投诚,共产党共缴获接收5.4万门火炮,机枪31.9万挺,长短枪316万余支,海军舰艇74艘,当时中共的宣传将国民党军队比作运输队。
虽然共产党对于内战的爆发从上到下都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是与国民党相比,中共毕竟处于弱势,决定与国民党破裂,打一场全面战争并非易事,部分中共高级干部也对战争前景表示担心。因此,中共还是希望全国内战的时间尽量推迟,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这也是中共在6月的和谈中不惜作出重大让步的主要原因。但是国民党不愿意给中共以准备时间,毛泽东反复思考,经过很长时间才下定决心,面对强大的对手,毛泽东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与魄力,他告诫中共干部,对美蒋的压力,我们应该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
共产党鉴于自己在战争实力上的劣势,很早就对各根据地进行战事总动员。要求各地能够迅速行动,充分准备,从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在军事战术上强调运用运动战、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以保有城市为目的。在作战部署方面,中共特别注意强调各战区之间的配合,并随着战争进程不断改变自己的部署。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以人数不多的中原部队吸引了大量的国民党部队在其周边,减少了其他地区的压力。
国民党军有不少新晋的指挥官,如杜聿明、孙立人等人在抗日战争中就崭露头角,让日本人闻风丧胆,但是国民党部队有很多裙带关系,论资排辈,人事关系复杂,这对于国民党军队战事成败影响巨大。中共注重发挥彭德怀、刘伯承等老一辈战将作用的同时,放手让经过实战磨砺的年青一代战将作战指挥,40岁左右的林彪、粟裕、陈赓等成为中共在内战中崛起的新一代将领的代表,他们独当一面,出色地运用大兵团机动作战的指挥能力为中外军界所公认。
国共经过长年作战,将领彼此之间都很熟悉。辽沈战役时,国共双方战地主帅都是黄埔学生,这次战役以国民党大败而告终,蒋介石气昏了头,大发雷霆:“林彪是四期的,而你们是一期,全是一期的,教官打不过学生,一期打不过四期!”
神州大地再起战火
国共全面内战以中原战事为开端。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队、河南军区王树声部队以及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震部队,在平汉路西的鄂北豫南会合,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出任司令员。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时曾经提议要让出这一区域,但是后来形势变化,要求中原部队在现在位置留守,吸引国民党部队,使得解放军在北方能够有发展空间。但是中原根据地在此处建立时间不长,且地域狭小,回旋余地不大,数万大军再次云集,后勤明显供给不足,且孤悬于中共其他根据地之外,无法取得他们的呼应与支持。共产党提出中原部队转移问题,被蒋介石断然拒绝。实际上,国民党早将孤立在外的共产党中原部队作为其歼灭对象,调动大军将其重重包围,只待时机成熟准备下手,实力远不如国民党的中原部队,处境危急,随时有被剿灭的危险。
随着东北战事的升温,国共武装对峙的加剧,中原地区的战事一触即发。蒋介石频繁调动国民党党政军高层在各种场合进行战事动员。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动员了数倍于解放军部队的8个整编师18万人,准备一举歼灭解放军中原部队。
刘峙曾任黄埔教官,一向很受蒋介石的赏识。1930年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就任命刘峙为河南省主席。不过刘峙好赌,同僚为其设宴饯行,刘就把第一军一个月的军饷输了个精光。刘峙只得躲起来不去上任。蒋介石找到了他,逼他说明原委。刘峙只得老实承认自己输光了。蒋问:是现款还是账据?要是账据,蒋介石可以凭借其领袖身份帮他赖掉,估计蒋介石也经常干些为部下赖账的事,可惜刘峙输的全是现款。蒋介石斥责刘峙误事,令其赶紧上任。输掉的现款蒋介石替他承担一半,又借给他一半,这才了了这桩债务。
在刘峙的猛烈攻势下,让人觉得神奇的是,中原部队获悉国民党部署后,快速突围。中原军区负责人出乎国民党意料之外地从国民党部署薄弱地区突围而出,转向豫陕鄂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很快,李先念部队、王震部队、王树声部队竟然分别在平汉路信阳段成功地越过了平汉路。而负责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声东击西,利用国民党空隙突出包围,向苏皖地区挺进。
中原部队的突围行动大大超出了国民党的预料,他们采取疯狂的围追堵截措施,就这样,停战令颁布后相对平静的局面终于被中原战事所打破。内战的战火从东北烧到中原,国共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在苏中、苏北和皖中爆发,华东战场举国瞩目,华夏大地又重新笼罩在全面内战的战火之中。
打的就是王牌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华东一直是国共的主战场。我华东部队在国民党优势兵力逼迫下,从苏北逐渐退向山东,山东成为华东战区的主要战场。在山东,国民党仅陆军司令顾祝同就直接指挥有24个师,60个旅,45万人。这些人集结成三个兵团,向山东中部山区推进。山东面临一场激烈对抗,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和粟裕的指挥下,积极寻找战机。
为了加强对抗,年底,国民党让4个师开进苏北,整编二十六师开进速度最快。由于行进速度过快,二十六师师长已经感觉兵力薄弱,前后没有援兵,孤立得很,他希望自己能够向后撤退。陈毅抓住此次战机,集中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主力,突然出击。恰逢此时师长大人不在,前方群龙无首,军心涣散。当天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快速纵队的战车完全使不上劲儿。作战当天,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全歼。此处战争刚结束,陈毅便命令军队立刻向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一师发动攻击,两师师长被俘,短短几天国军损失惨重。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联合作战。此后,解放军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攻势最后不得不停顿。1947年4月1日,国民党各部在山东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他们打通主要铁路干道,为大规模的调动兵力作准备,逼近华东野战军指挥中心,企图以此扭转战局,一举消灭解放军。
国民党部队此次相当谨慎,稳打稳扎,并且不以一地的得失轻易改变攻打计划,华东野战军几次诱导对手犯错都未达成企图。尤其是汤恩伯部队,一旦发现华东野战军稍有威胁,就调整部署,向后收缩,解放军一时无法下手,战争环境很是压抑。
战争就此陷入了僵局。谁都希望能够打开缺口,华东战局能有所突破,但双方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华东战场形势,牵动着中央军委的心。毛泽东时时关注华东战场。他提醒陈毅、粟裕:忍耐,忍耐,再忍耐。遵照中央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主动后撤,等待时机。这一行动,果然迷惑了蒋介石,他看到解放军后退,认为解放军攻势疲惫,无力决战。蒋介石亲自赶到徐州、济南部署兵力,并下令各部跟踪追剿华东野战军。
战场上的僵局就此打破,汤恩伯终于未能按捺住性子,急于立功讨赏,一改此前稳扎稳打的战法,等不及各友邻兵团统一行动,就贸然发动进攻,矛头指向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汤恩伯之所以敢于发动进攻,是仗着有整编七十四师。整编七十四师,是全美械装备,作战凶猛,机动性强,官兵素质在国民党军队中堪称一流,是国军的精锐师,师长张灵甫更得蒋介石的宠信。自从内战全面开始后,整编七十四师就是急先锋,先后攻占华东的几个重要城市,气焰嚣张。国民党内部有“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中国”的说法。张灵甫向来不把中共军队放在眼里。华东人民解放军早就想灭掉张灵甫的嚣张气焰,他们一听说马上要打整编七十四师,个个摩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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